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讲稿中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么清楚，就是《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 ⑷。
《大学》能把个人内在德性的修养，以至外在事业的完成，一贯连续，包罗无遗，而且本末先后，有条不紊，有志之士，循序渐进，自能修己安人，成己成物。
梁漱溟先生讲内外功相结合。认为只注意外功，不注意内功是不行的。现在很多年青人十分浮燥，即缺乏内功，缺乏定力。《大学》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是十分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唐玄奘把佛教的“禅”翻译成“静虑”。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对联，上联讲的是“修己”：“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下联讲的是：“安人”：“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如果我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和各民族广大民众都能读懂并身体力行《大学》中的修己安人之道，以及岳麓书院这一对联，那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软实力会大大的增长，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三．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曾批准在孔孟的家乡建立一个“华夏文明标志城”，具体地点就是在山东曲阜和邹县之间。曲阜是孔子的家乡，邹县是孟子的家乡，在儒家的发源地建立“华夏文明标志城”对扩大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有利的。
胡锦涛总书记还批准要在全世界成立100所孔子学院，一个国家有一所孔子学院传授中国文化，有人戏言，现在孔子真正地周游列国了。2006年4月29日胡锦涛主席在非洲肯尼亚访问，专程视察了内罗毕孔子学院，对“中国古代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贡献以及“学而不厌、侮人不倦”的教育思想，都做出了高度评价。2006年7月孔子学院大会在京开幕，已有8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36个国家和地区落户，另有90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单位在申请，表明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待孔子及其思想有了新举措：第一，批准设立了“国际孔子教育奖”，对世界上有贡献于孔子思想研究与推广者给予奖励。第二，发起了全球首次联合祭孔。这表明，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说明以孔子为象征的中国文化，诞生于中国，服务于中国，随着中国文明史的发展而起落，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参与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灵。
2006年3月“两会”期间，在中国联动媒体的网站上有一项调查——“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形象是什么”即“中国的文化名片”。截止到2006年3月10日，公布调查结果，前十名是孔子、中国龙、故宫长城、春节、书法、中国针灸、瓷器、中国菜、京剧、中国功夫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形象、中华文化的代表，而孔子和儒学更象征中国的精神。
孔子和儒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曾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国外，对一些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孔子和儒学最早传入东方的朝鲜、日本、越南及其他东亚、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从政治、思想、道德、法律、文化、教育直到风俗习惯、社会风貌大都打有中国文化的深刻烙印。因此有人把中国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日、越等国划在一起，统称之为“中国文化圈”。在16-17世纪来华的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殷铎泽等人翻译了《四书》《五经》，并合编了《中国之哲人孔子》，给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们尊称孔子是“国学仲尼、天下先师”。当时西方学者常把中国、孔子、政治道德这三个名词联系在一起，孔子、儒家的思想便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给当时西方的思想文化界以很大的影响，他们常把孔子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守护尊者”。法国1793年宪法所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法国1795年宪法所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都写入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分别定义为自由的道德界限和公民义务的原则。把中国先哲的格言写入西方国家宪法，这可算第一例⑸。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认为：“基督不过禁人行恶，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劝人行善。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如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
孔子和儒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代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墨家的仁爱学说，是解决现代化社会伦理问题所急需的。他说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之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⑹。
1988年1月1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刊登一篇来自巴黎的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作者：帕特里克•曼汉姆）,文章说西方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最精彩的是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瑞典人，197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发言。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了如下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两位曾经从政且资深的澳大利亚学者Reglittle和Warren Reed，在其所著的《儒学的复兴》⑺一书中指出：“可以大胆地说，在‘地球村’多彩纷呈的文明中，一定能找到一种经验，一种信条，作为借鉴，足以保障人类未来的发展，不管是探求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政治经验，或是文化及精神的多样性，以及对富裕的追求”。作者找到的答案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之一是中庸之道，世界的所有社会大都矫枉过正，只有儒学才创造一种平衡状态，因而使社会得以生存，甚至衰而复生。也许今天西方社会正面临着这种挑战，面对的正是充满活力、促进生产、影响日益强大的儒学的复兴”。
云南师大教育系曾小英教授在《世界性儒学复兴与当前我国教育改革》⑻中除引用上述两位澳大利亚学者《儒家的复兴》中一些观点外，还谈了她自己的亲身体验：“笔者从小在批判封建礼教、打倒孔老二的社会氛围中长大，从小养成了一种崇尚西方科学、鄙视传统文化的心态。直到本人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大学从教10年之后，受到政府委派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期间，思想才发生了变化。我在外国朋友家里，看到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重；从外国人写的书里，我了解了许多自己全然无知的东西。有一次聚会，外国朋友请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我的讲话言之无物却充满了自己的批判性意见，大家听了都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这些经历使我猛省：我横加批判的东西，是我真正了解的吗？流传了几千年，受到全世界最有知识的人尊崇乃至外国的普通人都愿意学习的东西，难道我这个炎黄子孙反而应该嗤之以鼻吗？我自以为传统文化是现代人应破除的封建迷信，根本不懂孔子学说却认定自己比孔子高明，这难道是科学的态度吗？这下我才发现了自己的迷信、无知和狂妄。于是我才虚下心来认真读古书，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几年的学习研究，我才发现，原来，中国传统文化象大海一样深广无边，而且其中埋藏着无尽的宝藏“。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叔子教授指出，现在有的大学生、研究生“精于科学，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网情，荒于人情；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权力，荒于道力”。他在《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⑼一文中说：“我们教育的弊病在于应试教育，现在大家普遍感到中小学是应试教育，而我个人感到高等学校也是应试教育，是找职业的考试教育”“高等院校是工具性的东西在起作用，如果学生要找到好职业，就必须经过诸多的考试，只重视做事，不重视做人，不重视思维，急功近利，这就是应试教育，因此在高等院校，特别是理工大学，出现了五重五轻，我认为‘重’是对的，但‘轻’是不对的”。所谓“五重五轻”即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因为一些高校轻人文教育，使得学生的人文陶冶很弱、人文素质很差。他说20世纪80年代他在美国的一个大学访问：“有几位华人教授跟我讲，内地教育有个缺陷，什么缺陷呢？内地的留学生，ABC很好，XYZ也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一点也不知道《史记》、《四书》、《资治通鉴》，请问这种学生毕业出去以后能不能为中华民族服务？我认为他们提得非常好，非常深刻，也非常生动。ABC很好——外语很好；XYZ很好——数学很好、业务很好；懂得美元、英镑——会打经济算盘；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祖国地理、对祖国的地理知之甚少；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不太了解民族历史、对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一点也不知道《史记》、《四书》、《资治通鉴》——对祖国与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这种高层人才，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地理、历史知之甚少，对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可不可能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有感情？会不会为这个国家与民族很好去服务？现实的很多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个批评是对的”。
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在《重估国学的价值》⑽一文中说：“当我们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骛但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当我们的大学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甚至连中文写作都做不到文从字顺，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文化教育一定是在哪个重要环节上出了问题，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是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服的障碍与挑战。导致这类现象出现的原因自然很多，如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实用功利主义的驱使与影响，如西方强势文化话语霸权的渗透与制约等等。然而，其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承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或迷失，对体现民族之魂魄的基本载体——国学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忽略或偏激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漠视文化本根做法的后遗症将显得日益严重，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而是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因此，在今天完全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重建国学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