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是中国的现实需要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实质是社会意识的构建，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根本上决定于中国的现实。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最根本依据，改善中国的现实社会是两者融合的最根本动力。从当前和今后来看，推进和改善中国现实需要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的建设。加强“五大文明”建设，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的思想理论要素。
从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中体现着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当中也具有丰富的党建思想理论，这些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的根本指导思想。同时，我们也要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西方有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未来中国的政治文明、民主政治不可能完全是当代西方国家的翻版。完全丢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可能建立起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经历了无数次王朝的更替和兴衰，中国的二十四史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中蕴含了大量的执政经验，是我们今天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资源。传统文化的很多典籍比如管仲的《牧民》和《权修》、孟子的《梁惠王》篇、贾谊的《过秦论》、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等，都体现着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经典著作中体现着深刻的为政、为官之道，中国历史上关于人才选拔的“举孝廉”的做法，等等，这些思想和制度在今天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当中的相关思想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的融合。
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人的利益总体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物质利益是基础，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精神利益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人民的物质生活即将达到全面小康，在这种情况下，在继续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代表和实现人民的精神利益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考验，也是人民的新期待。人的精神利益有多方面的表现，但最根本的就是精神家园，帮助人民建设精神家园是实现人民精神利益的关键。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是一部帮助人们在精神上安身立命的文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我们不能狭义地认为只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才能建设起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我们不能把精神家园和精神支柱割裂开，精神支柱是精神家园的核心，是精神家园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的主张是既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积极弘扬传统文化，在实现两者的融合中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从加强社会文明建设的角度看，当前及今后，中国社会文明建设的核心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海市蜃楼”，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上，必须以发展生产力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为根本前提，离开这一前提，所谓的“和谐社会”就是“空中楼阁”。与此同时，追求身心和谐以及人我和谐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价值追求，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和”、“和合”、“中和”、“和谐”、“圆融”等思想，特别是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协调人际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把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资源与今天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结合起来，从而使和谐社会的构建既有“硬条件”，又有“软环境”。
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中体现着“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的统一，内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有很多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论述。这些都是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论依据。同时，传统文化的儒、道、释三家都在总体上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都有着十分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这些也是我们今天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
二、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是中国人健全发展的需要
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物，包括肉体的物质存在和灵魂的精神存在，身心协调，人才能够健全发展，缺少一方，人的发展就不健全。只注重肉体，沉浸在物欲中的人无异于行尸走兽；只注重精神境界的提升而不重视物质生活的改善，是苦行僧，没有一定的物质生活作保障，单独地强调精神境界的提升是空谈。健全的人生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身与心、灵与肉的协调统一，是物质基础和精神境界的协调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是人类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切关照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厢情愿，而是建立在科学真理基础上，是科学真理的必然结论。这种科学真理深刻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性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对于提高和改善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着重要作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们改造客观物质世界、提高人的物质生活质量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其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深刻洞悉为人类提供了系统的科学理论、科学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导下，人们就能够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不断提高改善人的生存质量，实现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首次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对历史认识的飞跃，第一次找到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一次找到了推进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局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里，中国人民取得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的理论，这种解放深刻地体现在使人能够逐渐摆脱思想精神的桎梏，使人类走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与对客观真理掌握的程度紧密相关，理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并把这种客观真理内化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人，精神境界必然会得到不断的提高。同时，共产主义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的最后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必然会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必然会具备共产主义的博大胸怀，立身处世必然会走出自己狭隘的个人主义范围。
以儒、道、释为主的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做人的文化。从促进人的健全发展角度看，传统文化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文化重视人生境界的提升。中国哲学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按照冯友兰的说法，中国哲学的宗旨是提高人生境界，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无用之大用”。中国人极其关注人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功用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对于人生境界，冯友兰说：“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在于当他做什么事时，他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事，并且自己意识到，是在做这件事。正是这种理解和自我意识使人感到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人的各种行动带来了人生的各种意义；这些意义的总体构成了我所称的‘人生境界’。”如何提升人生境界，传统文化开出了道德修炼之方。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道德哲学、道德理性，非常重视道德的教化。悠悠中华文化五千载，道德一线贯穿。“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大学”就是培养大德之人的学问，其目的是在道德的教化下引导人向善，最后达到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至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儒家所讲的学问主要是指如何为人之学，“为道”就是做人，做人的关键在于道德的提升，所以儒家把道德的教化放在治国理政的首位。在人的物质生活与道德精神生活上，传统文化十分注重道德对物质生活的调控作用。孟子认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里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道德，否则就与禽兽无所区别，所以必须对人进行道德教育。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的情感和意志。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很难想象，没有情感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没有情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没有情感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传统文化中有着大量情感方面的论述，性与情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孔子哲学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爱人的基础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若无感情，则无所谓爱人。孟子提出人皆有 “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前“三端”都是情感问题。中国哲学不仅重视情感，而且强调要用理性来调控情感，要“以理节情”。另外，中国哲学重视人的意志，孔子认为：“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老子主张：“强行者有志”，墨子主张：“志不强者，智不达”，等等。中国古语所讲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有志者事竟成”，等等。这些都体现出传统文化对意志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体现出深切的关照，但是马克思主义缺乏对个人内心精神世界的直接关照，特别是对人精神世界的非理性方面鲜有论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也涉及对情感意志的论述，但都是在论述其它问题时有所涉及。