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二国，皆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在这方国土上，出现了吕尚、管仲、晏婴、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先圣先贤。综合考察，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卓著贡献，而仅就“富民”思想而言，他们的主张与做法，对于当今正在打“脱贫致富”攻坚战的我们来说，仍具有很好的启迪、借鉴意义。
一、吕尚：立国富民，兼利天下
太公吕尚初建齐国时，面对的是“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汉书·地理志》）的不良环境。也就是说，齐国沿海，地多盐碱，不宜耕种，人烟稀少。桓宽《盐铁论·轻重》记载：“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齐地是一个荒草丛生、土地瘠薄，人口不多的蛮荒之地。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姜太公本着立国先富民的思想，因地制宜，在注重改良土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鱼盐等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渔盐业、丝麻纺织业等手工业。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着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公……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桓宽《盐铁论》记载：“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
姜太公还认为，农、工、商是国家经济命脉的三个重要支柱，是国家的“三宝”。他指出：“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六韬·六守》）在这种“农、工、商”三宝并举的宏观战略指导下，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流通列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齐国逐步由偏僻荒凉的穷国发展为雄居于东方的富强国家。
孔子对姜太公的这些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做到了“兼利天下”，并以姜太公自比，感叹自己没有遇到明君。《孔丛子·记问》：“楚王使使奉金币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请见。问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与许由之贤？’子曰：‘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无文王，虽有太公，孰能识之？”孔子认为，姜太公远远超过了著名贤人许由。许由只是做到了不贪富贵、洁身自好，而姜太公做到了兼利天下。
二、管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齐桓公做了国君后，鲍叔牙向桓公推荐管仲为相。管仲辅佐齐桓公，致力于富民强国，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发展经济，“设轻重渔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二是对百姓实行“宽政役、敬百姓”，“省刑罚、薄赋敛”（《管子·小匡》）的政策，坚守对老百姓“爱之、益之、利之、安之”（《管子·枢言》）的正确主张。三是强兵，强大国势。在“天子卑弱，诸侯力争，南夷北狄交伐中国”（《管子·大匡》）的情势下，管仲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诸侯国盟主，确立了大国地位，为国家方方面面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管子·治国》曰：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人民富裕了，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就敢于对抗君上，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管仲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道德进步是相辅相成的，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没有足够的物质生活水平作保障，道德水平的提高只能成为空谈。这是一种贴合生活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思想。
三、晏婴：轻徭薄赋，崇尚节俭
晏婴，先后仕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国君，是齐国的又一位贤相。在政治上主张薄敛省刑，尚俭力行，爱民恤民。
1.轻徭薄赋，恤民爱民
晏子经常劝谏景公不能“厚取于民，而薄其施”，反对修筑章台，大兴土木，多次迫使景公罢台减役。遇到天灾，则赈济灾民。《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公命柏遽巡国，致能歌者。晏子闻之，不说，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见公曰：“十有七日矣，怀宝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敝撤无走，四顾无告，而君不恤，日夜饮酒，令国致乐不已，马食府粟，狗餍刍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穷而无告，无乐有上矣；饥饿而无告，无乐有君矣。婴奉数之筴，㠯随百官之吏，民饥饿穷约而无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恤，婴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请身而去，遂走而出。公从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驾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尽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駈及之康内。