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的前提是对其进行精华与糟粕的鉴辨。在传统文化中，何为精华？何为糟粕？鉴辨的标准是立足时代条件和中国实际基础上的科学标准和价值标准。总体上看，传统文化中凡是与时代精神不违背、具有现实意义、能够促进当代中国“五大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都是我们应当秉承的内容。具体看，对传统文化的判断取舍要坚持科学标准和价值标准。用这样的标准来看传统文化，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比如传统文化在本体论、生成论、辩证法、认识论等等方面，一定程度上都体现出科学真理性，在今天仍然具有较强的价值性，这部分内容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无疑属于精华部分。
第二种情况是科学性蕴含在价值性之中。人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人文精神是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人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凸显其价值性，科学性往往蕴含在价值性之中，往往被价值性所覆盖，这也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比如，儒家所讲的道德学说，要求人要求善、向善，要坚持仁、义、礼、智、信。抽象地看这些内容，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积极的价值，但是如果非要对其进行类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求证，似乎很困难。其实，在这些价值性真理中，科学性蕴含在价值性当中，价值性中体现了科学性。因为，人们如果都能够按照这些要求立身行事、为人处世，社会就和谐，历史就进步，也就证明了其科学性。
第三种情况是科学性与价值性不统一。在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论断具有积极价值，但得出这些思想论断的前提是不科学的或者缺乏科学性；有的思想论断是通过“观物比德”的类比方式得出的，是通过比喻论证得出的，而比喻论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论证。对于这部分内容，我们应当取其结论。因为这部分内容在传统文化中占很大比重，一定程度上，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这部分内容就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合理的评判。
比如，《周易》当中有很多宇宙人生的“大道”，表达了“彰往察来”的深刻道理，但这些内容很多都是从象数中推导出来的，而象数本身缺乏科学性。在《易经》中，“有明显将自然现象和人事结合起来思考的倾向。如卦象本身就具有自然现象和人事的双重意味，它既是自然物的象征，又是人事的象征。卦爻辞中也经常将自然物和人事进行类比。”推天道以明人事在《易传》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易家认为，做人的最高标准是君子，而君子的标准则来源于天地运行的64种自然现象所提供的启示。64种自然现象体现的是天道，作为最高的人道的君子标准就来源于天道。在《易经》64卦的《象传》中，有53卦讲君子应当如何取法天道。比如谦卦，卦象是“地山谦”，上为坤为地，下为艮为山。山本来应该在地的上面，现在却到了地的下面。于是易家从中受到启示，认为君子应当卑退为义，屈己下物。并认为，君子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结果必然亨通。这里的君子之道完全来自于自然天道的启示。再比如大有卦，卦象是“火天大有”，上为离为火，下为乾为天。火在天上燃烧，天下的一切都被照得通明，任何东西也无法掩藏。易家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君子应当对世间的一切善恶看得清楚明白，在此基础上要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这里的君子之道也是来自于自然的启示。可以说，《周易》中每一卦的《象传》所得出的君子之道的结论，都是通过“观物比德”的类比论证得出的，这种类比论证明显缺乏科学性，甚至有将高级运动归结于低级运动的嫌疑，但是结论无疑是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取其结论。
比如，无论是传统文化的儒家和道家，都十分重视水，都善于从流动的河水中汲取人生智慧、概括君子之德。孔子特别喜欢水，见水必观。《论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从河水的流逝中感慨人生苦短，应当加倍珍惜时间。针对孔子见水必观，弟子子贡问他，“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说：“夫水者，启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在孔子看来，流动的河水中蕴含着君子立身处世之道。它长流不息，滋润万物，给大地带来生机，好似有德；虽有百折千回，却始终奔流向东方，又好似有志；面对千尺绝壁，一往无前，又好似有勇；水流必下，浩大无尽而不回返，又似有道；清澈透亮，万物于水中都能洗去污秽洁净自身，又似善于教化。河水有如此之多的美德，不正是君子立身处世之道吗！这里，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有德、有志、有勇、有道，要善于教化，但这些君子之道是从流动的河水中获得的启发。道家的老子也很看重水，认为水具有众多的美德。水柔弱，但滴水能穿石；水哪低往哪流，代表水很谦卑；什么脏东西，都能在水中得到清洁，代表水有美德。所以，老子认为人应当效法水，学习水的品德。正可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孔子、老子都取法于水，这些有价值的结论都是通过“观物比德”的类比论证得出的。
再比如，佛家主张人要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这在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这一主张的前提却是“众生平等”，天台宗甚至认为“众生皆有佛性”，提出“无情有性”说，认为“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这显然缺乏科学性。从自然现象中获取人生启示，在禅宗的很多禅诗（佛家称之为偈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苏东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启示着人应该跳出自己所处的狭隘眼界，才能够对事物有一个全面真正的认识。布袋和尚（即大肚弥勒佛）的“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启示着人生有时应该像插秧那样，学会以退为进。龙牙禅师的“朝看花开满树红，暮看花落树还空。若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一同”启示着人生像花开花落一样短暂。
在明确精华与糟粕的取舍判断标准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就是结合时代精神和中国实际对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说明发挥。“思想的继承有多种表现形式，大体说来，可分为单纯思想形式的继承、单纯思想内容的继承和形式与内容的综合继承三大类型。”
