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贾巨川，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渭南师范学院教授、《习仲勋传》作者、孔子学堂特聘讲师。这是2013年作者王原的一篇旧文，写成时《习仲勋传》（下）尚未出版，但不久即在当年出版了。因所涉内容较特殊，当时并未刊出，只在个人微博发表。今年12月2日—3日，《习仲勋传》作者贾巨川教授再来济南，到山东大学和孔子基金会举办学术活动，应邀到济南舜耕派出所孔子学堂，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传承——走近习仲勋》为题，为社区孔子学堂人带去一场丰盛的精神大餐，也为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党员干部带去一场生动的党建理论课。现将作者的这篇旧文再次刊发以飨读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5月25日，山东大学主办“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学术研讨会暨图片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高永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习仲勋传》的作者、中共党史研究专家贾巨川等30余位专家学者，来到山东大学参加了研讨。此前，山东大学已设立“习仲勋研究中心”。会议间隙，本报记者专访了贾巨川。“山东大学很美丽，人很热情！”他直言快语道出了初次来济的感受。
（1）平和谦逊学者风范
初见贾巨川，就被他温和的笑容所感染。在采访过程中，学者的平和与谦逊更给人以深刻印象。
贾巨川，陕西省合阳县人，从事党史研究近30年，是以求实严谨而知名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渭南师范学院二级教授。1996年被授予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对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史研究颇有建树。由他独立执笔撰写的《习仲勋传》(上卷)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荣获陕西省政府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和十七大以来全国党史优秀图书一等奖，与《毛泽东传》、《邓小平年谱》一起被中央党校列为“读百本书”书目和迎接“十八大”优秀图书。贾巨川以历史本原为纲，将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勾勒得清晰可见，同时又不忽略历史人物和相关人物的精雕细琢，犹如一幅集众多历史人物和时间构成的“清明上河图”，第一次全面、翔实、生动地再现了习仲勋的人生经历和生平业绩。他还编写并公开发表了12万字的《习仲勋年谱》；承担了经中宣部领导批准的《习仲勋画传》文字撰稿任务。
贾巨川专心于习仲勋研究和传记写作要追溯到1996年秋，当时他已从部队转业并有了9年的从事党史研究的经历，取得了一定成绩。“当时习仲勋还健在，中央有关方面批准编写习仲勋系列丛书。”贾巨川说，当时他刚刚获得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受到了胡锦涛、尉健行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也许正是这些荣誉和各方对他的信任包括亲属的认可，才使他承担起了这一重要课题。
《习仲勋传》再现了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诸多细节。在撰写《习仲勋传》的五年中，贾巨川每年在习仲勋夫妇身边工作很长时间，“幸运的是，习仲勋生前亲自审阅了约20万字的书稿，并给出‘原则同意’的书面答复；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传记的问世。”2002年习仲勋逝世时，根据亲属的提议，贾巨川参加了习仲勋的治丧活动，新华社播发的《习仲勋同志生平》，也出自贾巨川手笔。
（2）严谨治学著青史
习仲勋作为一位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他的革命征程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严峻考验中前进、成长、创造和奉献的，他的人生经历充满风浪和险阻。能够担当习仲勋研究和传记写作的任务，贾巨川说他感到责任重大。
“我初去时，开了一个‘搭架子’会，组织了一个七八个人传记组，后来这个队伍越来越小。领导找我谈话说，谁谁不弄了，你就给咱担起来吧！最后剩了我一个人。”
对史料证据的收集是一个长期、艰辛和复杂的任务，十余年间，他走访了近200名与习仲勋一起工作、战斗和生活过的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亲属子女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使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他查阅了中央、省多个档案馆、图书馆有关习仲勋的馆藏资料；涉猎阅读了数百种和习仲勋有关的书、报、杂志，从中觅取习仲勋的生活与心路踪迹；足迹遍及陕、甘、宁、青、疆、粤以及豫、京等习仲勋革命活动旧址，勘察、照相、绘图、实录、笔记。厚厚的10余本采访本中，细到一场战役是如何打的，在什么地方，地形物貌如何，敌方兵力构成，骑兵还是步兵，都带着什么武器，从哪个方向来的；村子之间的相隔距离，会议举行在什么样的场地，宿营吃饭又在哪里？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不同时期度量衡器。大到时代背景，小到当地方言土语，他都逐一探询，现场感受，目的在于还原一段真实历史，写出一部精品传记。
