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楼宇烈认为，传统文化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如果从整体上把握的话，人文精神可以说是最主要、最鲜明的特征。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高扬君权、重视师教而淡化神权。中国人崇拜天地君亲师，天地是万物的生命之源，君和师是教化的根源，亲是人的祖先和生命的来源。在传统文化里，“天”和“地”并不是西方宗教观念里的神，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神在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二是传统文化高扬明道正谊，强调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在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更重视后者，重视精神境界的提升和人格的完善。在传统文化中，明道、正谊、节制物欲、完善自我人格等观念深入人心。不但如此，楼宇烈还认为西方人文主义的两次发展都与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分别从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东方文明中汲取营养，传统文化对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提出了“新的人文主义”的主张，提出要到东方的古老文明中寻求思想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认为，中国国学之魂，中国学术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就是中华人文精神。他的根据有三方面：一是从中国国学的内容结构来看，文学、哲学、史学、伦理道德学说等人文科学是主体，这就突出地表现了中华人文精神在国学中的显著地位；二是从中国国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可以大体归结为儒、道、佛三教的演变史、关系史，而三教的根本学说是教化人、成就人的理想人格；三是从中国国学的核心观念来看，国学所包含的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归根到底是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主体的需要和精神追求。中国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国学的根本思想，也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人认为把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概括为人文精神，似很武断。一种文化传统决不是一种单纯的“思想传统”或“学说传统”，必须考虑与之相契合的社会历史（制度）现实。判断一种思想文化是否在根本上有“人文精神”，不能单凭其有无“开明话语系统”。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儒学（理学）传统中大量出现的“以理杀人”（“以礼杀人”）现象。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本身极其繁杂，很难概括出它的根本精神。

　　以上看法似乎都有各自的道理，但笔者认为，虽然传统文化流派众多、极其繁杂，甚至各家之间差距很大，虽然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后来被董仲舒以及宋明理学家宗教化、政治化、封建化进而出现大量“以理杀人”的现象，虽然佛家思想是一种宗教，但从儒、道、释所构成的传统文化主要内容以及各家的内在气质来看，仍然可以将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概括为人文精神。理由有三：

　　一是中西文化关于人文精神虽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界定，但重视人、研究人、为了人却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人文精神在西方文化中最早表现为人文主义，是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是在与神文主义相对抗的基础上提出的，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神学），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提倡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自此以后，启蒙思想、西方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西方哲学，总体上都是沿着重视人、研究人、为了人这一思想路向走下来的，都深刻体现了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只不过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时期思想的人文主义、人文精神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启蒙思想是在文艺复兴基础上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人的自由和个性；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理性的关注；马克思主义是对自然、社会、人的思维的一种宏观整体的把握，特别是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宏观整体把握；现代西方哲学则主要是对人的非理性情感、意志、心理等问题的研究。

　　西方至少有一千多年的“神本”历史，有基督教的“神文”文化，而中国文化向来重视人不重视神。在西周以前，中国人虽然崇拜“人格神”，但商朝灭亡以后，周朝的统治者总结商朝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敬德保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转而开始了对人的重视。自此以后，两千多年来传统文化一直沿着这一传统一路走下来。秦汉时期虽然流行谶纬说，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存在封建迷信，汉儒董仲舒虽然提出了“君权神授”说，朱熹等宋儒虽然将伦理道德神秘化、宗教化，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出现象西方中世纪那样的“神本”，而是“人本”。在中国，“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贲卦的彖辞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于这段话，三国时王弼解释为“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唐代的孔颖达解释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中国的“人文”是在与“天文”相比较中提出的，强调对人的礼乐教化，这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的原意。在此基础上，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进一步发展演变为通过研究人的内心精神世界（道德、情感、意志等等）帮助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阐明做人的规律，即是说，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在做人的学说上。这也深刻体现了传统文化重视人、研究人、为了人，只不过侧重点在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上。可以认为，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精神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正因此，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学者们往往都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从中汲取思想资源。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虽然与西方人文主义并不完全相同，但在“重视人不重视神、研究人不研究神、为人不为神”上，两者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人文精神。“就中国古代如儒家就有的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张对鬼神持存疑的态度，不求助于鬼神，而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终极关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是与西方人文主义相通的。”另外，人本主义是西方古典哲学时期以费尔巴哈为主要代表所提倡的哲学思想，主张人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把人放在第一位，反对宗教神学，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也是相近、相通的。