关于思想形式的继承，这种继承方式主要是利用传统文化语言的思维外壳，然后赋予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含义，即“旧词新用”、“旧瓶装新酒”。比如，毛泽东所讲的实事求是与班固所讲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几乎完全不同，班固所讲的“实事求是”是指做学问的尊重事实态度。这与毛泽东所讲的在弄清客观事实基础上探索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已经完全不同。邓小平进一步用实事求是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离“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更远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实事求是与传统文化所讲的“实事求是”的关系，几乎完全是思想形式的抽象继承。再比如邓小平的小康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小康”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这主要是利用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小康情结、小康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对“小康”这一思想形式的继承，邓小平的小康理论与传统“小康”思想在内容上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绝对百分之百思想形式的、一点思想内容也不包含的继承，也是不存在的。所谓思想形式的继承，指的是继承与被继承之间在思想内容上的包含性、关联性十分微弱。
对传统文化思想形式的继承，类似于冯友兰所说的“抽象继承”。冯友兰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极左思潮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一个命题。这一命题一经提出，即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和批判，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桩公案。但是冯友兰始终没有屈服，一直坚持着他的观点。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冯友兰的文章，题目是《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他说：“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的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什么是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呢？比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这就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冯友兰的这一命题是科学的，因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一种包含科学真理的思想理论，都是抽象和具体、一般和特殊的统一。所谓“抽象”、“一般”，指的是思想理论中包含的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所谓“具体”、“特殊”，指的是思想理论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我们对历史上产生的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包含继承其“抽象”、“一般”，然后与我们所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特殊”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理论发挥出指导作用。
关于思想内容的继承，这种继承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思想形式的语言，而是利用其内容。比如，我们在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范畴时，经常引用传统文化的阴阳范畴来说明比拟矛盾双方；在讲矛盾的普遍性时经常引用传统文化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讲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时，经常引用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在讲辩证法的发展观时，经常引用《周易》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讲形而上学时，经常引用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等。这种情况的继承，一般只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同时具备这样的思想内容时，才会出现。如果是传统文化的独有，则不会出现。
关于思想形式与思想内容的综合继承，这种继承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占主要地位，而且随着两者融合的深入，其地位会越来越突出。“就思想内容的继承而言，表现形式也非常之多，既有原型继承和变异继承的区分，又有大部分继承和少部分继承的差异，还有主要内容的继承和次要内容的继承的不同。”其一，有的是原型继承，有的是变异继承。关于原型继承，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和合”思想，“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谦受益，满遭损”的卑以自牧主张，等等。这些内容很多。关于变异继承，比如传统文化中“忠”的思想，指的是忠君尊王，在今天我们无疑也要讲“忠”，但主要指的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事业、忠于科学，等等。同时，也包含着对领袖、领导、上级的积极的忠，而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愚忠。这既是对传统忠君尊王思想的合理性因素的吸收，也是对其扬弃和发展。这里所说的变异继承，实际上是在吸收其原来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发展。其二，有的是大部分继承，有的是少部分继承。关于大部分继承，比如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大部分是合理的，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致性的，是我们必须加以继承的。关于少部分继承，比如中国的道教、佛教思想中，也有少部分合理积极的因素，是我们应当加以继承的内容。其三，有的是主要内容的继承，有的是次要内容的继承。关于主要内容的继承，比如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体现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这是“仁、义、礼、智、信”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宋明理学家又将其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从而走向反面，这是该思想的次要内容。我们继承的是其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准则的主要内容。关于次要内容的继承，比如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理念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以人为本”、“民本”思想的继承，但传统的“以人为本”、“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在家天下的背景下，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而采取的一种统治手段，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传统“以人为本”、“民本”思想虽然也体现了对下层百姓的一定程度的“关爱”，但这是次要内容，不是主要内容。科学发展观正是对这一次要内容的继承。
作者原标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和的实质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