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但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使陈独秀等人深刻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必须从改造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入手，思想的改造比制度的改造更加重要，于是便开始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启蒙运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陈独秀在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下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从上海迁移到北京。在“五四”运动之前，《新青年》主要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主要担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1926年7月，《新青年》终刊。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其攻击的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特别是当时袁世凯和康有为等所主张的孔教。新文化运动把反对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反封建运动，其主要功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倡导民主，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自由民主权利，力求在中国建立与封建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制的国民政治”。二是倡导科学。一方面要与封建迷信、愚昧无知作斗争，强调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具体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强调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一切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
近些年来，有人主张重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导致了传统的断裂，并把这一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并进行理性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异常激烈，今天看来也确实有所不足，但是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一定程度上造成传统的断裂，但是没有完全消灭传统，因为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不光是中国共产党，任何一个政党也没有能力完全断裂自己几千年的民族传统。
其一，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无论是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等，还是对新文化运动持欢迎态度并受重大影响的毛泽东等，他们都是饱读传统文化、谙熟四书五经，同时又对西学有相当了解的人。对于这些懂传统、学贯中西的人士，绝不会简单地以一个否定另一个，不可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只有不懂传统文化或者对传统文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才会全盘否定它。就像今天一样，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指东道西的人，往往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人。甚至可以说，今天凡是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大程度上都是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人。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它对人类社会发生过重要影响，就一定有它的精华，或多或少有其真理的成分。不说传统文化，就是对历史和现实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宗教文化也不能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说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就连饱受西学侵润的胡适，也没有完全摒弃中国传统，被蒋介石称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所以，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在道理上说不通。
其二，新文化运动重点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等纲常名教，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全部，更不代表整个传统文化。无疑，对于儒家的纲常名教这些束缚人性的糟粕必须批判，越彻底越好。但是纲常名教并不代表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学说，他们的学说才真正是儒家思想的主体，纲常名教是儒家的后人董仲舒以及朱熹等人的思想。按照匡亚明的观点，董仲舒和朱熹的思想都是对儒家创始人孔子思想的大篡改，董仲舒在“天人感应”基础上提出的“三纲五常”是对孔子思想的第一次大篡改；宋明理学在董仲舒思想的基础上将“三纲五常”进一步神秘化，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对孔子思想的第二次大篡改。南宋朱熹作《四书集注》以后，“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取代了“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成为读书人必读书目。明代以来科举考试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教科书，从此天下读书人皆读《四书集注》。然而，朱熹的《四书集注》并没有准确反映出孔子、孟子的思想，却有很多歪曲之处，是“四书注朱熹”，而不是“朱熹注四书”。“六七百年来，所有四书五经，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正因此，从清朝开始有些学者就批评朱熹，提出“减一分程朱，多一分孔孟”。“‘五四运动’当年，人们要打倒它，这是必然的。但为什么道理呢？后来才发现，实在打得很冤枉。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这一解释错，整个光辉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层非常厚重的阴影，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传统文化，实质是宋明理学。鲁迅指出：“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这里说的吃人的“仁义道德”其实就是宋明理学所讲的礼教的仁义道德，并不是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以及荀子所主张的仁义道德。
其三，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确实对孔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把孔教立为国教，有特殊的针对性，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当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均以孔教相号召，以建立孔教做舆论先导，国内的“孔教会”、“尊孔会”相继成立，特别是1916年9月20日，康有为发表《致总统总理书》，宣扬将“三纲”为核心的孔教立为国教，写入宪法，鼓吹君主立宪。是否立孔教为国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举什么旗的问题，这一问题至关重要，从而迫使陈独秀不得已而拿起笔从1916年10月到1918年12月，连续写下二十一篇批判孔教的文章。但是陈独秀的这些文章所批判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也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复辟帝制活动的思想言论及实践活动，真正的矛头所向是康有为不是孔子。长时期以来，很多人一直认为“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其实这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误传，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谁也没有提出这样的口号，是陈伯达在20世纪30年代把这个口号强加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其四，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时，已经走向了教条化、神秘化、绝对化，自身的生命力开始变得越来越脆弱，后来虽然出现了明清实学，但是也没能从根本上拯救儒家文化。一种文化一旦走向神秘化、教条化、绝对化，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就会受到极大的戕害，此时如果不借助先进文化的拯救，就逃脱不了寿终正寝的命运。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引进了先进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引进了民主和科学，引进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从而为重新拯救传统文化提供了正确的方法。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科学方法，作为陈独秀、李大钊的后继者们，才能够真正担负起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所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挽救了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起死回生，否极泰来。“今天的人们常常以‘国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动辄将国学的弘扬、文化的复兴联系到‘五四’的所谓偏激与破坏，殊不知恰恰是五四一代开创的‘现代’文化让国学真正具有了走向世界的可能，也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故’的整理。”
诚然，今天我们回头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用革命思维对待新文化这一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用两极对立的思维，用一种决绝的态度对待白话文和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同时废弃文言文；有人甚至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汉语拼音，等等。但我们要历史地分析看待这些不足：一方面，他们当时还没有熟练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并没有完全深入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很可能是知其然而不完全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要推动一个新生事物，很可能会出现一些过激的言论和做法，往往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时段的传统文化观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批判。党的早期领导人要么亲自参加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如陈独秀、李大钊等，要么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如毛泽东、蔡和森等。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直接影响了党在这一时段的传统文化观。