公下车从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弃不援，寡人不足㠯有约也，夫子不顾社稷百姓乎？愿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请奉齐国之粟米财货，委之百姓，多寡轻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禀巡氓。家有布缕之本而绝食者，使有终月之委；绝本之家，使有朞年之食；无委积之氓，与之薪橑，使足㠯毕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御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财乏者，死三日而毕，后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损肉撤酒，马不食府粟，狗不食飦肉，辟拂嗛齐，酒徒减赐。三日，吏告毕上，贫氓万七千家，用粟九十七万钟，薪橑万三千乘；怀宝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后就内退食，琴瑟不张，钟鼓不陈。晏子请左右与可令歌舞足㠯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谢于下陈，人待三，士待四，出之关外也。
齐国遭受洪灾，而齐景公贪图安逸，终日声色犬马，不顾百姓饥寒。晏子面见景公，力陈不爱民恤民之害。最终景公妥协，晏子根据灾民的不同情况分别予以赈济，发放粮食、烧柴、钱款，帮助灾民度过难关。又请求齐景公遣散了宫中专司饮宴游乐的侍从人员、歌妓舞女等三千人。
2.崇尚节俭
晏婴倡导勤俭节约。春秋战国之交的齐国和齐桓公时比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齐国国室衰微，以田氏为代表的卿大夫势力开始崛起。卿大夫们倚仗权势，奢侈铺张，令晏婴不满。对此，晏婴身体力行。《史记·管晏列传》记载：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直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晏子春秋》对晏婴的节俭也有多处记载。例如景公赐予千户之县的食邑，他一再推辞不受。为他建新宅，赐良马大车，也不接受。一件狐裘穿三十年不舍弃，等等。晏婴这种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为齐国君民树立了良好榜样，在诸侯各国之间也多有赞誉。
例如，他主张革除旧的繁琐礼仪，反对久丧厚葬，认为：“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晏子春秋·外篇第八》）
《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死了，齐景公欲“丰厚其葬，高大其垄”。（《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由于晏子的反对，景公“遂罢为垄之役，废厚葬之令”。（《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晏子认为，讲究繁琐费事的表面礼仪，嗜好消磨心志的声色舞乐，盛行厚葬久丧，使人徒自破财伤身，有害无益。他还反对把贵重有用的器物货财当作陪葬品供养死人。因为这样做，“无补死者而深害生者”。这显示出了晏子的务实精神，不去追求那些不实用的东西和礼节。
晏子反对奢靡之风。齐景公大兴土木，役使百姓。《晏子春秋·景公为邹之长塗晏子谏第七》记载：
景公筑路寝之台，三年未息；又为长庲之役，二年未息；又为邹之长塗。晏子谏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将成矣，请成而息之。”对曰：“明君不屈民财者，不得其利；不穷民力者，不得其乐。昔者楚灵王作倾宫，三年未息也；又为章华之台，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灵王死于乾溪，而民不与君归。今君不遵明君之义，而循灵王之迹，婴惧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长庲之乐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坏，余财勿收，斩板而去之。
齐景公好大喜功，不恤民力，长年役使百姓，修筑高台、宫殿、长途道路，百姓不堪其苦。晏子以楚灵王的事实做比较，警示景公不恤民力之危害，劝使停修这些工程。在君权专制统治下，谏君对制约君权可能起到些微弱作用，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去限制君权。但是，有一点限制，总比毫无限制要好。
对于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如果实在无力劝阻，晏子也总是想方设法来减轻百姓困苦。《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记载：
景公之时饥，晏子请为民发粟，公不许。当为路寝之台，晏子令吏重其赁，远其兆，徐其日而不趋。
景公时，闹饥荒。晏子请求给百姓发放粮食，景公不同意。当时正在修建一个大工程，晏子于是就暗中命令主事官吏提高工钱，扩大规模，推迟工期，放慢进度，实际上是以工代赈。这也是晏子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能用的最好的办法了。
在那个君权至上的时代，晏子却能主张仁政爱民，为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发声，而且直言批评统治者的过失，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四、孔子：爱民富民，勤劳致富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基本涵义，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爱。《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曰：“爱人。”孔子所说的爱人，并不只是爱身边的个别人，而是“泛爱众”，广泛地爱民众。爱民众要付诸行动，他一生执着于救世，就是爱民思想的真正体现。他具有极高的仁道思想境界，弟子子贡问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止）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意思是，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广泛地施惠于民，并能在贫困时救济大众，怎么样？可以说是达到仁了吗？”孔子说：“哪里仅是仁道！那一定是圣德了！恐怕尧舜也担心难以做到呀！有仁德的人，自己想立身于世也要帮助别人立身于世，自己想发达成功也要帮助别人发达成功。能够就近从自身做比方（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可以算是行仁的方法了。”
