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统称。由于齐鲁历史渊源的相近，地域的相邻，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密切，因此，齐鲁文化既有各自独立、又有相互融合的双重性。
一．齐鲁二国的建立
齐国，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开国君主吕尚，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西周初年官太师（武官名），也称师尚父。有太公之称，俗称姜太公。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受封于齐，建都营丘（后称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春秋初期齐桓公重用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霸主。疆域逐步扩大，东到黄海，西到黄河，南到泰山，北到无棣水（今河北盐山南）。
鲁国，也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君主是周公旦之子伯禽。周公旦是武王之弟，亦因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受封于鲁，建都曲阜。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此时，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不服，联合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他出师东征，平定叛乱，并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东都。由于竭力于辅佐成王，鲁国便由儿子伯禽代理。其疆域开始时也与齐国大致相等，都是方圆百里之国，后亦逐步扩大，东至临沂，西至菏泽，北至泰山，南至薛城。（附春秋战国地图）
《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史记·货殖列传》又说：“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士农商工贾）。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拘谨，谨小慎微貌）。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节俭），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这是司马迁对齐鲁两地的描述和看法。
二．齐鲁文化的渊源
齐鲁文化是指齐国和鲁国以周文化及东夷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这就是说，齐鲁文化的渊源，一方面源自周文化，一方面又源自东夷本土文化。从承继关系而言，齐鲁都是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自然而然地会继承周王朝文化制度。而文王、武王都是治国明君，周公又是长于制礼作乐的贤臣，当然会有丰富的先进思想、文明制度可供继承。这些，在《尚书》《诗经》《左传》《周礼》《礼记》等典籍中都有较多的记载。而且齐鲁本土也有源源不断的文化传承，从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都是东夷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阶段的文化。
倘若放眼周王朝之前，齐鲁大地还是充满了皇风圣迹的古老文明圣地。据史书记载，三皇五帝大都在这里生活过：太昊伏羲氏，《史记·封禅书》载：“虙羲封泰山。”太昊是上古东夷部族的首领（东夷部族居河南东部及山东、安徽一带）；神农氏炎帝，《太平寰宇记》载：“神农居大庭。大庭，国名也，在鲁城内。”今曲阜城西侧的犁铧店村，传说是因神农炎帝制造犁铧、指导乡民耕种而得名；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帝王世纪》载：“黄帝生寿丘，曰轩辕丘。”又载：“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居轩辕丘，因此为名，又以为号”；少昊帝，《帝王世纪》载：“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徙都曲阜，崩葬于云阳”；颛顼帝，《史记·五帝本纪》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水经注》载：“颛顼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帝喾，《史记·五帝本纪》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尧帝，《史记·五帝本纪》载：“帝尧者放勋。”又载：“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舜帝，《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
由此可知，齐鲁大地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具有丰厚的文化渊源，齐鲁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沃壤上蓬勃健康发展起来的。
三．齐鲁文化的主要成就
太公吕尚建立齐国后，采取顺从民心的开明文化政策，注重社会礼俗改革和积极的富民措施。《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汉书·地理志》载：“太公治齐，脩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太公简礼、富民、尊贤尚功的思想使得国家逐步走向强盛，且为后世奠定了发展基调。
