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礼的理论的主要发展，是确定礼对人生、对生命的意义，指出礼是人的生命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礼，人就不成其为人。故在《论语》中，孔子反复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礼，无以立。”（《季氏》）认为礼不是外加于人的仪式节文，而是人之为人之所必需。
动物有其自然的生活，但没有礼。人超拔自己于动物、自然之上，有人文以成化，而“礼”是人文的最重要部分。这实际上是把人的生命分成自然的自在的生命与人为的自为的文化的生命两部分，而以文化生命为人的本质的生命与生活。在孔子看来，礼文、文化正是由人的自然生命所发展、提高而产生的，是它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自然生命的否定，又是它的否定的否定。没有君臣上下之分、没有尊尊亲亲、夫妇之别的生活，是动物式的生活。它并不是人的自由与幸福，而正好是生命的不自由、不幸福。自然状态不可避免的争夺，意味着生命的破坏。人的动物本性，并不是充满自然的和谐，而是无节止的残杀、争夺、战争。只有在有礼的文化生活中，人的自然生命与生活才得以真正的舒畅，充满生的乐趣，挣脱自然的粗野与任凭自然主宰摆布的状态，而进于一自为自主的阶段。进入这样的阶段，人的自然生命既得到延续，又得到了滋润、光华，变得精细化，丰富多样，充满诗情画意，有声、有色、有趣。自然所无法展开、展现的内涵，在礼文的形式中、在人的礼文生活中都会创造、展现出来，并日新月异。人正是在自己创造的这种“仪节”“旋律”中，找到生命的表现的形式，展开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创造性。因为礼文是人自己创造，也是人自己不断加以改变的。孔子所谓“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礼，无以立”，其意义正是如此。
对礼的起源，孔子亦作完全人文的解释，认为起于报恩，而“报恩”起于“心”的作用，报恩则心安，不报恩则于心不安。心安与否是礼的直接根源。安不安，出于自然禀赋，不是后天学来的。故一方面礼是人文的，另一方面又是自然的；一方面礼是人为的、外在的，另一方面又是内在的。
礼的根源与基础是心安，故在礼的实践中，孔子最重视的，是行礼的真实情感而不是礼之仪式与节文本身。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同上）“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丧致乎哀而止。”（《子张》）《礼记•檀弓上》：“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以“心安”作为礼的根据，预设了礼的时代性、变异性。因为同样的事，在此一时期是令人不安的，但在另一时期，时移世变，文化观念改变了，又会是令人“心安”的。“心安”是礼的根据，使儒家所制的种种礼，随时代而有不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