（3）不把党史人物推上神坛
中共历史是一个波澜壮阔而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其中的历史现象及其之间的关系纷纭复杂，在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原则性强、争议性多的敏感问题，“碰磕”很多。一个事件的记述，一个人物的评介，一个用语，一个词句，都会有不同看法，都可能引起争议。
贾巨川说，历史工作者要守住“实事求是”这条铁规，要有自己的道德遵从，客观真实，秉笔直书，不溢美，不苛求，不拔高，不贬损；也要有直面敏感问题的勇气、追根溯源的精神，要有探索释疑的韧劲；自己对于没有见诸历史文献的，没有亲自考证为真的资料，决不轻易采信。比如毛泽东对习仲勋有过很高的、中肯的评价，这是无疑的。他亲笔为习仲勋写过“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可查的来往书信也有10余封。但是“比诸葛亮还厉害”以及“娃娃主席”之类的话，毛泽东到底说了没有？“我没有看到过第一手资料。”凡此就需要再考证、再斟酌，不可人云亦云。
“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特别是为一位享有盛誉重要领导人写传，绝不能把传主推上神坛，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应超越一定的历史背景、时代趋势和认识局限，不应超越组织之上，要放在一个社会大环境和一个集体里来判断。”贾巨川说，为党的重要领导人写书作传，他非常重视自身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修养，目的在于还原历史的真实，把一个可经历史检验、可资世人评说、可使传主安息的人和事告诉读者。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秉笔直书，书法不隐”这些古训，对做一个合格的党史工作者来说，应当是最起码的素养。记者问：“你比较认可的中共党史专家有谁？”贾巨川没有思索便说出两个名字：胡乔木、龚育之。他们够得上中共党史方面的大家，“虽不能及，心向往之”。
（4）文品见人品，人品出精品
“凡真正历史研究者，心中都有一个太阳，这就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司马迁是我的‘近邻’，司马祠离我的家乡不过二三十里远，小时候我就去司马祠朝过‘史圣’。接受了写传任务后，又多次来到了这里，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德史识给我以深刻教益。今天我们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也要传承优秀的历史道德。”贾巨川说，现在有些外国人写中国领导人的传记，他比较喜欢哈里森·索尔兹伯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写的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但国际上也有“风向文人”，他们写作的动因比较复杂。
《习仲勋传》上卷于2008年出版以后，贾巨川得到了社会各界更多的认可。专家学者也给予积极评价。陕西新闻出版局一位领导读后让转告作者：“文品见人品，人品出精品，作者所用心力字里行间随处可窥。”《习仲勋传》下卷45万字，贾巨川于2009年底已经完成写作，并经两次修订送审。
贾巨川谦虚平实，他说：“其实我也是半路出家的，是从解放军军营走出的党史人，够不上什么家。只不过是在这块党史静寂的园地里辛勤耕耘，精心劳作，没有偷懒，没有耍滑，对得起修史为文的良心。”“既然受命于这份工作，就要对得起这份使命。”“只是自己对习仲勋的研究起步早、时间长，比较认真，比较求实，一开始就定下了较高的目标，‘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凡事没有高的目标，就不会朝着高的方向努力。把《习仲勋传》写成一部精品传记，能够让广大读者认同，能够对社会负责，经受得起社会和历史的检验，能够给社会以借鉴，是我的初衷，也是和传主家属及出版单位形成的共识。”
（5）“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在《习仲勋传》里，贾巨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习仲勋。他说，自己所理解的习仲勋的一生，就是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程。当谈及习仲勋同志的事迹时，贾巨川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第一次与习仲勋见面是在1996年冬天，“当时习仲勋已经退出领导岗位在南方休息。第一次跟习仲勋和他的夫人齐心大姐见过面后，他们对我比较认可。从那时候起，每年有较多时间跟着齐心大姐边请教边写作，有时在深圳，有时在北京，也同大姐一起在北戴河修改书稿。”
习仲勋出身农民家庭，祖父逃荒要饭在陕西省富平县落了脚。他的父亲是勤劳的农民，母亲操持家务，勤劳节俭，贤良淑德给他深刻的熏陶和影响。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星群中，习仲勋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赢得党和人民信任，担负起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他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什么？他个人品格、能力素养、领导艺术、工作作风优秀在哪里？贾巨川努力在纷繁浩瀚的历史资料和访谈口述中努力搜寻他人生的耀眼光点，“正是因为他身上流淌着群众的血液，始终将人民群众装在心里，所以才能背负起人民的重任。”