孔子的仁爱之心，多表现在关心民众疾苦、民众富裕的问题上。比如面对“苛政猛于虎”的现实，他极力倡导仁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面对征伐和贫富不均的情况，他也有鲜明的主张，《论语·子路》篇记载：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来见于孔子，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反对征伐，说：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当为“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当为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意思是，我孔丘听说，有国的诸侯或有家的大夫，不怕财富少，而怕分配不均；不怕人民少，而怕不安定。大概分配平均了，也就没有贫穷；民众和谐团结了，也就不显得人少；国家安定，就不容易倾覆。正因为这样，所以远处的人不服，就修文德以招徕他们。既然来了，就好好安顿他们。如今你仲由和冉求，相助季氏，远处的人不服，不能招徕他们；国家分崩离析，而不能守护，反而谋划在国内大动干戈；我担心季氏的担忧不在颛臾，而在自己的门屏之内。在国家关系上，孔子主张和平；在财富分配制度上，孔子倡导均平。孔子这里所说的“修文德”，就是修仁德。为政者修好仁德，广泛施行仁德，老百姓自然“近者悦，远者来”。
《论语·颜渊》篇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把“足食”放在首位，要求从政为官者，应首先考虑民众的生活问题。《论语·子路》篇记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意思是说，孔子到卫国，冉有驾车。孔子说：“这里的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再该做什么？”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如果已经富裕了，再该做什么？”孔子说：“教育他们。”
孔子认为只有人民富裕，再加以必要的教化，才能使得国家文明进步。孔子主张先富而后教，让老百姓必先吃饱肚子，才谈得上教化。
《论语·学而》篇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说：领导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应当恭敬从事，诚信不欺，节约用度，爱护人民，役使民众选择适宜之时。
《论语·公冶长》篇孔子赞美郑国大夫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意思是说，子产有四种君子德行：修行自身谦恭，服事君上恭敬，养民仁惠，使民合宜。
我们常说“国泰民安”，“民安”是孔子追求的目标。通过上述，可以深知孔子的爱民之心，富民之情。
富裕是民众的普遍愿望。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人人向往富裕，谁也不愿天天受穷。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充分表达了他对富裕的深切向往。
但是，富裕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得来的，要靠自己的勤劳，勤劳才能致富！孔子鄙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人，并且说：“邦有道，贫且贱也，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作为个人，如果还总是贫穷，那就是耻辱。致富是每个人的事，不能只是依赖国家和别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改变贫穷。
五：孟子：给民以恒产，薄赋轻徭，保护工商
孟子提倡性善论，在政治方面，他突出仁、义、礼、智。把这四者归为“四心”，在此“四心”中，仁居于核心地位。孟子的仁说认为：“仁，人心也”。人都会有“不忍人之心”，即人会本能的对他人表现关心，不忍看到别人遭受贫穷苦难。因此在政治上“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即以怜悯仁慈之心为基点，推行仁政，使人民能养生送死，不饥不寒，“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孟子·梁惠王上》）为保障民众的生活，孟子提出了以下主张：
1.给民以恒产
恒产，在当时主要指土地等固定的产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地产主要由君主掌控。孟子认为，君主应开放地产政策，使民众拥有常年的耕种权利。恒产不仅是农民生活的物质保障，同时也是统治者能否有效实行统治的重要条件。《孟子·梁惠王上》曰：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认为，百姓有了固定的土地，有了生活保障，还要办好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来教育他们，如此，须发花白的老人便会有人扶持，不致背负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只要百姓衣食无忧，加之良好的文明教化，君王的地位就必然稳定。
2.薄赋税，轻徭役
孟子主张轻徭薄赋。《孟子·梁惠王上》曰：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孟子认为，徭役要以轻徭薄赋、不违农时为基本原则，否则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的惨剧。劝导统治者施仁政，发出“仁者无敌”之至理名言。
3.保护工商
孟子对于工商业的态度总体上是认可的，这和孔子不同，孟子认为工商是社会生产交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要减少对工商业者的盘剥，他提出减少关市之征，即减轻商业税率，发展工商业。《孟子·公孙丑上》曰：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
如果能尊重贤才和注意使用有才能的人，杰出的人才都有相应的官位，这样的话，天下的有德之人都乐意在这样的国家为官；国家在集市上提供储存货物的库房，却不征税，商品滞消时又依法征购，不让长久积压，这样，天下的商人都乐意来这样的市场做生意；关卡只负责稽查，也不征税，这样的话，天下的商旅都乐意在这样的路上来往；只按井田制的要求助耕公田，除此之外不再征税，这样的话，天下的农民都乐意在这样的国家劳动；对百姓不征收额外的土地税和劳役税，这样的话，天下的百姓都愿意在这样的国家生活。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些，恐怕就连邻国的百姓都会把他当父母一样敬仰了。如果有人想率领他们来讨伐，就像率领着儿子去讨伐父母一样，自有人类以来，是没有成功的。这样，他就会无敌于天下。