　　二是我们判断一种思想文化的根本精神固然要考虑与之相契合的社会历史（制度）现实，因为任何一种思想文化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概括一种文化的根本精神却主要应该依据这种文化的“思想传统”或“学说传统”，应当看这种文化是否有其“开明话语系统”，因为我们概括的是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而不是民族的根本精神。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主要反映的是这个民族的认识水平，所以主要要从这个民族的“思想传统”或“学说传统”入手，看这个民族说了什么。相反，民族的根本精神与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不同，概括一个民族的根本精神，既要看这个民族说了什么更要看这个民族做了什么。民族的根本精神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实践能力和实践水平，比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要求更高。我们不能因为人文精神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而否定其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因为中华民族就是这么说的，置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否这么做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将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与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混为一谈而否定人文精神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关于中华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将在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思路》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融合”中详细论述。如果因为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在实践上并没有完全体现出人文精神而否定人文精神是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近现代西方文化任何一家一派的根本精神都不能概括为人文精神，因为近现代西方文化虽然重视人、研究人、为了人，但是在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以物为本”、“商品拜物教”现象十分普遍，今天仍然还是这样。诚然，我们也要看到，汉代儒学“天人感应”笼罩下的“以天杀人”以及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笼罩下的“以理杀人”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正如前面所言汉代儒学以及宋明理学都不能在根本上代表儒学，更不是传统文化的全部，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才是儒学的主体和根本，不能依此简单地否定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纵观传统文化的典籍，人文思想贯穿始终，传统文化人文思想的含义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对人自身的重视，凸显人类自身的价值；二是重视通过对人的教化，处理好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关于对人自身的重视，也就是人类自身的价值。儒家认为“三才者，天地人”，把人看成与天地同等重要。“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之性人为贵”、“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都把人看成是万物之最灵最贵着。关于人是天地万物最灵最贵者的原因，荀子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认为天创生万物，按照四时运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地承载万物，成形万物，使生命能够延续，人在天地中间治理万物，使得天地间的万物有一个合理的秩序。道家虽然主张人法自然，但是道家也非常重视人在自然中的重要地位，“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认为人与道、天、地同样重要。佛家虽然认为“众生平等”，但也认为“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认为人在天地之间具有最高贵的价值。传统文化对人自身的重视还体现在对待人与鬼神的关系上，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强调对鬼神持一种存疑、疏远的态度，认为人事重于鬼神之事。老子认为：“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这就是说人的吉凶祸福与鬼神无关，只是与道有关，如果按照道的要求行事，柔弱、处下、不争、无为，那么鬼神也拿你没有办法。

　　关于对人的教化，最根本的是帮助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建立起人对于人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正确关系，从而使人生活在和谐的身心关系、和谐的社会关系、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对于人的身与心、灵与肉、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三家都认为人的精神生活远远高于物质生活，强调人的一生的最大价值不在于追求实现自己的物质需要。重视道德文章的书写是儒家的根本传统，也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的“一以贯之”的道，就是仁，就是要不断加强自身道德境界的提升。孔子最得意弟子是颜回，颜回是得孔子真传的第一人，对道德的追求能够做到“三月而不违仁”，所以，孔子赞扬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认为在追求道德境界的提升中即使吃着粗粮，喝着白水，用胳膊当枕头，也是快乐的，宁可这样也不去做“不义而富且贵”的事情。孔子和颜回在追求道德提升过程中体味人生快乐的精神，后来被北宋的理学家概括为“孔颜乐处”。道家也十分注重人的精神生活，注重精神境界的提升。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人应该“日损”其过多的不正常的物质欲望，专心于得道，人的精神境界应该与道同一，达到“清净、自然、无为”的地步。只有这样，精神境界才能够得到提升，也才是有价值的。道家的庄子更是主张彻底看透名利生死，实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以及“无功、无几、无名、无待”的精神世界的逍遥。佛家更为注重人的精神生活，认为物质世界的有只是“空有”，认为人的肉体只是“臭皮囊”，所以极端地看不起人的物质生活。道家、佛家和儒家虽然追求精神境界提升的方向和道路不相同，但是对于提升精神境界的重视，认为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上三家是一致的。对于人的社会价值，即在人与他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价值。道德修养是为了提升个体的精神境界，个体内在精神境界的最高标准是“内圣”，达到“内圣”这一标准后，就要造就圣功，实现“外王”，“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就是圣人，儒家的学问就是“内圣外王”之学，儒家的目标就是成就圣人。儒家对个人社会价值的重视以强调人的忧患意识为其基本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底蕴，“忧道、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精神气质，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道家的老子也重视人的社会责任、社会价值，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就深刻地体现了老子对社会的关切。正是在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之下，老子才开始思考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思考着统治着如何把天下国家治理好，“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是《道德经》在逻辑上的最后完成，这里深刻地体现了老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思想中也明确体现出一种担当意识。对于人的自然价值，即人应该怎样对待自然才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是对自然的价值，也是对人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对人的价值。在这方面，传统文化中三家都有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可以说，中国人很少有过要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主张。

