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跃进”以后，1962年，全国进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时期。高教部颁发了高教十六条，要求把北大变成“东方的莫斯科大学”，一切工作要走上正轨。北大哲学系决定招考三年制的硕士研究生。中国哲学史专业招考两名，导师是冯先生和任继愈先生。

　　任继愈（左）与冯友兰

　　任先生是全国著名的佛学哲学专家，毛主席接见过，名气很大，又为我们开佛教选修课。大学时，任先生对我也特别关心。我拟发表的文章，他有时把我叫到他家里，帮助修改、指点。但他发给我们的那些佛教讲义、原始资料，令我感到佛学十分烦琐、枯燥，与我的兴趣大不相投。我怕报考任先生学佛学，于是就报考冯先生的。冯先生虽是全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与中国哲学史专家，但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拔白旗”，都是被批判的对象，给他扣的帽子有“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更为嚇人。所以稍有政治敏感性的人是不愿意报名考冯先生的。但我当时对政治不是十分热衷，纯学术研究的兴趣很浓，就不顾后果，决定报考冯先生的研究生。

　　冯友兰

　　考试题目，记得是分析《庄子·齐物论》的思想。我直抒己见，拿起笔，一气呵成，写了许多。自已也不知写了一些什么？不料竟被取上了。

　　1962年9月开学，正式开始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我去请教当时的系党总支书记，应如何当研究生？她讲了不少，大要是冯先生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学术观点上，他是唯心主义，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没有什么可学的，需要的是头脑清醒，划清界线，不受影响。但冯先生搞了一辈子中国哲学，有丰富的知识与资料，是可以拿过来的。这样的教导，在那样要求学生又红又专的年代，当然使我一开始就把冯先生当作了思想与学术上的对立面。这使我和冯先生在思想上一开始就有了疏离和隔阂。若即若离，成了随后我三年研究生和冯先生关系的特点。

　　但研究生们对冯先生是很尊重、佩服的。开学之后，我和牟钟鉴及其它专业的研究生一起去见冯先生，请求教益和指示。冯先生很高兴地和我们谈了很多，说研究生和大学生不同，主要靠自己钻研、研究，有了研究生资格，好像有了渡船，能否划到对岸，就全看你们自己了，等等。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下面两点，一是冯先生说：阅读和研究古人的著作，要不抱成见，优游涵泳。一是做研究和论述，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没有其它的要求和标准。这两点是他的经验之谈，实际上也是所有文科老先生们做学问的经验之谈。在我们这些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学术与思想批判以后、头脑仍然很热的年青人听来，真如一股山泉，令我们格外清凉。

　　冯先生的谈话，让我清楚地看到，虽然经历了思想政治运动和左派理论家激烈的批判，书面上他也不断地检讨，但实质上却是依然故我的。在他自己的范围内（关门和学生谈话），他仍然是他自己。

　　“优游涵泳”，是程颐、朱熹提出的读书方法。朱熹教导学生对圣贤经传，要优游涵泳，潜移默化，使之成为自己的德行与人格生命，常说：“读书须是要涵泳，须要浃洽”；“某所学，多于优游浃洽中得之”。曾国藩在家书中也反复叮咛子弟，读书要“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说：“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两字庶可得之。”（《谕纪泽》）

　　冯先生把这些程朱理学的常谈转介给我们，原是希望我们能在研究生期间，冷静沈潜，专心于做点学问。但随后不久，在北戴河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发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号召，政治形势一日一日吃紧，冯先生对我的希望也就完全落空了。我不仅没有变得冷静、沈潜、从容；相反，更加浮燥、偏狭了。我的三年研究生生活，除了第一年外，基本上是在学术批判中度过的，最后则以在《北大学报》发表的批评冯先生的“孔子新论”而结束。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一度在国内作为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被点名批判过，但冯先生却又一次把它作为对我们的研究要求提出来，我倒确是接受了的，成了我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格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学术的独立和尊严，也是学者人格的独立和尊严的表现。冯先生语重心长，一开始就给我们指出了这一点。这也是北大学术思想之民主自由传统的亮光。

