《论语·里仁》篇载孔子对曾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应答：“唯。”孔子出。门人问曾子：“何谓也？”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所说的“吾道”，当然是指仁之道。“仁”作为“全德”之名，统率诸德目，“忠”与“恕”也在其内，但仁之道所“一以贯之”的就是“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一个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所以它被称为道德的“金律”或“黄金规则”。
《论语·卫灵公》篇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此可知，“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篇载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所谓“仁之方”，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方，道也。”然则“仁之方”也就是践行仁的方法、道路，它“一以贯之”的就是“忠恕”。
朱熹《论语集注》释“忠恕”云：“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其实，“尽己”与“推己”并无实质的差别。“尽己之谓忠”，而“忠”亦是“推其（己）所欲以及于人”；“推己之谓恕”，而“恕”之“推己”也有“尽己”之意。“忠”与“恕”实只“一”道，故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在孔子的“一”道中，包含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统一而深刻的意涵。因此，“忠”与“恕”有着相互补充、相互规定、相互包含的意思。
朱熹说：“推己之谓恕”。其实，“推己”并没有把“恕”的意涵完全表达出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着如何“推己”的重要思想。也就是说，“恕”之推己及人，首先强调的是不要强加于人。《论语·公冶长》篇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这里的“加”即是侵加、强加之意。这段记载与前述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有着直接的联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初始的意思就是：我不欲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要强加于别人。孔子说“赐也，非尔所及也”，这里的“非尔所及”犹如孔子说“尧舜其犹病诸”。对于“尧舜”这样的圣人来说，若要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并不容易；对于一般的“君子”来说，若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并不容易。因此，孔子与子贡的两次对话，都说明了“恕”之重要。
“恕”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我与他人都是同“类”之人。我有独立意志，“不欲人之加诸我也”；他人也有独立意志，故我亦应该“无加诸人”。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匹夫之“志”就是人人具有的独立意志，这是他人所不能侵夺的。因此，仁之“爱人”不仅是对他人有所帮助，把他人作为爱的“对象”，而且首先是尊重他人的独立意志，不要强加于人。这就是说，“忠恕”之道作为社会人际交往的一个基本道德准则，是建立在确认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主体性”的基础上。
《中庸》引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可见“忠”与“恕”有着内在统一的关系，所以单说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可称为“忠恕”。《中庸》接着说：“君子之道四”，即“所求乎子，以事父”（吾欲子之孝我，吾亦以孝事父，下仿此）；“所求乎臣，以事君”（“臣”乃家臣）；“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里包含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此“君子之道四”都是从“忠恕”引申而来。这也正说明“忠恕”是具有通行价值的基本道德准则。
《大学》将“忠恕”之道又称为“絜矩之道”。朱熹《大学章句》：“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絜矩”在这里犹如言“规矩”，就是指基本的道德准则。《大学》云：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朱熹注：“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兴起焉者，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平天下之要道也。”这个“要道”也就是“忠恕”之道（《礼记正义》郑玄注云：“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于人耳。治国之要尽于此。”孔颖达疏云：“能持其所有，以待于人，恕己接物，即絜矩之道也。”）。“忠恕”之道也就是“絜矩之道”，而“絜矩”也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和谐”。
严复在1895年作的《论事变之亟》中说：
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若斯之论，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重视“忠恕”或“絜矩”，这相对于西方文化重视人类个体的“自由”而言，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特点。在这个特点中，也蕴含着其普世性。在法国的《人权宣言》和《世界人权宣言》中吸收了“忠恕”的思想；在《全球伦理宣言》和《世界责任宣言》（见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中则更多地以道德“金律”为基础。我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体现了“忠恕”之道的精神（周恩来曾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求同存异、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等等都“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328页）
“忠恕”就是“絜矩”，而“絜矩”也就是要实现“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儒家的“和为贵”思想，有其普世价值。《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所谓“达道”就是普世之道。
张岱年先生说，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08、209页）。又说：“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而物物归于静止。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而一切止于破碎。……生命之维持，尤在于和谐。如有生机体之内部失其和谐，则必至生之破灭，而归于死亡。人群亦然，如一民族内部斗争过甚，则必亡国、灭族。”（同上书，第194页）如果人类内部战争不已，斗争过甚，则必毁灭人类，并且殃及地球上的其他生物。
瑞典的空间物理学家、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Dr. Hannes Alfven）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1988年1月2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发自巴黎的报道）我认为，这里所说“孔子的智慧”犹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表达的“实践智慧”（参见拙文《孔子智慧与实践智慧》，载《寻根》2003年第6期）。这种智慧是有普世性和现实的紧迫性的。
来源：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