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一禾博士在《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⑾一文中指出：“语言文化涉及更高层面的安全，如信息和思维向度问题；更深层次的安全，即如何理解和看待世界问题。语言不像今天的年轻人时不时地流行一阵染金发、穿酷装、跳街舞等，长期学习一种外语，尤其是一种时时处处展示为强势的他国语言，不仅可能让年轻人的母语水平下降，而且会让他们的思维习惯和世界观都发生根本变化，会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倾心于某种外国文化。而在当今快节奏、多变化的生活方式中，他们很可能在对自身文化根本不了解或没有时间了解，在不会比较也不想比较的情况下就被外国文化‘俘虏’，这种精神上的被‘俘虏‘并不一定指精神道德的衰退或下降，而是指一种与狭隘民族主义反向，但却相似的偏激、固执和忘本。学习他人本来是为了改良自身，但如果其结果是改掉了自己的身份和盲目崇拜他人，就会出现对外交流与革新自我之间的‘恶性互动’，并可能进而成为一种对中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社会群体或思想力量。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强调：‘我们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的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征。’‘保护本国语言传统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原因在于，如果本国的语言日趋消失，或者在几代之后遭到彻底侵蚀，那么本国文化中的一大部分内容也会消失，本国特性的一些组成部分也会变没’”。

　　她认为当前国家文化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值得我们关注。如“文化认同的危机”，由于不再真正了解自己的传统，不再真正为自己的民族性感到自豪，不再真正信仰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而导致不知道“我是谁”，或不清楚自己的长处和问题，或者由于见惯了境内的各国跨国公司和用熟了各种进口产品，有人觉得自己有了多种身份或跨国意识，于是会觉得在新旧之间、你我之间、地域之间的或族群的、国家的与跨国的，都在变幻不定，因此不必在乎。这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对中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社会群体或思想力量。

　　李政道先生在1988年10月26日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文字《读<河殇>有感》⑿ ：“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于黄河。当黄土文化移入了长江区域，使长江居住的黄人结合了北方的黄人。黄河的黄水流入了大海，使海外的华人也永远接连了这伟大的河流……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希望我们今后的创业，也能得到未来子孙的尊敬。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只要有志，不必害怕目前的贫穷。盼能启新自兴，望弗河殇自丧。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必需团结，发扬民族理想，建立自尊、自信。”

　　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册轰动一时的著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arican Mind)作者在书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为美国今日青年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而其结果则是对一切事物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实在是一种极可危虑的现象。

　　上述我引用的李政道先生、杨叔子先生、纪宝成先生以及潘一禾博士、曾小英教授等的言论，可说是《中国心灵的封闭》。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由此产生的开放意识、全球意识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与精神走向，这在总体上自然是有一种积极意义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中间，却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坚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了疏离感、陌生感。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泥土中拔出，就成了无根的人。正是出于这样的根本性的忧虑，所以有识之士发出了呼吁：“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教育课题，也是精神建设的大问题。

　　高尚的人品和心地，才是治学之本，也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失去这一根本核心，就会发生形形色色的教育、学术腐败、谋私图利、显已厌人、弄虚作假等等，皆是其著例。识者痛心，愚者昧昧。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l1883-1969)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古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是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⒀。回顾源头，还原其最原始的形态，回复到事物最根本的精髓，然后再前进，“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其新的光辉，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学会生存》中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吸取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

　　我们应当确立起强烈的民族精神自强意识、民族文化发展意识、优秀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再生创新意识，把潜在的精神资源转化成现实的精神发展与建设的能源和动力。我们应以党的十七大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以一种包容博大的文化与思想胸襟放眼世界与未来，凭借从慎重检视和细致考辨过的文化经典作品中汲取来的强大的精神原动力和民族的自信心，来参与这场全球性的文化与思想的现代较量和交融。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旁观者，更不甘心成为全球化被接受者，而应当凭借五千年灿烂文明所凝结的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以文化挑战者和应战者的双重身份出场。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盲目热情，而是中华民族文化良知与民族精神理所当然地应承担和接受的文化使命。我们应以此姿态迎接人类文化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⒁。

　　这是我对“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点粗浅认识和学习体会。恳请方家，不吝赐教。谢谢！

　　参考文献：

　　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2007.10.15）

　　⑵杨振宁：《中国为什么能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光明日报》（2004.6.25）

　　⑶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一讲《引论》

　　⑷孙中山：《民族主义》讲稿

　　⑸见《世界历史》双月刊 2005年第5期  许明龙文

　　⑹《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9。425-426页

　　⑺范道丰译《儒家的复兴》商务印书馆    1995年5月版

　　⑻曾小英《世界性儒学复兴与当前我国教育改革》《教育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⑼杨叔子《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9日

　　⑽纪宝成《重估国家的价值》《南方周末》2005年5月26日

　　⑾潘一禾《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⑿李政道《读<河殇>有感》，《光明日报》1988年11月4日

　　⒀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⒁参阅潘庆玉《全球化语境中的经典教育》，《当代教育科学》2003年第12期

　　（作者系北京师大珠海分校教授　本文选自2008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