齐桓公重贤尊士，在管仲的辅佐下，着力于富民强国，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发展经济，“设轻重渔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二是对百姓实行“宽政役、敬百姓”，“省刑罚、薄赋税”（《管子·小匡》）的政策，坚守对老百姓“爱之、益之、利之、安之”，（《管子·枢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的正确主张。三是强兵，强大国势。在“天子卑弱，诸侯力争，南夷北狄交伐中国”（《管子·大匡》）的情势下，管仲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诸侯国盟主，确立了大国地位，为国家方方面面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伯禽代理鲁国国政之始，周室为其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晋代杜预《左传》注曰：“启，开也。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可见，在文化政策上，伯禽推行的“变其俗，革其礼”与齐国君主吕尚推行的“因其俗，简其礼”有着明显的不同。“因其俗”，是因循齐地风俗；“简其礼”，是简化繁琐的礼节。而“变其俗”，是以周文化改变鲁地风俗；“革其礼”，是以周室礼仪制度改革鲁地旧有礼制。伯禽这么做，当然是遵循了周室意图。周室既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就是想让殷民来传播周室文化，影响和改变鲁地礼俗。
事实也是如此，周公旦的初衷就是想让儿子伯禽推行周室的思想文化，把鲁国建设成为周朝文化制度的忠实承继者。再者，周公十分注重制礼作乐，相传他曾作《周礼》、《仪礼》。正是有了这样的周室正统文化的发展导向，鲁国才会成为文化风格与周文化最为一致的诸侯国，才会成为与周文化一脉相承的文明之国。以致后来，鲁地形成堪称我国文化主流的孔孟儒学，都是在这种国家传统文化孕育下出现的硕果。因此，孔子仰慕尧舜文武，向往周文化，时时怀念周公，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礼仪制度，多么丰富多采啊！我遵从周朝。）”（《论语·八佾》）“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的这种感情流露，正是传统文化脉缘关系的真实反映。
齐与鲁在文化倾向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产生的文化成就也迥异：齐地法家、兵家成就突出，鲁地儒家、墨家成就显著。
（一）儒家学派成就
孔子与“六经”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遵循周王朝文化主脉，尊天子，抑诸侯，主张以德治理社会，提出仁、义、礼、智、信等多方面的人生规范。他发展教育，培育治世良才；周游列国，宣传治世良策；著书立说，阐发治世思想。
“六经”，是指《诗经》《尚书》《周易》《仪礼》《春秋》《乐经》（佚）。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说法不同：今文学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编修成书的；古文学派认为，其《仪礼》《春秋》《乐经》出自孔子之手，而《诗经》《尚书》《周易》在孔子之前已经成书，孔子只是读过或作为教材授徒。客观的讲，古文学家的说法较为符合事实。
汉代，立《诗》《书》《易》《礼》《春秋》（左传）于学官，称为“五经”；唐代开元年间加《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为“九经”；唐开成年间在国子学立碑刻石经，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代又增《孟子》，为“十三经”。朱熹把《大学》《中庸》二篇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分章句注释，名为《四书章句集注》，世称为“四书”。“四书”常与“五经”合说为“四书五经”。需要说明的是，“五经”中的《礼》，汉代指《仪礼》，后世指《礼记》。
孔子与《论语》 孔子死后，弟子们根据平日所记，将其师的言论事迹编纂成书，取名为《论语》（“论”是“论纂”“编纂”的意思，“论语”即“编纂起来的孔子与弟子、时人的言论话语”）。该书虽只有16000字，但体大思精，精辟论及了做人、处世、从政为官、教学求知等准则规范。综观《论语》，可以将孔子的思想归纳为这么些方面：仁爱、诚信、忠恕、中庸、礼仪、孝敬、敬业、为政以德等等。
仁爱思想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含义，《说文解字》释为“亲”，即人与人之间相亲爱。《论语·颜渊》载，弟子樊迟问怎么做才叫“仁”，孔子答曰“爱人”。即人与人之间相亲爱、相友善，就叫做“仁”。孔子又言：“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即仁爱不是仅仅爱一二个人或少数人，而是爱广大民众。这种爱也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心里或口头上，而是要付诸行动。弟子曾参深得师意，他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把践行“仁”作为终身奋斗的重任和目标，为民造福，为民服务。
礼仪思想孔子以“仁”为内在，重在以仁德修心；以“礼”为外在，重在以礼仪规范行为，规范社会。他主张人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季氏》）《论语·颜渊》记：颜渊问仁，孔子回答说：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句话曾被很多人误解，正确的理解是：克制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归合于礼，就是仁。如果人人一旦约束自己而归合于礼，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也就是说，人人克己复礼，天下就成了充满仁德的天下。
忠恕思想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曾子概括为“忠恕”二字。朱熹《论语集注》注“忠恕”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谓尽心为人，即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谓推己及人，即孔子所说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强调凡事从别人的角度来考虑，看重别人的感受和利益。
中庸思想中庸，是孔子倡导的一种宇宙观、方法论和道德境界。“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之义；“庸”，有平常、常道之义。中庸的处事原则是，凡事要做到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孔子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且倍加推崇，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魏何晏《论语集解》曰：“庸，常也。中和可常之德也。”宋程颐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认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同上）儒家如此崇尚“中庸”，是有道理的，是广泛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处事原则。道理很明显，凡事，做过头了不好，做不到位也不好，做到恰到好处最好。
