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复兴儒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前面已言，“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不仅在合法性内容上优于周全于只具有一重合法性的民主制度，同时“王道政治”本身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因为“王道政治”产生于中国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圣王文化”，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的最典型形态。因此，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方向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吸收了某些西方民主正面价值又避免了西方民主弊端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王道政治”。因此，我们要用“王道政治”改造、超越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歧出与变质，才能寻回中国政治文化的自我，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自性，才能回归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文化身份。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不再成为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的国家”，才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与文明归宿，从而才能改写亨廷顿书中对中国文明现状所打的“？”，即在这个打“？”的地方明明确确地写上“中国文明”。而这个“中国文明”靠谁来写？靠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写，靠所有的中国人来写，最根本的是要靠在当今中国复兴儒学来写。 七、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第七个“用”：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 中国近代以来进入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际生存环境，即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支配主宰世界的时代。不讲道德、掠夺别国财富、瓜分全球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盛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着西方列强瓜分侵略的巨大压力，救亡图存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我们的国歌歌词最典型地表达了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最强音。而救亡图存的直接诉求就是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坚船利炮、科学技术以及西方的政法制度、财经制度、工业制度、军事制度等一切能够使中国救亡图存的制度。用一句话概括：救亡图存的直接诉求就是追求国家的富强，因为中国富强就可以避免中国挨西方打，而“落后就要挨打”正是中国近代史中最不道德的又是最现实的一条血淋淋的铁律。（国家“落后就要挨打”就像邻人相处“矮小就要挨打”一样，实在荒唐。）在这种背景下，追求国家富强就是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具体方法就是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因为只有走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不挨打。但是，按照中国的文化观，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古代圣人所反对的“以力服人”的“霸道”的道路，是不道德的道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也是一种不道德的强盗文化、霸道文化，而中国文化追求的是“以德服人”的“王道”理想，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历代圣贤义理之学上的圣贤文化、君子文化。所以，中国百年来追求洋务富强的知识分子如张之洞等人认为中国文化在“体”上（精神价值上）崇尚道德，优于西方文化，本不用学西方文化，但西方列强已打到你家门口了，中国已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威胁，所以在“用”上（器物层面上）不得已为了救亡图存要去学西方文化，即去学使西方富强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中国社会内部中产生的，而是被不道德的外部力量逼出来的。中国人本不想放弃圣贤文化、君子文化走现代化的路，但迫于救亡压力非常不情愿地被推上了现代化的路。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位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诅咒的。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只具有底线公正的意义，即只具有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瓜分侵略的意义，不具有更高的道德意义。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学习的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追求强力霸道以力服人，是没有更高道德的小人文化，说得严重点是违背人类基本道德的强盗文化。因此，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是没有道德基础的现代化，是纯粹追求物质力量的现代化，而没有道德基础的现代化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在国内，现代化腐蚀中国人的精神道德，因为现代化所追求的物质财富本身就是对人性和民族精神最大的腐蚀力量，罗马帝国的衰亡就产生于对东方财富的掠夺占有而腐蚀了罗马人心，明帝国的灭亡就产生于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全民追求物质上的享乐安逸（即郑板桥《道情》所说“最可叹龙盘虎距，尽消磨燕子春灯”）。