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国学不是简单复古，弘扬国学不能让落后迷信的东西泛滥，也不能借国学之名行谋利之实。功利化、商品化、快餐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都是国学传播的大敌。
一个时期以来，“国学”似乎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当一些传统经典《论语》《道德经》备受追捧时，“国学”正在抛开那种古雅而深奥的严肃形象，以“时尚”的名义，走入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如何理解国学，如何弘扬国学中的精华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输入精神性滋养，这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习近平主席近年来关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有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他提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里强调的“四个讲清楚”对我们理解什么是“国学”、如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都有指导性意义。
什么是国学？一般认为，“国学”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周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原意是指国家所设立的教育机构和学校，但这与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国学”在内涵上已有根本的区别。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内涵比较接近。
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提出，“国学”就是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诸子、制度、内典、理学等。胡适则认为，“国学”是“国故学”之简称：“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季羡林先生也曾表达过自己对国学的看法，认为“‘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他还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认为“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中国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虽然人们大都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意义上来界定“国学”概念，但在谈及“国学”的主要内容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偏重于儒学。例如章太炎在《国学之统宗》中曾认为《孝经》等儒学经典是国学之统宗。马一浮甚至直接主张儒家六艺之学就是“国学”，认为“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这种偏重儒学来谈“国学”的观念在当下尤甚，各种国学班、讲经班等讲的内容大都是儒学或以儒学为主，各类国学读本多数也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要经典。虽然大家也都在说“国学”不等于儒学，“国学”的内涵更为丰富，但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在讲儒学，某种意义上，似乎儒学就是“国学”。
其实，儒学虽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却并不等于“国学”。“国学”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化的集中反映，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国学”包括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建筑、绘画、天文、地理等都可看做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包括从印度传入而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历史地看，“国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我们现在一般在概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会说它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不同的发展时期。可见，“国学”本身就是在众多民族的融合、多种文化的交汇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发展既是中国本土多样性文化互融互补的产物，也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在上千年的演变发展中，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佛和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儒、佛、道三教成为国学的三大主干，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三教之教，并非宗教之教，而主要是在“教化”的意义上使用的，其中儒学是否是宗教，学界还可以继续讨论，但称儒、佛、道为“三教”，却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认为儒、佛、道这三家都具有辅助王化、教化民众的社会文化功能，故以“三教”名之。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儒、佛、道三教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三者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中华思想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因此，儒佛道三教关系也成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切入点，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与精神。
历史上，儒佛道三教曾在经国、修身和治心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如古人所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当然，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三教在历史的演变中往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三教之“异”有“异中之同”，三教之“同”又有“同中之异”，三教的异同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唯其如此，三教才呈现出了生动而丰富的多彩性并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国学生生不息、具有生命力的体现。
那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如何让国学的精华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呢？习近平“四个讲清楚”中强调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给了我们重要提示。他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对此又有进一步强调，“中华文明经历了 5000 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这里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强调了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就是突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性作用。中华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也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巨大的精神作用。
例如，国学中儒、佛、道三教人生哲学的融合互补，就对现实的人生和现实人格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它要求人既入世有为，积极进取，又在精神上超越成败得失，无所烦恼；既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又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心灵的清净。这无论是对个人的生存还是对社会的安定，显然都是有一定意义的。儒家所提倡的积极入世有时会在现实中遇到挫折，甚至难以实现，那么道家和道教避世法自然的人生理想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其提倡的随顺自然常常可以成为调控心境的重要手段。若入世不行，避世也不成，佛教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既可以给逆境中或欲求得不到满足的人以精神安慰（有时是麻醉），也可以帮助人以出世的心态来超然处世，化解入世与避世的矛盾对立，使人不致于过分沉溺于世俗的物欲而不能自拔，不至于为此生此世的不如意而过分地烦恼。历史上，儒、道、佛三教曾分别以不同的人生哲学来满足现实生活中的人同时可能具有的多方面的需要或不同的人在复杂曲折的人生道路上不同阶段可能具有的不同需要，今天我们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剔除其中的糟粕，继承发展其中的精华，就能使其在中华民族建设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继续为中华民族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
为了让国学精华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要特别注意发挥国学的精神性资源的作用，同时要注意防范和克服一些不良倾向。复兴国学不是简单复古，弘扬国学不是要取代马克思主义，不能让落后迷信的东西泛滥，也不能借国学之名行谋利之实，功利化、商品化、快餐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都是国学传播的大敌。当下还要特别注意克服工具化。以儒学为例，儒学在历史上就曾成为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工具，科举制度下，它又成为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孔子所说的“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国学不是装点门面的饰品，而是人们构建精神家园的资粮。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必将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期待着国学中优秀的精神文化资源，特别是其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社会主义新道德新文化新风尚中，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