孔子所倡导的仁爱、诚信、忠恕、礼仪、孝敬、敬业、为政以德、教学求知等思想，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精论，被世世代代人尊为人生规范，既具有现实的价值，又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论语》20篇，篇名为《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注解本有魏何晏《论语集解》、梁皇侃《论语义疏》、宋邢昺《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释》、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钱逊《论语浅解》、孙钦善《论语本解》、杨朝明《论语诠解》、李泽厚《论语今读》、金池《论语新译》、高尚举《论语注译》（收在傅永聚主编《四书五经普及读本》）等。由于《论语》被古今注家误解严重，高尚举撰著《论语误解勘正》一书，对历代的错误解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清理和纠正。
孟轲与《孟子》 孟轲（前372—前289），字子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他为驺人，驺通邹，即今山东邹城人。为鲁国孟孙氏后裔。幼年丧父，母仉氏靠纺织为生，以严格的家教将其教养成人。景仰孔子，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向往孔学，曾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上）因此，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受到了孔子、曾子到子思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孟子学成后，以儒道游于诸侯，宣传其仁政、王道思想。他倡导性善、仁爱，曾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又说：“恻隠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隠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同上）主张仁政、礼治，《孟子·离娄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惊世论断。
《孟子》7篇，篇名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注解本有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康有为《孟子微》、杨伯峻《孟子译注》、许登孝《孟子导读》等。
荀况与《荀子》 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汉人避宣帝刘询讳改称孙卿。赵国人。游学于齐，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县）令。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荀子是一位儒学大师，在吸收法家学说的同时发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也称霸力；崇礼义，又讲法治；在“法先王”（先王指尧、舜、禹、汤等前代帝王）的同时，也主张“法后王”（后王指文、武、周公等）。孟子主“性善”论，强调养性；荀子主“性恶”论，强调后天的学习。他还提出了人定胜天，反对宿命论，万物都循着自然规律运行变化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他重视强国富民，写了《富国》和《强国》等篇章为治国献策。他说：“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乱则国危，治则国安。”(《王霸》)他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不在于“去欲”和“寡欲”，而在于“道(导)欲”和“节欲”。他强调“裕民”是富国强国的首要条件，“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相反，“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他认为富民与养民并重，“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教民就要“立大学，设庠序”，“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大略》)
《荀子》，20卷，主要篇名有《劝学》《修身》《仲尼》《儒效》《非十二子》《王制》《富国》《强国》《君道》《臣道》《性恶》等。注解本有唐杨倞《荀子注》、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杨柳桥《荀子诂译》、高长山《荀子译注》等。
上述儒家经典之外，孔子弟子及其后儒承继其遗志，倾力于对儒学的弘扬和发展。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弟子曾参著有《曾子书》十八篇，可惜已佚。《大戴礼记》载有《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圓》十篇。有人认为，《大学》《孝经》也是曾子所作。孙子子思著有《中庸》。汉代，戴德、戴胜叔侄将礼学文献分别编成《大戴礼记》、《礼记》，等等。这些儒家著述，加之“六经”等，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经典，儒家文化，被尊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
（二）墨家学派成就