六、荀子：节用裕民，藏富于民
荀子是战国末年齐国稷下先生之一，在齐、赵、魏、秦多国游学做官。荀子的思想总体属于儒家，但也吸收了法家等学派的思想。与孟子不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主张用礼与法来矫治人性。他关注国计民生，著有《富国》专文，其曰：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
荀子认为，国家实现富足的途径是节约用度，妥善储藏多余的财物。节约费用依靠礼制，使民众富裕依靠政策。认识到生产、分配、消费是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生产是基础，而分配和消费制约着生产。如果民众不富裕，就无法扩大再生产，也无法提高生产效率。因此要爱民惜民，减轻人民负担。
荀子还主张藏富于民，继承了姜太公的强国富民思想。《荀子·王制》：
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荀子认为，国家富强，并不是财富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必须平衡财富分配关系，使老百姓富足。称王天下的国家，民众富足；称霸诸侯的国家，士人富足；勉强能维持不亡国的国家，官员富足；亡国的君主，自己富足，财富装满了自己的筐箧、仓库，而老百姓贫穷。这叫做上面满溢而下面干涸。这样的国家，内不能防守，外不能征战，它的灭亡立等可待。所以我搜刮民财以致灭亡，敌人得到这些财物因而强大。国家聚敛财富搜刮民财，是招引贼寇、肥敌人、亡国家、危害自身之道，所以贤明的君主是不蹈袭这种做法的。应该把财富分配给百姓，百姓富裕，才是国家的真正富强。
齐鲁先贤的富民强国思想，给今人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如：
其一，富裕是民众的普遍愿望。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人人向往富裕，谁也不愿天天受穷。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充分表达了他对富裕的深切向往。当今的人们，凡是经历过“一穷二白”、饱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寒之苦者，才会体会出对富裕的迫切渴望。当今中国，贫困人口仍占较大比重，他们急切地盼望脱离贫困。
其二，富裕是治国者的最大责任。姜太公治齐，首先“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使民众逐步富裕，“而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太公世家》）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孔子也警告当政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历朝历代，凡重视富民者，必然国泰民安，国强政稳。
其三，勤劳才能致富。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也，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作为个人，如果还总是贫穷，那就是耻辱。致富是每个人的事，不能只是依赖国家和别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改变贫穷。我国近些年涌现出众多勤劳致富的典型，他们自己富了，还主动帮助别人致富，真正体现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助人为乐精神。
其四，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道理很明显，人贫穷饥饿到一定程度，比如沿街乞讨，衣不遮体，是很难顾忌到礼义廉耻的。只有生活上有了基本保障，也就是说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人们才能更好地追求精神文明。
多年来，党和国家一直把富民放在重中之重，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大了推进脱贫致富的力度，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逐步摆脱了贫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公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对于这百分之四的贫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强调：“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这是党中央的决心，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声。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借鉴古代圣贤的智慧，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积极献力。
参考文献：
（1）《史记》，中华书局1959
（2）《汉书》，中华书局1962
（3）《六韬》，《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3
（4）《盐铁论》，《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
（5）《孔丛子校释》（傅亚庶），《新编诸子集成续编》本，中华书局2011
（6）《论语》，《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
（7）《孟子》，《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
（8）《管子》，《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
（9）《晏子春秋》，《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
（10）《荀子》，《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
此为原稿，修改压缩后载于《光明日报》2018.6.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