　　【感言】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冯先生的论著是这方面的示范。不论是写中国哲学史的大著作或一篇短论，它一定是持之有故，有切实可靠的论据基础的，一定是有严格的理论论证的。以《中庸》研究为例。传统上认为“子思作《中庸》”。如果不加分析和审查，一定会把许多后来以至汉代的思想当作子思思想。故首先要对《中庸》文本进行审视，确定它的成书与时代，使“持之有故”的“故”真实可靠。冯先生做了这一工作。

　　《中庸》讲：“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明显是秦实现大统一后的话语。“今天下”即作者所见之天下。秦以前是不可能有这种话语的。

　　冯先生说：“《中庸》与《易传》中的字句，亦有相同者。如《乾·文言》云：‘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中庸》亦云：‘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文言》云：‘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中庸》亦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文言》言行对称。《中庸》改字，就不对称了。金按）《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庸》亦云：仲尼‘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易传》出于战国中晚期。上述文字明显是《中庸》取自《易传》。

　　由此冯先生认为，《中庸》由两部分组成。首段自“天命之谓性”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末段自“在下位不获乎上”至“无声无臭至矣”，多言人与宇宙之关系，似就孟子哲学中之神秘主义之倾向，加以发挥；其文体亦大概为论著体裁。故首末两段为孟学之思想。中段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道前定则不穷’，多言人事，似就孔子之学说加以发挥，其文体亦大概为记言体裁。由此，“中段似为子思原来所作之《中庸》，即《汉书.艺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之类。首末两段乃后来儒者所加，即《汉书艺文志》之‘《中庸说》两篇’之类。”

　　可以不同意冯先生的看法，但他的论断是经过分析，持之有故的。冯先生对《中庸》义理的解析，观点与资料紧密结合，谨严、确切、明白，不是将一大堆概念混而为一，无头绪的统说。

　　学术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建立新见解、新范式。结论的正确是重要的；但达到结论的过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更加重要。许多哲学家的思想学术价值主要在其论证过程和方法，其哲学结论反而可能是不正确的，如柏拉图的“共相”，康德的“物自体”、“范畴先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类。论证过程体现的是严谨的科学分析精神。无论作学术或从事政治、管理等等，只有养成讲求论证的严谨科学精神，才有可能成功。这种科学精神才是学术研究的灵魂与价值所在。写学术论文或讲演，只是主观臆断，言而无据，论而无理，陈言堆积，概念罗列，变成一种学风，是会贻误学生，危害国家和社会的。

　　.就《中庸》言，除“子曰”部分，它突出天人同类。《孟子》讲“诚”，绝大部分是副词，真实、实在如此之意。《中庸》则从本体、从天道大讲“诚”，突出“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第二十四章)首章从天命讲到人，认为“人为”——“致中和”，可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称赞“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律”为动词，节制之意。“天时”指阴阳日月五星之会。“袭”为动词，顺畅之意。“水土”即五行水火金木土之简称，乃汉代阴阳律历《易》学之思想。《汉书》即据此将儒家定性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于道为最高”。可以看到，比之孔、孟、《缁衣》《表记》，《中庸》这部分有思想范式的变化，即把孔孟的“人本”，“为仁为已”，“孝弟为仁之本”。“仁义礼智根于心”，“存心养性以事天”，“尽心知性以知天”，改变成了“天本”，由天道以明人事，也即《易》学之思想范式。把这部分当成子思思想讲，历史就被颠倒了，学术就不是使人清醒聪明，而是使人愚昧糊涂了。

　　《中庸》内容杂驳，属汇编体。 “中庸”之“中”是规律、准则、标准、临界点、转折点（过此即彼）之意。汉儒以冬至、夏至为“中”，以春分、秋分为“和”。有“中”才可言“度”，才可言“过”与“不及”。如烤牛排、汉堡包之固定恒定的火候与时间是“度”。太过就焦化了，不及就不熟。如果反转来，大讲做人做事不要“过”，也又要“不及”，变成一种公式——不要太勇猛，也不要太懦弱；不要太刚，也不要太柔；不要太亲热，也不要太冷淡；不要太骄傲，也不要太谦虛；不要太铺张，也不要太简略；不要太激进，也不要太保守；不要太鹹，也不要太淡；穿衣不要太厚，也不要太簿，等等，就成了无用的废话了。（《中庸解析》详另文）

　　冯先生对研究生的教导，已是历史了；但今天大学文科的导师们，不妨转介给年轻的学子，当作开门教言。它仍然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