墨翟与《墨子》 墨子，名翟，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生卒年不详，学界多认为他略晚于孔子，约于孔子之孙子思同时。里籍不详，学界多认定为今山东滕州。《淮南子·要略》说墨子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观念上与儒家有很大不同，不赞同儒家繁琐之礼和“爱有差等”说，其《墨子》书中的《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贤》《尚同》《非乐》《非命》《非儒》《节葬》《节用》等篇，代表了墨子的主要思想。而《经》《经说》《大取》《小取》等篇，论述到了逻辑学、认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其自然科学概念，据统计：“《墨子》现存的自然科学发现有四五十条之多，即：一些数学概念和理论十九条，空间和时间五条，运动和静止两条，五行一条，找不同类物理量不能相比一条，物质不灭一条，力学和几何简单机械八条，光和影、针孔成像和球面反射镜成像理论八条，测臬影定南北方位问题两条。”[颜道岸《谈墨子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载《墨子研究论丛》（一），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杨向奎先生说：“墨子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一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南平《文化·社会·人生——访杨向奎先生》，载《文史哲》1989年第1期。]
《墨子》15卷，主要篇名为《修身》《所染》《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贵义》、《经》、《经说》等。注解著作有清孙诒让《墨子间诂》、王焕鏕《墨子校释》、谭家健《墨子今注今译》、高秀昌《墨子》注译、方勇《墨子》译注（收入中华书局版《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等。
宋钘与《宋子》 宋钘（xing），又名宋荣子。宋国人。墨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与尹文同游齐国稷下，共同倡导“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提出“情欲寡”、“见侮不辱”和“使人不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名”（《庄子·天下》）等说，企图从思想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韩非子·显学》曰：“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汉书·艺文志》著录《宋子》18篇，已佚。
（三）管仲、晏婴政治思想成就
管仲《管子》，《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四库全书》将其列入法家。晏婴《晏子春秋》，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儒家，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归于墨家，《四库全书》归于史部传记类。既然归类存有分歧，我们就避开其归属问题，鉴于管、晏二人都是齐国历史上功勋卓著的政治思想家，为突出其相国兴邦的政治功绩，这里着重总结其政治思想成就。
管仲与《管子》 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颍上人。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他助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管仲主张以人为本，《管子·霸言》曰：“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主张顺民富民，《管子·牧民》曰：“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治国》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五辅》提出“六兴”概念，即“厚其生”、“输其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赈其穷”。在坚持“富民”政策的同时，反对“国侈”“用费”。强调“四维说”，将礼、义、廉、耻比喻为维系政治统治和社会安定的四条绳索，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他重视法治，主张明法令、明刑罚。《管子·明法》首倡“以法治国”概念，认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重视强兵建设，规定每家出战士一人，编成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小戎、二百人为卒、二千人为旅、一万人为军的军队组织。军事组织隐匿于行政系统之中，以蒙蔽他国。《管子·小匡》谈到这种军队组织的优点：“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圉也。”组织严密，战斗力强，是齐国建立霸业的有力保证。兵力虽强，但不滥用，这一点受到了孔子的肯定：“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管子》一书，原本86篇，今存76篇。主要篇名为《牧民》《立政》《法禁》《法法》《兵法》《王言》《君臣》《明法》《治国》《修身》等。校注著作有郭沫若、闻一多、徐维遹《管子集校》、尹知章《管子注》、赵守正《管子注译》、刘珂《管子译注》等。
晏婴与《宴子春秋》 晏婴（？—前500），字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灵公26年（前556），其父晏弱死后，继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他主张以民为本，爱民恤民。他说：“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政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又说：“意莫高于爱民，行莫高于乐民。”（同上）为薄敛省刑，他谏使景公“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左传·昭公三年》）他注重礼制，曾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竝（并）。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敎，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他崇尚节俭，齐景公为他扩建新居，他却坚持旧宅原貌；一件狐裘穿了三十年；上朝时乘弊车，驾驽马；以粗米为食，以腌菜为肴；丧事简化，祭祀“豚肩不掩豆”。（《礼记·礼器》）国君每次赏赐土地，他都推辞不受。他的节俭思想影响了墨子，被墨子赞为“知道”之人。
