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及其深厚的历史感、道德感，使得历代执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儒家的价值观也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主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的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中庸和谐与永久变易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甚础。我们要文化复兴，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建设和谐社会，当然要从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不能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它的优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取能力也就越强。所以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各国、各民族首先要弘扬发掘自己的优秀文化，当然也不要拒绝学习其它民族、国家的优秀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吸收，取长补短，构建和谐的大同世界新文化。

　　儒家文化中尤为重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仁为本。”所谓“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用肯定的方式说，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关心人，帮助人，认真为社会做事，这便是“尽己为忠”。用否定的方式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宽待人，体谅人，尊重人，不损害人，这便是“推己及人为恕。”即“你愿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所以“恕道”更重要，你不能自觉帮助他人，至少你不要有意去损害他人.这个“他人”，既指个人，也指群体，包括民族和国家。道德行为都是相互的，普遍伦理必须普遍运用。忠恕之道便是可以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而且恕道比忠道更具基础性和普遍性，是人类社会维持正常秩序的起码准则，被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全球宗教议会大会”称之为“黄金规则”。

　　二是“以和为贵”。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重视和谐，不肯附合苟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和谐是重要的，我们都以兄弟情谊求其和谐相处。《礼记•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谐统一，天下通行之大道。《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王阳明《传习录上》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仇比仇到底，还是仇必和而解？”王夫之说：“和而解则爱”，旧矛盾的解体，新矛盾的肇始。

　　西周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意谓不同的东西和合才能导致新事物的产生，相异事物相互协调，才能促进事物的产生、发展。和谐是君子所重视的，君子不肯附合苟同。因为如果相同的东西简单相加，没有意义，事将无成，甚至窒息其生机。

　　春秋时晏婴说：“和”就像羹汤，五味的调和。又像音乐八音的和谐。“和”是有差别，且包含着差别的多样性统一。而“同”则是不包含差别的二者绝对的同一，好像以水兑水，味道单一。单一的东西无法比较，不能产生新的事物。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多寓于一，一又寓于多，有差别，有对立，有矛盾，才能产生新的事物，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则。

　　但“和”并不是事物的任意掺和，构成“和”的各不同因素必须保持一定的度和量，无过无不及。《中庸》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贾谊说：“刚柔得适谓之和”。陈淳说：“那恰好处，无过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谓和也”。

　　江泽民同志2002.10.24访问美国，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重要演讲时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三是“修己安人”。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礼记•大学》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大学道德教育的“三纲领”，即三项目的任务。为了完成“三纲领”，又提出了“八条目”，即八项过程、步骤或程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治国的方略（建设和谐社会的方略），也是治校的方略（建设和谐学校的方略）。被称为“清华大学之父”的梅贻琦先生在1941年4月写了一文名《大学一解》，即用“大学之道”总结清华大学三十年之经验。他还把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命名为“明斋”、“新斋”、“善斋”。

　　所谓“格物、致知”，即以道德观念的认识为起点；“诚意、正心”，即以道德信念的建立为中心；“修身”（强调慎独），即以道德自觉性的培养为根本要求；最后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道德的实践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