　　三是有的学者提出传统文化特别繁杂，很难概括出它的根本精神，这种看法表面上看有道理，但如果仔细分析则大可商榷。总体上看，按照现在的学科划分方法，一般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三大类。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中国有“四大发明”，也有丰富的天文学、中医学、农学。中国本土道教也对中国的自然科学有所贡献，中国的豆腐制作技术也是道教徒在炼丹中偶然发现的。但是自然科学并不是传统文化的主体，而是支末。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传统文化中也有政治学、军事学等等，《孙子兵法》在今天仍然得到世界的重视，但是这也不是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不发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不是传统文化的主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重实证、重逻辑思维、重推论，而传统文化在这些方面的系统理论成果很少。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学，因为中国有浩如烟海的文学、史学、哲学、伦理道德学，这些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儒、道、释三家的文化，三家文化分散体现在中国文学、史学、哲学、伦理道德学中。三家文化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三家统一于心性，所谓的“三教合一”的“一”就是指心性。虽然有人习惯上讲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但是修养心性是儒家治世的前提，也是道家治身的关键。儒家讲修心养性，道家讲锤心炼性，佛家讲明心见性，心性修养将三家贯通起来。三家的根本是在修养心性的基础上教化人、成就人的理想人格。

　　具体来看，传统文化的儒家和道家的人文精神是十分明确的。儒家学说总体上看就是帮助人树立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家虽然相比儒家有些消极特别是庄子的学说带有明显的出世意蕴，但庄子的思想以其对逍遥游的追求透彻鲜明地体现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怀。庄子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十分深远，正如李怀宇所言，两千多年来，《庄子》深刻地影响着每个阶层的中国人，尤其为中国知识分子开辟了一个极富弹性的人格缓冲区，当他们在政治宫掖、人生建树等方面遇到挫折、失意之时，总能在庄子的作品中找到皈依和平衡。实际上，老子的《道德经》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这种功能。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形成了互补，儒家鼓励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鼓励人积极入世，在这一过程中遇到挫折时，道家的老子、庄子思想却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所以，南怀瑾把儒家比喻成粮食店，这是每天都要去的，把道家比喻成药店，没有病时可以不去，一旦有了病则非去不可。

　　这里侧重谈一谈中国的佛教思想。表面上看，佛教是宗教，而宗教往往是“神文”而不是“人文”。但是中国的佛教又有它的特殊性。佛教（这里指汉传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到隋唐特别是唐代以前，历经与中国原有儒家、道家的比附、冲突和融合的六七百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化任务，形成了八大宗派。佛教在中国化成功之前，其影响范围是有限的，主要流传于上层统治阶级中。佛教在中国普遍影响到一般百姓是在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以后。在中国化佛教的八大宗派中，无论在教内还是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是禅宗和净土宗，其它派别的影响十分有限。比如，唯识宗（又名法相宗、瑜伽宗、慈恩宗）是当年玄奘西天取经取回并创立的，但唯识宗只在当时玄奘师徒的推展下盛极一时，由于教义教理特别繁琐，不易被人接受，不太适合中国僧人的修行，晚唐以后就逐渐走向衰微，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再比如，唐代道宣创立的律宗（又名南山律宗、南山宗），是中国化佛教中戒律最多、最严、最繁琐的一派，由于其极为苛刻的持戒，大多数僧人难以完全做到，所以在佛教界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在社会上更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无论在教内还是教外，影响最大的是禅宗和净土宗。特别是禅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的佛教，一千多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很多人甚至把禅宗等同于中国佛教。中国禅宗的创始人是唐代的惠能，他对佛教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有的学者甚至怀疑禅宗还是不是宗教了。