晏婴在齐从政50多年，忠谏匡君，内安社稷，外靖邻邦，是一位与管仲齐名的齐国政治家。《孟子·公孙丑上》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孔丛子·洁墨》孔子评曰：“灵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洁；庄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俭。”
《晏子春秋》8卷，记录晏子及庄公、景公、鲁昭公、叔向、孔子、曾子等人事迹。校注著作有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卢守助《晏子春秋译注》、石磊《晏子春秋译注》、陈涛《晏子春秋译注》等。
（四）兵学成就
齐国素有兵学传统，自太公吕尚确立了重军事、重兵学的基调之后，历经管仲、司马穰苴的发展，齐国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其他各国。在浓厚的兵学氛围、浓厚的军事文化影响下，出现了孙武、孙膑等著名军事家。
孙武与《孙子兵法》 孙武，字长卿，齐国人。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孙武认为：“兵者国之大事。”（《计篇》）在时局动荡、战争频仍的春秋战国时代，国家没有强大的军队是要备受欺辱的。同时指出决定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有五：“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下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知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五者之首为“道”，强调战争的正义性，战争要符合仁义之道，符合“道”，就等于符合民众意愿，就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且不畏危难，愿与生死共存亡。《形篇》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谋攻篇》指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孙武兵法》，13篇。其篇名为《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等。校注著作有吴九龙《孙子校释》、郭化若《孙子兵法译注》、陈曦《孙子兵法》（译注）、唐满先《孙子兵法今译》、黄朴民等《孙子兵法详解》、张向荣等《孙子兵法解读》、盛瑞裕等《十家注孙子兵法译注》、齐鲁书社《孙子兵法译注 孙膑兵法译注》等。
孙膑与《孙膑兵法》 孙膑，是孙武的后代。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他生于“阿甄之间”（今山东甄城一带）。由于家学熏陶，孙膑酷爱兵学。曾投身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捭阖之术。后来由于同窗庞涓的陷害，被魏惠王投进监狱，受到膑刑和黥刑（挖去膝盖，脸上刺字）。后得淳于髡相救，来到齐国，被齐威王任为军师。他设计先后大败魏军于桂陵（菏泽北）和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尽雪前耻。其《孙膑兵法》是他战争经验的总结。他在《见威王》篇中谈到战争胜败的重要性：“战胜，则所以在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他在《簒卒》篇中探索战争胜败的条件：“兵之胜在于簒卒（选择兵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又说“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不知道不胜。乖将不胜。不用间不胜。不得众不胜。”提倡“赏不逾日，罚不还面（转脸）”（《将德》）。认为采取“营而离之（迷惑敌人，使之兵力分散），并卒（集中兵力）击之”（《威王问》）等方法，寡可以敌众，弱可以胜强。强调具体分析敌我双方的条件，做到“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八阵》）
《孙膑兵法》，《汉书·艺文志》称之为《齐孙子》，89篇，图4卷。东汉以后失传。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残简，整理成为30篇。校注著作有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骈宇骞等《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校注）、邓泽宗《孙膑兵法注译》、杨玲《孙膑兵法解读》、齐鲁书社《孙子兵法译注 孙膑兵法译注》等。
（五）稷下学成就
稷下，指齐都临淄稷门（临淄城西的南首门，因在稷山之下得名）附近地区。齐威王采取开明政策，广开言路，广揽人才，在稷下扩置学宫，集文学游说之士讲学议论。齐宣王对稷下学士更是重视，学宫达到鼎盛阶段，《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曰：“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曰：“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髠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髙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这是战国时期各学派荟萃的中心，人数之众，参与面之广，前所未有。这一创举，功效有三：
1.政治昌明 齐君扩置稷下学宫、广揽人才的目的之一就是广开言路，吸取诸家政治智慧。因此，“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汉刘向《新序·杂事》）在齐国遇到重大事件或决策时，多能积极谏言。比如《战国策·齐策三》记载：“齐欲伐魏，淳于髠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淳于髡当面批评齐宣王“好马”“好味”“好色”而“独不好士”，致使“宣王嘿然无以应”。（汉刘向《说苑·尊贤》）由于稷下先生们的积极谏言，齐王的虚心纳谏，致使政治昌明，威、宣时期国家出现了兴盛高潮。
