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时代任务。经典阐释作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性工作，质量水平事关重大，按照实现“双创”的要求，也应该做到与时俱进、与时偕行。结合阐释研习的体会，个人感觉，儒学经典阐释工作应注意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
一要立足原典，处理好源与流的关系。任何一门学问，其精髓必集中蕴含于原典文献之中。深耕原典，是经典阐释的基本功夫。后世的阐释再权威，也不过是佛家所说的“指月之指”，眼睛只盯在手指上永远无法看到月亮。有的学者甚至是随着手指看手指，问题就更大了。但由于原典文献时代久远，社会状况和文字文意变化等原因，理解起来并不容易。一般来说，后世的阐释理解起来则要容易得多。依靠这些阐释去解读原典，便成历代阐释者共同的选择。这样做的好处是便捷，但流弊也显然易见，那就是一旦选择的阐释出现偏差，极易被误导蒙蔽，结果是皓首未必穷经，下了很大功夫，最终所学不过是那些阐释，理解的也不过是阐释者的思想，并非原典真精神。比如，宋代学者对于“克己复礼”的解读，至今依然让很多人误以为孔子主张压制人性和复古。史上早已有人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流弊，于是提出“书不读秦汉以下”“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份孔孟”。要克服这样的流弊，最终必须回到原典，在精读细研上下实功夫、大气力，“以经解经”，注意发现经典的内证，相关经典的互证。这是一个看起来比较笨拙但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后世权威阐释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但参考中要特别注意不能抓住一家不及其余，要注重对比分析，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的原典章句和观点主张，更要慎重比较之后回到原典系统思考深入辨析。研究经典的不真懂原典精神，把传统文化活的精神变成死的学问，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值得重视的大问题。某知名学者曾私下坦言：“如果让我系统讲《论语》，还有没做好准备呢。”足见这个问题的严重。
二要深入历史，处理好经与史的关系。南怀瑾先生主张，研习经典要做到“经史合参”。这对我启发很大。历史就是当时的现实，任何思想都是现实的产物。不了解历史就难以真正理解相应的思想，就可能陷入以今臆古、以今非古、望文生义、断章取义。比如《论语》是公认的承载孔子思想最权威的儒家经典，但这是一部记言体或者说语录体的著作，所记孔子的言行几乎都没有发生背景和前因后果的交代，如果不能借助历史文献做相应的补充，就很难搞清楚真实的含义，容易造成曲解、误解、错解。千百年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儒家文化之所以产生那么多不正确的认识，与此有密切关系。只有深入了解历史，才能以体贴之心去体会经典要义，尽可能减少误解。比如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很多人据此批评孔子轻视妇女，把女子与小人并提，还说“难养”。很多阐释者煞费苦心为孔子回护，结果造成更多的纷争与误解。如果能够联系当时女人不能读书受教育、不能外出工作等历史事实，就可以理解当时女子视野受限、经济不独立对人有依赖的事实，“近则不逊，远则怨”是必然的，这样的情况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不过没有了男人女人这样明显的界线分别。所以这只是一个孔子细致观察后的事实判断，而非轻视妇女的价值判断。孔子这话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因为当时女子有这样的实际情况和心理特点，与之相处要特别小心，特别用心。这样的话，孔子对妇女不仅不是轻视，反而是重视。这样理解，才合乎孔子儒学的仁爱精神、修己安人的价值追求。
三是把握精义，处理好本与末的关系。任何一家学派，都有其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与根本主张。这是一个思想流派历久弥新的价值所在。原典论述可能很丰富、很庞杂，但都服务、服从于其核心精神。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经典阐释必须首先注意把握其核心精神，这样才能立住根基，做到融会贯通，否则就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也只有把握住其核心精神，才能建立起根本的判断力和鉴别力，区分出后世阐释的对错、优劣，不被误导。比如阐释儒学经典，必须先准确把握孔子儒学修己安人、修齐治平的基本主张，掌握住这一点，才能融会理解其修养论、社会论、政治论、教育论等丰富论述，而不是断章取义地去穿凿附会某个方面甚至有着特定历史背景的某句话、某个词、某个主张，更不会被后世错误的阐释牵着鼻子走。很多人一儒家就想到对政治的攀附、压制人的纲常礼教甚至愚忠愚孝，如果建立起儒家学核心精神，这样的误解自己就能消除。再如孟子说过一句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话几乎妇孺皆知。就连普罗大众都认为中国人重男轻女是受了儒家的影响。联系文本即可明白，这不过是孟子为大舜“不告而娶”的辩说而已，并非他的主张。如果我们把握了孟子思想的核心精神，就自然能够产生判断的理性，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主张。这就为深入研究准确阐释提供了可能。任何一部经典的阐释都是如此，把握住核心精神，就能理性开放地而不是固鄙保守地对待经典文本。在这方面，孔子、孟子都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比如《孔子家语?