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这里所收的二十一篇文字，是我在上世纪末、新世纪初的这些年所写的部分文章，其中有的已经发表在纸质刊物上，也有的只在网上发表过、甚至未曾发表。这些文章围绕着一个主题：生活儒学。
生活儒学的思想是我在这些年来的思考中逐渐形成的，而“生活儒学”概念的正式提出则是在2004年5月的一次网上讨论中。那次讨论是围绕着我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议——回复陈明的一封电子邮件》一文进行的。虽然在这次讨论中，我才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概念；但实际上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里，我就已经实质性地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思想，本书中第二、三、四、五部分所收的一些文章，就是证明。随后，在一系列正式文章、网络言论、讲演及教学中，我对自己的生活儒学的观念展开了阐述，引起了一些反响。此后，拙文《生活儒学导论》发表。2004年12月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牵头、北京地区一部分活跃的中青年学者组成的“青年儒学论坛”，在干春松教授的主持下，曾就拙文《生活儒学导论》组织了一次专题研讨。
“生活儒学”的提出，有其当下的语境。首先必须指出的，就是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儒学复兴运动”是我在一次网上讨论中提出的，意在对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思想趋向给出一种概括性的标识。这个标识，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儒学复兴运动所面临的语境，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观念的语境，另一方面则是现实的语境。就观念语境看，儒学的复兴在深层观念上面对着当代哲学或者当代思想，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观念。这是我们必须加以应对的，否则就谈不上儒学的复兴。这是我所持有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儒学”的复兴，虽然并不等于、但无疑首先是儒家“哲学”的重建。但是，这种观念的语境有其现实生活的渊源，观念本身也归属于生活。因此，儒学的复兴，首先面对着现实语境。这种现实语境，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生活样式本身。这就是我所不同于那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的地方：在我看来，我们的出发点始终是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用儒家的话语讲，唯有生活，才是我们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
目前，围绕着我所提出的“生活儒学”的讨论，仍然在以各种文本形式进行着。为了进一步深入讨论的方便，我产生了把相关的文章结集出版的想法。
考虑到利用起来的方便，这个集子的编排方式，并不是按照文章的写作、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而是根据文章的性质及其内容安排的。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部分：正式阐述“生活儒学”思想的文章
1．《关于“生活儒学”的一场讨论》是一个例外，不能算是一篇文章，而是2004年5月开始在“孔子2000”网的“儒学新教化”论坛上展开的一场讨论的一个整理稿节选，2004年6月首次发表于“中国儒学网”。这场讨论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的生活儒学思想虽然是在过去几年中逐渐形成的，但是在这场讨论中，我才第一次正式明确地提出了“生活儒学”这个概念。
2．《生活儒学导论》写于2004年7月至9月，是我第一篇较全面地正式阐述自己的“生活儒学”思想的文章，具有某种“宣言”的性质。实际上，它是计划中的《生活儒学》专著的总导言。
3．《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 ——“生活儒学”问答》写于2005年1月，是应干春松教授之要求而作的。其缘由是：干春松教授主持着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的“青年儒学论坛”，论坛的参与者是北京地区的一部分相当活跃的、在立场上至少是同情儒家的中青年学者。2004年12月11日，论坛专门举行了一次对我的“生活儒学”的讨论。会后，大家议定出版一本“青年儒学论坛”历次研讨的集子，其形式是：每一次的主讲人均就自己所讲的题目，各自写成一篇问答，收进这个集子。“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这个题目是干春松教授给我指定的，但我觉得很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活儒学”的宗旨：不是面向古人、古书，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面向我们当下的生活。所以，这个自选集也以之作为标题。在这篇问答中，我力图通过一种简洁的形式，整个地端出我的生活儒学的整体构想。
4．《从“西方哲学”到“生活儒学”》是我于2004年12月8日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一次讲演的记录稿。讲演是应廖名春教授之邀进行的，属于他和李学勤先生共同主持的“名师系列讲座”。在讲演中，我从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入手，引向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阐释；而这种阐释所依据的，自然是我自己的“生活儒学”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这次讲演中获得了某种比在《生活儒学导论》中更深入、也更生动的阐发。