第二种结果是在国际关系方面，如果中国的现代化没有道德基础，当中国国力强大到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说话资格和影响力时，中国肯定会称霸；中国现在说自己将来不称霸，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称霸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所走的现代化之路就是按照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在走的路，中国已经接受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有力量就称霸”的规则，不可能按照这个称霸的规则做事又不称霸，就如同接受足球比赛的规则参加球赛又声明比赛不是为了进球一样。现在中国人按西方人确立的现代化规则走现代化的路，这二十多来年来玩他们制定的规则比一百年前玩得好了，西方人就紧张了，“中国威胁论”就出笼了，按照他们的规则来玩比他们玩得好他们能不紧张吗？他们看到中国人玩他们规则必然会按这一规则的逻辑行事，所以他们是实话实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规则是不道德的规则，是有力量必然称霸的规则。中国开始有点力量了，他们自然感到威胁了。这就是因为中国接受的西方现代化规则是国际关系中不道德的规则。 那么，怎么办呢？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主宰世界的状况不会改变，因而中国还必须走现代化的路。但是，现代化的路又是一条不道德的路。到底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我们知道，儒学就是道德之学，儒学以道德为首出，最重道德。儒学所体现的中国文化价值与文化特性实质上就是一种普遍的道德精神。因此，在国内，只有用儒学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来指导、规范或者说提升中国的现代化，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才不会偏离道德的方向，才不会变为腐蚀中国人人性和败坏民族精神的负面力量，从而中国的现代化才具有超越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更高的道德意义。 此外，在国际关系上，只有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又保持人类普遍的道德精神，中国的现代化就会从以前追求底线公正的消极力量（救亡图存的力量）变成改变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积极力量，从而才不会因为中国最终国力强大后按照西方的“霸道规则”行事而称霸世界。这是因为儒学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世界，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德服人”的道德的国际秩序，就是要把国与国之间“狠与狼的关系”变成“人与人的关系”，即把国际关系中比拳头大的“动物规则”还原为讲道德的“人类规则”，最终建立一个“道德的天下”。这就是儒学的伟大抱负──“为万世开太平”（张子“四句教”的最后一句）。这样，以儒学道德精神指导的中国的现代化就担负了改变西方不合理不道德的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与道德使命，为最终打破国际关系中“落后就要挨打”的铁律奠定了道德的基础。由于西方文化中没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基因，改变西方现代化不道德因素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儒家文化的身上，具体落在了儒学的身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复兴儒学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也能解决人类的问题，而当今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问题。所以，复兴儒学不仅具有中国意义，也具有全人类的意义。（我们从美国入侵伊拉克与对待朝鲜、伊朗核武器的态度上，实在看不到人类有和平相处的希望。） 八、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第八个“用”：通过儒学解决中国的生态环保问题 儒学在本质上是“天人之学”，儒学强调“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学中的生态环保思想非常丰富，并且是从精神信仰上来解决生态环保问题的“深度生态学”，而不是只从技术、法律层面来解决生态环保问题的“浅度生态学”。比如张载“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思想，邵康节“以物观物，物各付物”的思想，王阳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都是建立在精神信仰上的非常深刻的生态环保思想，可以说儒学就是天然的“绿色之学”。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不顾一切地向自然攻伐索取，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来有的巨大破坏，已经到了毁灭性的崩溃边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生态环保问题，就只有复兴儒学，因为只有儒学才能从精神信仰的深度与高度解决生态环保问题。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不能对这一问题详细展开论述，就简单提到为止。 结 语 以上我们讲了儒学在当今中国八个方面的“用”，通过对儒学这些“用”的了解，我们看到了儒学博大精深的价值内涵与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深远功能。这一价值内涵与深远功能就是《中庸》“致中和”的思想。《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要达到了“中和”，天地万物都能够得其所，这就是“致中和”的伟大功用。“中和”是儒学的根本精神与治世功能，从上述儒学八个方面的“用”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学的这种根本精神与治世功能，即儒学能够使人心和谐、社会和谐、民族和谐、政治和谐、国家和谐、世界和谐、物我和谐、天人和谐、宇宙和谐，这就是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全体大用！环顾当今中国的思想界，没有哪一种思想学说能够解决上述八个方面的问题，因而没有哪一种思想学说在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上能够比儒学更有用。因此，只有儒学才是当今中国最有用的思想学说！只有儒学才能够救中国！既然如此，我们还能像“五四”知识分子那样认为儒学“无用”吗？“儒学无用论”无疑已是一个假问题而不复存在了。我希望我今天的演讲能够使大家达到儒学在当今中国最有用的共识。另外，通过以上对儒学的“用”的了解，我们了解到当今中国在文化上的当务之急就是复兴儒学与弘扬儒学的问题。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责任，也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在此，我谨与在座的同学和老师们共勉。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