　　其一，禅宗把彼岸世界拉到此岸世界，认为成佛的彼岸不在死后或来生。人人心中都有成佛的种性，佛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一个人只要找回自性，只要觉悟了，就是佛，否则就是众生，佛与众生的差别只在是否觉悟。“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正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于西方净土，惠能批评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也就是说，在禅宗看来净土就在自己的心中，净土法门实际上是为那些慧根不够深厚的人设立的一种方便法门而已。禅宗把西方极乐净土安放到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从而缩短了凡夫与佛之间的距离，帮助教徒树立成佛的信心。康德在反思基督教和犹太教中提出了“纯粹理性宗教”，他认为，上帝本身是人要求的结果，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就公设并信仰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对于这样一个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上帝，是建立在纯粹理性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宗教是纯粹道德的宗教。但康德认为，这种理想的宗教只存在于哲学家的想象之中，现实中不存在。实际上，生活于18世纪德国小镇的康德，由于生活的局限性，并不知道他所描述的理想的“纯粹理性宗教”已经在中国产生并流传一千多年了，这就是禅宗。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魏德东认为：“就目前存在的世界诸宗教而言，以惠能为代表的中国禅宗代表了宗教的最高形态。倘若与西方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思想对话，禅宗就是康德所期待的纯粹理性宗教。”因为，禅宗所信仰的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神，对佛的信仰和追求实质是对理想道德的信仰和追求，这种宗教认为道德行为是人得救的唯一基础和途径，成佛就是个人自身得到的自救，不靠外在力量。佛的存在是人的假定，这种假定是为了弥补人的不足。禅宗把佛和众生紧密连接在一起，人佛不二；把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紧密连接在一起，净土与尘世不二。这实际上就是传统文化固有的“神道设教”，为了教化众生而创造出一个神，神是人创造出来的。

　　其二，禅宗打破了传统佛教的修行方式。印度佛教规定了许多修行方式，这些方式被中国佛教的其它流派继承下来，但禅宗一改这些传统，对佛教的修行法门做出了独创性的解释。比如，传统佛教特别强调坐禅在修行过程中的作用，主张长期打坐，认为这是达到解脱的一种重要手段。对此，惠能批评说：“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他认为保持精神高度集中去观察思考清净的境界，并不是真正的修禅，而是一种禅学的弊病。再比如，传统佛教把戒、定、慧称为“三学”，视之为修行的重要内容和达到解脱的必要手段，认为必须首先通过持戒使自己的心理安定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智慧。惠能认为戒、定、慧本来一体，并不分先后，并且认为只要人们保持平等对待一切的心理状态，那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都是戒律的体现，不必一定要执着于遵守某种特定的戒条。正是在这一主张下，禅宗在后来的发展中敢于打破一切清规戒律，甚至出现了“呵祖骂佛”的极端行为，骂佛是老骚狐、是狗屎橛，有人将木制佛像烧火取暖。可以说，禅宗在抓住觉悟成佛这一根本基础上几乎打破了传统佛教的一切修行方式，“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以及后来南宋禅宗高僧济公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禅宗最好的描述和注脚。

　　其三，禅宗把修佛的过程看成是一种主观的自我心理调整。所谓佛，就是觉悟的意思，如果一个人能够获得无上菩提即智慧，就觉悟成佛了。禅宗认为，在人的生命中有两个系统，一个人由于受五欲六尘的蒙蔽而没有觉悟时就生活在迷惑系统中；一个人只要不受五欲六尘的蒙蔽，使自己的心安住在清净的本性上，人就从迷惑系统走出来而进入了觉悟的自性本体中。修佛的过程就是通过心理调整擦去自性本体上的“灰尘”，做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如何按照禅宗进行修行或心理调整？或者说如何才能够达到禅宗所讲的安住在清净本性上？中央党校陈中浙认为就是要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情。这一看法很有见地，一方面，禅宗告诉人们要有一种敢于担当、承担的精神，要有责任意识，只要于国于民有利，不要犹豫推脱，该做就做，这与儒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一切成败、得失、升迁等等，要淡然坦然，不要计较，要做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这与道家又有某种一致的旨趣。说到底，禅宗就是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既要敢于拿得起来，又要善于放得下，要拿得起来放得下。禅宗史上的一个案例最能说明这一点：一个老和尚和弟子小和尚来到河边过河，看到一个女子也想过河，小和尚心想，按道义我应该帮助她背她过河，佛门以慈悲为怀，但是又怕违背了“戒色”的戒律而被师傅批评，小和尚于是左右为难。而老和尚到了河边不由分说义无反顾地背起女子过河，过河以后放下女子依然不动声色往前走。小和尚不明白师傅的做法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老和尚说，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放下了，而你却没有放下。老和尚该拿起来的时候拿起来了，该放下的时候放下了；小和尚该拿起来的时候却没有拿起来，该放下的时候也没有放下。

　　由以上三个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作为中国佛教代表或主流的禅宗似乎没有什么“神文”，相反人文精神特别鲜明，这种人文精神巧妙地将入世和出世统一起来，不仅是出家人的佛法妙义，也是世俗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尤其在今天的现实社会里，禅宗思想更具有重大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原标题：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