5．《绝地天通——从生活感悟到形上建构》写于2004年9月—2005年1月（在半年中多次放下、改写），是在生活儒学的视域中去审视中国的原创时期的观念构造过程。我认为，这个过程对于我们如何重建儒家形而上学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6．《论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思想》写于2005年2月，是针对中国人民大学张志伟教授对我的批评的一个回应。在2004年12月北京“青年儒学论坛”上，张志伟教授曾就我的《生活儒学导论》提出了一篇郑重的书面批评，这令我很感动。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批评仅仅针对我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而不正面针对“生活儒学”；然而这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便于专文就生活儒学的观念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作出澄清。
第二部分：有助于理解“生活儒学”思想之形成的文章
这个部分所收录的文章，发表的时间是最早的。之所以收录这些文章，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从这些文章里，或多或少可以看出我的“生活儒学”思想是如何逐步形成的。
1．《“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写于上个世纪末，其真意在于探索中国未来政治的走向。文章提出，“五四”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之所以不成功，主要是由于两大脱离：一是脱离现实，二是脱离传统。此文与生活儒学的关系在于：对“（脱离）现实”的思考预示着后来对“生活”向度的关注，对“（脱离）传统”的思考预示着后来对“儒学”向度的关注；这两个向度的结合（生活—儒学），便自然而然地催生了“生活儒学”。
2．《语言的牢笼——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本是我的博士论文中的一个小节，写于上个世纪的1999年秋，后来经过很大的修改，单独发表。在生活儒学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如果说上篇文章体现了我与中国思想的关联，那么这篇文章就体现了我与西方思想的关联。因此，假如生活儒学被理解为所谓“中西比较哲学”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两篇文章就有着充分的标志性。文中，我从古希腊哲学一直谈到近现代哲学，但没有充分深入到海德格尔思想里，因为那时我对这样一个问题还没有把握：海德格尔究竟是否真的超越了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个问题，在后来关于生活儒学的文章里得到了某种解决。
3．《中西之间：轴心时期文化转型的比较》写于2002年冬季，本来是提交山东大学一个关于《周易》的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这篇文章对于形成生活儒学思想的意义在于：它是我第一次深入系统地清理中国的整个一部思想史——观念史，我由此才获得了自己的某种“历史哲学”的观念。而尤其重要的是，它是我第一次认真审视雅斯贝斯的“轴心时期”概念，而正是对这个概念的批判，使我得以将这个概念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奠基”观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原创时期”、“再创时期”的观念，由此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最远的就是最近的”这个命题：原创时期的形而上学建构，启示着我们如何在当下的生活本源上重建形而上学。
第三部分：在中西比较视域中进行的生活儒学的探索
这里的比较，主要就是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这些文章的许多内容，本身可以视为“生活儒学”的构成部分：其中有些涉及“生活本源”层级；而有些则涉及“形而上学”、乃至“形而下学”的层级。
1．《谈谈良知问题》是我于2003年3月14日在四川大学的一次讲演的记录稿。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谈论“儒学与现象学”这个话题，虽然这时候我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已进行了一段时间。这个话题具体来说就是“阳明心学与胡塞尔现象学”，它后来在《儒家良知论》中进一步展开了。
2．《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写于2003年6月，是我首次正面切入“形而上学奠基”这个基本问题，代表着我在“生活本源”层级上的一种探索。我从对康德“形而上学奠基”思想的批判引向对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奠基”思想的批判，由此获得了对儒家思想的一种新理解：“三个层级”的思想。正是这种层级观念，才使我有可能走向生活儒学的总体架构：生活本源 → 形而上学 → 形而下学。
3．《儒家良知论——阳明心学与胡塞尔现象学比较研究》写于2003年秋，代表着我在“形而上学”层级上的一种探索，亦即关于“如何重建儒家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
4．《儒家心学的奠基问题》写于2003年冬，可以说是上面两篇文章的两个方面探索的一种结合：生活本源 → 形而上学。就这两个方面本身而言，这篇文章并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
5．《为科学奠基——中国古代科学的现象学考察》写于2003年暑期，代表着我在“形而下学”层级上的一种探索，在这里，我第一次从形而上学落实到了某种形而下学：科学。这可以算是对当前“反思现代性——反思‘五四’的科学与民主诉求”思潮的一种应对。
6．《儒学的生存论视域——从蒙培元先生〈情感与理性〉说起》写于2003年夏季，代表着我对“生活情感”的关注。此文原是为我的导师的一部新著而作，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评”，而是某种“借题发挥”。虽然如此，这部著作的主“题”本身确有某种东西让我去“借”：蒙先生把儒家哲学理解为一种“情感哲学”，这对我来说可谓“正中下怀”。在我看来，他对后原创期的传统的儒家形而上学“性→情”架构进行了一种“颠覆”，而“还原”到了“情→性”这样的“事情本身”，这是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正本清源工作。
第四部分：对生活儒学的语言与诠释观念的探索
1．《“中西比较哲学”之我见》写于2004年6月，算是对近年又“热”起来的、围绕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争吵的应对。同时可以说，它是对上面那组“中西比较”文章的一种小结。这篇文章实质上却代表着我对一种更为彻底的诠释观念的思考。这种诠释观念试图超越海德格尔那种“此在的生存领会”的存在论诠释学，真正达到一种先行于任何存在者——包括“此在”—— 的、生活儒学的诠释观念：生活论的诠释学。