2.学术繁荣 稷下时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政治气氛宽松，学术言论自由，聚集于稷下的知识分子，有学识，见闻广，思想开放，争辩议论，著书立说，研究的问题十分广泛。比如邹衍，撰写《终始》《大圣》十余万言，批评“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主张“仁义节俭”。再如荀况，其著作《荀子》论述“正名”“王制”“解蔽”“天论”“性恶”等多种问题，而且激烈地“非十二子”。真正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
3.教育发展稷下学宫具有政治、学术、教育的三重性质，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最重要的是它具有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的性质，因此被后人称为“齐国的最高学府”。作为教育功能，稷下学宫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首先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能满足“数百千人”的教学需要。其次，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宣王时，田骈有“徒百人”，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淳于髡有“诸弟子三千人”。学宫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六）教育成就
春秋时期，鲁国官方学校叫泮宫。《诗经·鲁颂·泮水》记曰：“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歌颂鲁僖公重视泮宫的修建。鲁国不仅有泮宫，还保留有虞、夏、商遗存的学校。《礼记·明堂位》记曰：“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頖宫，周学也。”孔颖达正义曰：“明鲁得立四代之学也。”这些官方学校，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招收官宦富家子弟。
孔子时，兴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对学生不讲贵贱贫富，不分等类），使平民子弟有了读书的机会。《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说：“凡是自己能做到束带修饰（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青少年，我没有不教诲的。”以至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出类拔萃者如颜渊、曾参、子路、子贡、子游、子夏、子张、闵子骞、冉雍、冉求等等。在教学内容上，注重文、行、忠、信。在教学科目上，设立礼、乐、射、御、书、数。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因材施教、温故知新和举一反三的启发式教学。他的教育思想，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珍贵财富，被尊为万世师表。
孔子之后，弟子曾参曾在鲁国南武城、齐国莒邑以及卫国等地设教讲学，培养出了孔伋、乐正子春、公明宣、公明仪、公明高、阳肤、沈犹行、单居离、吴起、子襄等著名弟子。通过教学，传授孔子的学问，发挥孔子的思想，被后世尊为“宗圣”。孟子兴学，以至“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墨子办学，弟子众多，“荣显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当染》）荀子也是著名教育家，其《劝学》专文，是他教育思想的集中展现。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一所熔公私教育于一炉的高等学府，是该时期齐鲁教育事业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稷下学宫在一个半世纪的悠久岁月里，成为战国时期中国的教育与学术中心，在培育人才、催生学派、推动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论争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孟祥才 胡新生《齐鲁思想文化史》420页）
（七）科技成就
墨翟，被称为“科圣”或“科技之父”，他在数学、力学、几何学、化学、光学、天文学以及机械制造等领域都有突出贡献，前文“墨家学派成就”中已述，此略。
鲁班（约前507—前444），复姓公输，名般。因是鲁国人，“般”与“班”同音，后人便称其为鲁班。他出身工匠家庭，是手工艺制作的能工巧匠，发明刨、钻、铲、锯、硙（wèi，磨），建造宫室台榭、桥梁，制造攻城云梯、水战兵器钩拒、木马车等。《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被建筑工匠奉为祖师。
扁鹊，姓秦，名越人，渤海郡鄚（今河北任丘）人，战国时医学家。长期在齐国行医，为齐桓公治病时“病在腠理”“病在血脉”“病在肠胃”“病在骨髓”的准确诊断，在医学史上留下千古美谈。他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法，采用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帖、手术、吹耳、导引等多种疗法，治病救人。相传虢太子突发“尸厥”（症状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类似休克），扁鹊使用针灸、熨帖、汤液之法，收到起死回生之效。他擅长各科，医术全面，《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妇科）；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痺医（五官科）；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爲小儿医（儿科）。随俗为变。”
甘德，鲁国天文学家。一说齐国人，一说楚国人。杨朝明《鲁文化史》辨曰：“《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鲁人。’盖甘德本为鲁人，后来又到了齐国。《七录》称他为楚人，是因为战国末年楚国占有了鲁地。”甘德著有《天文星占》《甘氏四七法》等天文著作。“所谓‘四七法’，就是以二十八宿坐标系统，用于测量太阳等天体运动方位的方法。每方七宿，四个方位合计二十八宿，故称为四七法。……甘德生活在鲁国灭亡之际，但他的天文学成就是以鲁国天文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充分反映了鲁国天文学发展的成就。”（杨朝明《鲁文化史》）
四．齐鲁文化所体现出的基本思想和精神