今天，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个体安身立命上有所不足，可能也与这些方面有关。传统文化重视个人的内心精神世界，是做人的理论，是提升人生境界的学说，但传统文化离开人的物质生活来谈论道德的修养和人生境界的提高，未免要流于空谈，在实际生活中也难以做到。回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传统文化的道德教化着实有些力不从心，往往是说起来很好，做起来很难。究其根本原因，恐怕是传统文化没有给道德以准确的定位，道德教化作用的发挥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重视道德是传统文化的优点，但这种重视致使道德扩张、道德越位，甚至用道德解释历史，使道德承担起本不该承担的责任。当然，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我们都不能求全责备，对于传统文化也是一样，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今天，由于历史的机缘，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两家走到一起，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共同促进中国人的健全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实际至少包括三个部分：中国现实、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包括以下三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说明，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因为二者的结合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通俗地讲，在中国越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越是离不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在提出这一命题的同时，毛泽东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这里所讲的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总结历史遗产，主要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总结，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认为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而我国的具体特点内在地包含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里，毛泽东所讲的“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国特点”、“中国的特性”，都包括了传统文化的环境、特点、特性。毛泽东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一定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实现两者的结合。如果不能够实现两者的结合，就是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很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教条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指把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包含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所形成的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精通传统文化，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没有对头脑里原有的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全盘抛弃，而是运用新世界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原有的传统文化进行了鉴辨和拯救，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毛泽东思想十分明显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学术层面，毛泽东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典范。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毛泽东在讲话、著作中常常引用中国古人的话借以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在他引用的古人古语中，孔子的话最多。他反对教条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较少直接引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言论。”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不同程度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比如，邓小平理论中的小康思想、“猫论”、拨乱反正思想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小康思想体现着对儒家小康思想的抽象继承；“猫论”来源于《聊斋志异》，原话为“黄狸黑狸，得鼠者胜”；拨乱反正思想来源于《春秋》三传中的《公羊传》，原话为“拨诸乱，反之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前所未有地强调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了“文化自信”，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深刻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这就启示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要深刻地看到，越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越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越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比如，孝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不要认为孝就是让父母有吃有穿有住，你养一条狗、一匹马也得给提供草料和窝棚，关键是要做到敬，否则的话同养狗养马就没有区别了。什么是敬？就是精神上的孝，这才是孝的本质。所以，中国人常把“孝”和“敬”放在一起，叫“孝敬”。什么是精神上的孝呢？孔子说：“父母惟其疾之忧”，就是说，只有当子女生病的时候，父母才为他（她）担心，因为他（她）走的都是正道。相反，如果贪污腐败，偷鸡摸狗，即使让父母住高楼大厦，吃山珍海味，那也不是孝，因为父母天天为他（她）提心吊胆。党的十八大从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试想，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不让父母省心的人，连亲生父母都没有交下的人，可能热爱祖国、对党忠诚、对别人诚信友善吗？所以，孝文化的思想精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理论底蕴，越是在全社会弘扬孝道的思想精华，越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例子启发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进一步讲，一种先进的外来思想文化来到一个国家，要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要成为这个国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普遍接受，就必须善于处理好与这个国家原有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恐怕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越是弘扬传统文化越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
中国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等许多方面。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的现代化要求文化的现代化，而文化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的，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必然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的精华部分，也往往要给与现代的诠释。”弘扬传统文化不是文化复古，必须结合当前的时代精神进行新的整合和说明，其实质是传统文化的自我革命与更新。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复兴都不是简单地文化回归，不是文化复古，都是借助其它思想理论的力量而进行自我革命与更新。在中国历史上，佛学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就开始对中国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产生了冲击。后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形成了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在隋唐时期极其兴盛，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喜爱，致使儒学受到了冷落。后来，儒学对自身进行了“扬弃”，形成了新形态——宋明理学，重新使自己得到了复兴而再次成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宋明理学作为儒学的复兴，绝不是对儒学原封不动的回复，不是儒学的复古，而是在内容、思维方法以及世界观方面吸收了佛学的成分，结合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对自身进行了改造后的“佛学化”的儒学。在世界历史上，欧洲的文艺复兴也绝不是简单地对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回复，而是在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产生的时代背景下，运用古希腊、罗马的人文思想资源进行的富有时代意义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创造。“文艺复兴的实质并不仅仅是对古典文化的复兴，也是对新思想的追求与创造，是一场以复兴古典文化为旗帜，以创造新文化为目的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复兴的本质是对新理论提供思想资源，在新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中使自己获得新的生命。
儒学佛学化、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今天，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不是文化复古，必须借助其他力量进行现代性转换，其中之一是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其一，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对传统文化判断取舍的基本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指向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实现途径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建设。从今天来看，在传统文化中凡是有利于实现人民利益、有利于建设“五大文明”的思想文化就应该属于传统文化的精华。用人民利益标准和“五大文明”标准来辨别传统文化也是最直接、最现实、最可靠的标准。
其二，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转换，实质是借助科学方法对其鉴辨，做出科学解释，做出富有时代性的发挥，实现自我“蝉蜕”。其中之一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使传统文化实现自我革命、自我更新、自我转换、自我发展。比如，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季羡林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精华的内容，它在世界人类文明遗产中的特殊性非常之明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从古希腊一直到古印度，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可是内容这么全面、年代这么久远、涉及面这么广泛的道德规范，在全世界来看，中国是惟一的。”季羡林的这一论述既道出了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优点，也道出了传统文化的缺点和不足。道德理性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因为对道德的重视才使我们中国获得了“礼仪之邦”的美名。但是，重视道德不等于道德至上，如果以道德作为衡量一切事物、行为的第一标准，将人伦道德推向极致，将道德尺度绝对化进而走向重人治轻法治一途，致使道德越位、道德扩张，最终走向“泛道德主义”、“道德决定论”，这就走向了反面。几千年的道德至上致使传统文化形成了只向道德方面着力的单向性，而在其它许多方面成为弱项。中国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发展缓慢，科技进展缓慢，不能不说与传统文化的道德单向性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道德进行重新的定位，还原道德的本来面目，从而使传统伦理道德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发挥作用。
作者原标题：试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和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