2．《我们的语言与我们的生存——驳所谓“现代中国人‘失语’”说》写作时间更早，是在2003年9月；但最后的改定却大约是在2004年7月。此文原是针对文学理论界流行的“失语”说的一种反驳，但其实质意义却跟上篇文章一样，在于思考一种诠释观念，只不过这里更涉及了语言问题，它对形成生活儒学的“本源的言说方式”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3．《“文化保守主义”评议》写于2004年5月，其副题为“回复陈明的一封电子邮件”，事情的缘由，文中已有交代。这篇文章的真正意义并不是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而仍然是一种彻底的诠释观念的阐明。唯有这样的诠释观念，才能保证生活儒学的态度。
第五部分：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我一向认为，今日重建儒家哲学，首先就是克服现代新儒家的形而上学观念。这里所收录的三篇文章的共同点在于：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现代新儒家对生活本源的蔽塞。
1．《梁漱溟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现象学考察——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写于2003年8月，意在从对梁漱溟“文化哲学”的批评中引出一种生存论的思考，这种生存论与生活儒学的生活论是相通的。
2．《“伦理学的本体论”如何可能？—— 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批判》写于2003年5月，着重批评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的“道德主体”概念，由此说明一种真正的本体观念，这种本体观念对于建构生活儒学的形而上学来说具有某种关键意义。
3．《唐君毅思想的现象学奠基问题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再探讨》写于2003年11月，重在批评唐君毅的形而上学的“生命存在”观，揭示一种生存论的生命存在观，而这种生存论的“生命存在”是与生活儒学的“生活”观念相通的。
现在把以上五个部分的文字收集在一起，算是我这些年来的“生活儒学”思考的一次阶段性小结。这次结集的文章，内容均为原载之时的文字原貌，未作任何改动，以便见出自己的思想进展的本来面目。
鞠曦先生曾经在《略论与刘泽华学派的争论和当前的儒学研究》一文中，把“当前的儒学研究”概括为：一、“蒋庆的‘王道政治’论”；二、“陈明的‘即用见体’论”；三、“黄玉顺的‘生活儒学’论”。显然，作者所说的“当前的儒学研究”其实是说的我之所谓“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而不包括那些仅仅把儒学作为“学术”对象去研究的工作。而我以为，当前儒学复兴的进路不止这么三种，还有其它一些重要的进路。在这些进路中，比较而言，张祥龙先生、林安梧先生的进路与我的进路是最契合的。
而我所选择的进路是：生活儒学。这条进路的前景如何？我不知道。我此时此刻所能想到的，就是闻一多先生的诗句：
但问耕耘，
莫问收获。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11．关于“生活儒学”的一场讨论
12．生活儒学导论
13．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 ——“生活儒学”问答
14．从“西方哲学”到“生活儒学”—— 清华大学讲演
15．绝地天通——从生活感悟到形上建构
16．论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思想 ——答张志伟教授
第二部分
21．“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
22．语言的牢笼——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
23．中西之间：轴心时期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本
第三部分
31．谈谈良知问题——四川大学讲演
32．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
33．儒家良知论——阳明心学与胡塞尔现象学比较研究
34．儒家心学的奠基问题
35．为科学奠基——中国古代科学的现象学考察
36．儒学的生存论视域——从蒙培元先生《情感与理性》说起
第四部分
41．“中西比较哲学”之我见
42．我们的语言与我们的生存——驳所谓“现代中国人‘失语’”说
43．“文化保守主义”评议——回复陈明的一封电子邮件
第五部分
51．梁漱溟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现象学考察——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52．“伦理学的本体论”如何可能？—— 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批判
53．唐君毅思想的现象学奠基问题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再探讨
后 记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自选集，是我在思想上的一次阶段性小结，意在总结过去、面向未来。
所谓总结过去，是说：我怎样从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的研究者，转为一个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最终成为了一个儒者；又怎样从一个儒家、儒学的思考者，转为一个生活的思考者，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儒学”思想。
所谓面向未来，是说：我不仅将继续坚持自己的“生活儒学”的思考，还将继续做一个生活的儒者，过一种儒者的生活。
这就是说，这些事情其实绝不仅仅是思想的事情，而就是生活本身的事情。也就是说，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本书的内容既标识着我已往的“去生活”之超越，而指向当前；也标识着我当前的“在生活”之际遇，而指向未来。
本书的形成、结集、出版，得到过许多人的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显示着我们生活的本源情境：共同生活。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的本源情境中，当下的我才在生活感悟——生活情感、生活领悟——中生成。这种生活情感，饱含着感激之情；这种生活领悟，指示着“生活儒学”。
黄玉顺
2005年3月
于成都锦江之滨竹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