从上述齐鲁文化成就中可以看出，它所体现出的基本思想和精神是十分鲜明的，归纳之，有以下诸多方面：
仁义思想 仁的基本涵义是人与人相亲爱。《论语·颜渊》孔子回答樊迟说，仁是“爱人”。《墨子·经说下》说：“仁，仁爱也。”《庄子·天地》说：“爱人利物之谓仁。”义，指符合正义、符合公益或道德规范。仁和义义近，人们常把二者合说作“仁义道德”，也常将有仁行义举的人称作“仁人义士”。一般来讲，重仁者都尚义，重义者都尚仁。如孔子，视仁为思想核心，视义为行为规范，主张使唤民众要符合义，看到富贵利益要想到义，倡导见义勇为。综观齐鲁大地的先圣先贤，太公、周公、孔子、孟子、墨子、管子、晏子等等，无一不是仁德义举的典范。仁义道德是齐鲁文化的主流核心思想。
礼仪思想 礼，是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包括礼貌（对人恭敬有礼）、礼仪（行礼的仪式）、礼节（行礼的分寸等级）等。管子尚礼、晏子倡导修礼，孔子重礼甚至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程度。孔子看重仁和礼的关系，仁是内在，礼是外在，相辅相成。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既主张“事君尽礼”，又强调“君使臣以礼”，“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论语·子路》）礼是立身之本，“不知礼，无以立”。荀子也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又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荀子·荣辱》）礼的本质是对人恭敬、友善，礼是文明的表现，礼是和谐人际关系的关键。由于历代圣贤重礼，民众尚礼，我中华民族故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享誉世界。
诚信思想 诚，诚实，真诚。信，诚实不欺，守信用。这是待人处事必须遵循的法则。人与人之间，要讲诚信，倘若失却了诚信，尔虞我诈，相互坑骗，人际关系就无法存续。儒家经典中频频述及诚信，《周易·乾卦》曰：“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礼记·乐记》曰：“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孔子讲究仁义礼智信，把信列为四教“文行忠信”之一。治国讲究诚信，强调“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交友讲究诚信，强调“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子罕》）说话也要讲究诚信，主张“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学生子张问仁，孔子回答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曾子也把信作为每日三省之一：“吾日三省吾身，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修身》）
孝道思想 谈人伦美德，“孝”至为重要，古人有“百行孝为先”之训。孔子重孝，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弟子出则孝，入则弟。”（同上）子游问孝，孔子答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该语意思是：当今的人谈到孝，认为能做到养就是孝了。至于狗马等畜生，都能做到养。作为人，在养的同时倘若体现不出“敬”来，那与狗马等畜生有何区别？人能相养，动物也能相养，人若在赡养老人时体现不出“敬”来，那么与禽兽有何区别？曾子遵循其师，主张“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把尊敬父母视为“大孝”，要求人们在“能养”“不使父母受辱”的前提下，追求“大孝”的境界。孟子倡导广孝，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说：尊敬自家的老人，从而推广到尊敬别家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孩子，从而推广到爱护别家的孩子。若人人具有了这种无私之孝慈，才会孝行满天下，慈爱满天下。
和谐思想 人生活在社会群体之中，需要友善的态度，来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在这方面，《论语》提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子（指为政者）欲善而民善也”，（《颜渊》）“以直抱怨，以德报德”，（《宪问》）“与人恭而有礼”，（《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君子尊贤而容众，喜善而矜不能”，（《子张》）以及“中庸”、“忠恕”、“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众多行之有效的行为准则。关键是每个人都要讲仁德，“德不孤，必有邻”，讲胸怀，讲五湖四海，如此，才能呈献“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状态。群体间向往和谐，世界民众向往和平。墨子主“兼爱”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
修身思想 修身，是齐鲁圣贤及民众普遍重视的大问题。社会的文明进步，取决于每个具体人的文明修养。管子、墨子、荀子都有《修身》专文，孔子、曾子、孟子都对修身问题做过精辟论述，诸如孔子所说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孟子所说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墨子也说：“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墨子·公孟》）尤其是《大学》一篇（学界多认为曾子作），其主旨是在论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正心修身”是首要的，心正才能修身；修养好自身才能整齐家庭、治理国家，“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这与当今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人无德不立，家国无德不兴”以及所大力倡导的“家风建设”是一致的。