习仲勋宝贵品质突出表现在他的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群众，从而获得了爱的回馈，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局会议给他做的鉴定中曾有很生动的表述，称他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这种品质和作风在习仲勋身上始终得到保持，他多次强调：“必须深入群众……走出机关，走出城市，深入下层，发动群众，只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贾巨川说，实事求是是最大的群众路线，习仲勋在这方面堪称典范。
1947年冬，土地改革中“左”的风潮蔓延到了陕甘宁边区，是年12月，党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开始纠“左”。习仲勋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对土改的看法；1948年初，他在一个月时间内三次上书毛泽东，提出边区农村应分为老区、半老区和新区，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毛泽东非常重视习仲勋的意见，并批转各解放区参照执行。当“左”的倾向潮水般的袭来时，他敢于直言进谏，勇于负责，这正是习仲勋的可贵之处。
在全国解放后进行的大规模土地改革中，习仲勋说，“我对关中地区农民的比较了解，没有那么多地主。他们许多人自己参加劳动，并不完全靠剥削。”所以习仲勋在领导西北地区土改时，使划分地富成份农户较全国平均数减少了一半左右，团结了许多可以团结的力量。
只有对人民群众的生存、生活状况和他们的诉求有深刻的了解，才能真正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作出科学民主的决策。正是因为习仲勋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群众观点，才能在实践中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体现民情民愿的方针政策，并贯彻执行。贾巨川说：“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仰视被誉之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的。”
（6）领导者要能够包容群众的尖锐批评
贾巨川说，领导人要敬畏历史，敬畏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要能够听得进群众意见，尤其是尖锐批评，包括有人情绪激动时的“骂娘”，这是领导者的一种胸怀和修养，也是执政党的必备品格。习仲勋说过：“刺耳的话有时能使我们出一身冷汗，但可以使领导时刻保持惊醒。”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一度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村粮油统一购买、统一销售，农民生活十分艰苦，尤其是食油短缺，陕西家乡有人写信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其中有一句“清油二两，想起老蒋”，反映农民食油紧缺的实际。信中还举例说：一位农民赶着木轮大车运载粪土，由于车轮没有润滑油，车轮“吱扭吱扭”响个不停，而关中一带就是用食用油来润滑的，这位农民就对着车轮撒了一泡尿，生气地说：“人都没油吃，你叫唤个啥！”
习仲勋要求秘书把这段事例写入信访简报，上报国务院领导。秘书在整理来信时有些为难，没有写入上述内容。习仲勋看过之后即问秘书：“那么生动的反映民情的实例怎么没写上呢？”他让把这些事例补写进去，“要把真实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报告毛主席”。
贾巨川说，习仲勋这种作风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执政党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能够包容群众的骂声，是领导人的一种基本素质，也是执政党的一种自信。如果只听顺耳的、颂扬的、歌功颂德的话，就可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像鲁迅先生说的被“捧杀”，落得“人亡政息”。
（7）“有麻雀飞得高吗？”
贾巨川说，他见到的习仲勋尽管是已离开领导岗位晚年的习仲勋，但是他所特有的一种质朴、睿智、谦逊，仍然给人以深刻印象。
打开《习仲勋传》上卷第一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古诗《悯农》。贾巨川说，在与习仲勋女儿的交谈中，他注意了这样一个细节，即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习仲勋吃饭的时候总是教育孩子们珍惜粮食，就和孩子们一起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当时我想这不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最本质最纯朴的品格吗？正因为他心底珍藏的这种感情本源，才使他与劳动人民有着与生俱有的天赋之缘，才砥砺了他的伟大人生。这不正是写传最好的切入点吗？于是这部计100万字的长篇传记、习仲勋近90年的辉煌人生就从这里走向读者。
给贾巨川记忆很深的还有另外一件小事：一位在西北地区工作的领导去拜望当时在南方休息的习仲勋，一见面就热情地说：“习老，你在咱们西北享有崇高的威望！”习仲勋不为所动，冷静地问：“有多高？有麻雀飞得高吗？”
朴实的一句话却蕴含着共产党人根本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