陈独秀在1924年2月《前锋》3号期刊上发表短文——《国学》，直接把国学比为“粪秽”，把胡适、章士钊等研究墨子与名学的行为鄙视为“在粪秽中寻找香水”，把“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国故研究比作为“粪秽中寻找毒药”。当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中指出：“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礼教伦常，固守着无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进行彻底的坚决的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1932年9月6日，湘赣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认为：“文化教育工作，是负有铲除旧社会遗传（留）下来的一切道德、宗教、风俗旧礼教等封建残余的重要作用……”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仍然是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批判，这有其必然性。其一，党在当时的中心任务是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面对蒋介石的围剿和围追堵截，使自己生存下来，保全壮大实力，是第一位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来不及对传统文化进行冷静理性的思考。其二，在文化建设方面，党当时的根本任务是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增强和提高全民族的救亡意识。而按照当时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看法，大多数认为两者是对立的，树立一个，必然要打倒一个。所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必然要批判传统文化。其三，在这一时段，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仍然总体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上，而且当时偏重于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和运用，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并没有深刻系统掌握和熟练运用，势必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其四，批判传统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思潮。这种思潮由来已久，在19世纪谭嗣同就提出要“冲决罗网”，严复提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而胜古”，梁启超把“‘破坏”看成是“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这些都主张通过对传统的批判来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这种思潮也直接影响到党在这一时段的传统文化观。
虽然这一时期，党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态度是批判，但个别领导人已经开始认真审视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瞿秋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以列宁的“两种文化”为指导，开始主张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持批判继承的态度。瞿秋白一再指出，要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人类文化，只有无产阶级能“保持发展人类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先锋队将开“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瞿秋白已经开始运用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原理来分析传统文化，他指出：“死鬼常常会抓住活得人的”，“过去时代的意识往往会残留在现代，任何统治阶级‘总是些骸骨迷恋者’，时常想利用‘死鬼’来钳制‘活人’”。这表明，瞿秋白对传统文化持一种辩证分析的态度，在批判的前提下，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分析传统文化。20世纪30年代，一些共产主义理论家和左翼文化界人士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张申府、柳堤等在北平、上海开展了一次被称为“新五四运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新的思想运动。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次思想运动树立了把本国的民族传统当做民族文化遗产来对待的科学理性态度。他们认为：“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陈伯达认为：“我们和过去启蒙思想家一样，反对吃人的旧伦理和旧教条。吃人的旧伦理和旧教条需要反对，这是不可驳倒的。”但是同时陈伯达又指出：“我们并不是要推翻全部中国旧文化的传统。我们对旧文化的各种传统，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好的，我们要继承下来，并给以发扬；不好的，我们就决不顾惜。”
三、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到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
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以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由批判转向批判继承。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一次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一论述成为党对传统文化正确认识的经典表述。
党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不是偶然的，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一，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党连续犯了两次全局性的错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直接导致了两次全局性的失败——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这两次错误和失败的思想根源都是对马列学说的教条主义。于是，在中国如何对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克服教条主义就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深入研究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中国的实际不仅指中国的现实，而且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所以，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克服教条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然要对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作出科学的回答。其二，日寇为了完全吞占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进行文化侵略，试图从思想文化上、民族心理上征服中国人民。他们借用中国思想文化奴化中国人民，强迫尊孔、祭孔、读经，实行复古运动，运用儒家思想中的封建遗毒来粉饰殖民统治活动。同时，日本侵略者又指责共产党人废弃中国的人伦道德，是从根本上毁灭中国文化。日本侵略者这些文化侵略活动严重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等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凝聚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其三，国民党为了巩固其统治的政治思想的基础，论述其统治的合理性，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文化活动。以戴季陶、陈立夫、蒋介石为代表，打着继承孙中山的旗号，极力宣扬为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作辩护的“道统”说。与此相伴而行，国民党南京政府大搞“尊孔读经”活动，反动的复古运动十分泛滥猖獗。同时，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极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宣扬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不符合中国国情，要求在中国取消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用马克思主义清算传统文化，与国民党号召的“尊孔读经”划清界限，树立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削弱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思想基础，就成为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重要任务。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回击蒋介石集团对马克思主义的非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四，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在思考着抗日战争胜利后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问题，这其中就涉及到新文化的建设问题。无产阶级的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对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有益的因素，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正视传统文化。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在革命战争时期，夺取政权、开展阶级斗争是主要任务，文化建设相比较来说是“小事情”，地位还不十分突出。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新中国成立后，儒学丧失了指导思想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我们观察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此时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在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建设方针，这一方针充分反映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也成为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互关系的准则。针对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价值，毛泽东在1956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鲜明地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实的活人”，提出了“古为今用”的文化发展方针，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在原来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在中共八大上，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思想，指出“对于我们过去和外国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我国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准备不够充分，对待传统文化的上述正确认识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用革命的思维搞建设占了上风，致使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由批判继承转向否定。