五帝德》记载，宰我问孔子：“我曾听人说‘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是不是人呢？怎么能活三百年乎？”孔子详细介绍了黄帝的智慧、仁德和圣功，然后说：“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从这个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理性智慧。《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鲜活的事例。孟子也有这样的智慧。《孟子?尽心下》记载，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要知道《尚书》是孔子整理过的文献，孟子依然可以理性对待、批判取舍。孔子孟子这种对待经典文献的理性智慧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为我们阐释古老的传说、神话、史实杂糅的各类经典文献提供了理性思考的导引。这样的诠释，才能传承经典要义，让经典精神、优秀文化生生不息。
四要关注当下，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经典之所以流传，是因为它具有超越时代的精神价值。经典阐释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准确把握其精神价值，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以服务于时代发展、社会建设、民生福祉。用老子的话说，叫作“执古之道，以御今之”（《老子》第十四章）。所以经典阐释必须克服泥古守旧，树立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思维，否则不仅无助于、甚至可能阻碍经典精神的传承。《中庸》记载，孔子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时”即与时偕行、与时俱进是孔子儒学的基本品质之一。人们之所以对孔子有泥古守旧甚至开历史倒车的误解，就是很多经典阐释没有做到这一点带来的流弊。几年前，曾听一位学者在讲座中阐释儒家的忠孝思想。当时台湾的陈水扁刚刚下台不久。谈到忠道，他居然说：“我前几天在新闻里看到，陈水扁被台湾民众在机场当众踢了一脚。我就想，他毕竟做过台湾的领导人，你们这样对待他，忠道何在？”谈到悌道，他居然又感慨地说：“悌道就是兄友弟恭，现在都一个孩子，连落实的基础条件都没有了，所以我特别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当时我很感慨，因为陈水扁做过台湾的领导人，就无论他有怎样不堪的表现都要尊敬他，这是忠还是愚忠？孔子明确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无礼凭什么要求臣忠？君不君凭什么要求臣要臣？《论语?颜渊篇》中，司马牛忧虑“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时，子夏劝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一般认为这是他转述孔子的）。这位学者对悌道精神的解读，显然是太过狭隘了。诸如此类的阐释，看起来是在弘扬儒学，其实恰恰违背了儒学精神。中央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双创”，这个要求至关重要。任何一种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有其历史局限性，只有着力创新创造，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彰显历久弥新的精神价值。
五要注重实践，处理好知与行的关系。这看起来是个题外话，其实很重要。人文经典阐释的最终目的是继承经典精神、实现对人的教化、推动社会的善化。而人文教育的重点是人文精神的践行而非说教，所以阐释者应该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否则无益于自身学养的提升、人格的养成，也会制约经典精神的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历来讲究道德文章，其中大有深意。正如《中庸》记载孔子所说：“力行近乎仁。”《论语》开篇记载孔子的论述“学而时习之”，体现的就是他一以贯之的主张与品质——注重践行。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实践。任何一门学问，根本的生命力都在于此。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宗教家，都首先是他们思想主张的笃定践行者。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涵养了伟大人格，用自己的行动铸就了伟大思想。也正因如此，他们才会有那么多坚定的信仰者、追随者。“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其行”。这是自然的效果。《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孔子孟子都是这样的人，因为一生笃行自己主张的价值观念，得到了众弟子的由衷敬仰、坚定追随。经典阐释者也是一样，应该以自己的力行去继承经典精神、养成高尚品格、助力经典弘扬。这样一个精神，也应该贯彻到经典阐释中去，即注意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一切学问最根本的生命力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本文是作者2019年8月21日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经典阐释与伊斯兰教中国化”学术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