四、从1957年反右运动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
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运动扩大化开始，党内的政治生活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左”的倾向开始抬头，后来愈演愈烈，直至“文化大革命”“左”到极点。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以一种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化，从原来的批判继承转变到否定。伴随着“左”的错误的不断加剧，反传统的倾向也越来越加剧，以至于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对传统文化的毫无正确依据的全盘否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反对传统，彻底摧毁传统，在党的思想上逐渐占据了上风，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推波助澜，极力割断现实与传统的联系，反对传统文化，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复兴”传统文化与“扬弃”传统文化的问题当成“保守”与“革命”、“倒退”与“进步”的标志，鼓吹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高歌“厚今薄古”，抨击“帝王将相”。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宣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1973年开始，全国又大搞“批林批孔”，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人在反思“五四”的同时把“文化大革命”中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与“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相提并论，认为两次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在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而且发展成非常激烈的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这绝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以后数十年中，文化反传统主义的各种表现，都是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为出发点的”。林毓生认为：“毛泽东强调的‘文化革命’，并非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无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怎样以意志主动论的观点来强调人的意识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在革命过程中改造人性的重要性，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主观的’因素终究是被‘客观的’社会与经济的现实或实质所制约的。”“文化大革命”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理论依据，所以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五四”运动的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林毓生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专家余英时和国内学者陈来的正面回应。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这种把“五四”与“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相提并论的观点又有所抬头。
事实上，“文革”与“五四”在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上具有本质的不同，两者形相似而实相反。其一，“文革”不分青红皂白，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表现出极强的历史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有百害而无一利；“五四”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重点只是批判否定儒家的纲常名教，反对立孔教为国教，并没有总体上全盘反对儒家思想，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不代表全部传统文化。“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有利的，因为引进了拯救传统文化的科学理论，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鉴辨。其二，“文革”是一场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政治运动，“文革”把批林与批孔放在一起，批孔暗含着批周恩来，“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自上而下，否定传统文化只是上层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而全民跟着盲目批判，“文革”那一代人受害。石仲泉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先后发生的这两场运动（即破‘四旧’和批孔运动），尽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现象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既没有那时的民主精神，也没有那时的科学精神，而且整整十年都是对民主和科学的反动。因此，它没有什么思想解放可言，与五四时期批孔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五四”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其积极意义是深远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自下而上，是一群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发动的，“五四”那一代人受益。其三，“文革”不是“五四”反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恰恰相反，“文革”是“五四”所反对批判的封建糟粕的体现。“‘文革’是‘五四’对立面成分的回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文革’和‘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从实质上看，两者的方向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五四”体现了传统文化所承载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忧患意识等民族精神，而“文革”恰恰是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糟粕的体现。
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
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实际上与党的思想路线紧密相关，思想路线正确，看待事物的方法才正确。在党的历史上，凡是思想路线正确的时候，就能够树立起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态度；相反，形而上学地否定传统文化的背后往往是思想路线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使我们能够重新实事求是地看待传统文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又恢复到了正确的认识轨道上来，由原来的全盘否定转变到继承弘扬，并在此认识基础上，做出了许多可喜有效的成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制度上的保障。邓小平在1980年指出：“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邓小平的这一观点是对“文革”教训的深刻反思，其中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经验总结。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邓小平这里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和“钻研、吸收、融化、发展”实际上体现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思想文化的态度，也代表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继承弘扬的科学态度。
如果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树立起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迈出了在新时期弘扬传统文化的新步伐，那么，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沿着邓小平开辟的这条正确道路，在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实。1990年5月15日，李瑞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专论《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1999年，李铁映发表了题为《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促进中华民族振兴》的讲话。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能否弘扬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弘扬传统文化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在党的十七大上，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声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决心达到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制高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总体包括三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集中体现为红色基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由批判否定到继承弘扬再到提出自信，说明传统文化发展的春天终于来了！
作者原标题：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