德政思想 以德为政，是齐鲁政治思想家的普遍主张。孔子说得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欲达此效果，从政者关键要做到修己正身，率先垂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要做到勤政廉政，“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即居官勤勉不懈怠，执行政令要忠诚。孟子也主张施仁政于民，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建议“省刑法，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并说：“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管子倡导廉政，晏子倡导勤政，这些齐鲁先贤的为政思想，为世世代代从政者奠定了坚实的立国之基。
尚贤思想 为政之要，在得人才。姜太公坚持“仁、义、忠、信、勇、谋”的用人之道，选用德才兼备之人。《六韬·文韬》中《上贤》、《举贤》两篇，集中表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论及其思想内容。他说：“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周公告诫初任鲁国国君的儿子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史记·鲁周公世家》）齐桓公礼贤下士，为求天下贤士，在宫廷前燃起火炬，日夜接待前来觐见的人才，并重用曾欲以箭射杀自己的管仲为相，得到管仲辅佐，国力迅速强大。管仲曾这样谈人才的重要：“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管子·霸言》）晏子奉劝齐景公亲贤人，远小人，主张“进贤选能，不私乎内。”“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墨子特写《尚贤》专文，分析国家不得富、人民不得众、政不得治的原因“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民本思想 齐鲁圣贤坚持以民为本，重民爱民。姜太公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道理，强调治国之要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就要爱民。他说：“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三略》）“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六韬》）齐国名相管仲说：“政之所行，在顺民；政之所废，在民心。”（《管子·牧民》）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赞美子贡所说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仁圣之德。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离娄上》）荀子所言“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道理，发人深思。
强国富民思想 强国在于富民，民不富则难言国强。齐国地理环境恶劣，《汉书·地理志》记载：“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在这地薄人稀的荒僻盐碱滩上，姜太公着力发展工商，发展经济，“劝女工之业，通渔盐之利，而人物辐辏。”（《汉书·地理志》）“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红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彊国。”（《盐铁论·轻重》）管仲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富则安乡重家。”（《管子·治国》）又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孔子在卫国赞其人口众多，学生冉有问道：“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曰：“富之。”即让老百姓富起来。孟子主张恒产论，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爲己。”（《孟子·滕文公上》）
教育思想 人类的文明进步，主要靠教育，教育是知识传授、社会伦常秩序得以建立的重要手段。《孟子·滕文公》曰：“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又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重视教育，重视知识技能的传授和思想品德的培养，这一优良传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孔子兴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广招平民子弟，设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授徒。继之，曾子、孟子、荀子、墨子等兴学施教，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在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很好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诸如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学思结合、举一反三、温故知新，还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精神。
科技思想 齐鲁先贤重视科学技术，早在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制陶技术、骨角器制作技术、建筑技术、纺织技术等等，就处于中国领先水平。春秋战国时期，此地科技人才辈出，出现了能工巧匠鲁班、神医扁鹊和科圣墨翟等。墨子以“为天下兴利”“利人”“利民”为发展科技的核心思想，他说：“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鲜且不加者去之。”（《墨子·节用上》）意思是造车船用来沟通四方之利，造车船的原则是能增加轻快便利的，就增益它，不能增加的，就去掉。《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留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科技创新，以有利于人类为根本宗旨。
法制思想 整顿社会秩序,既靠德治，又靠法治。齐太公虽主张“以仁义治齐”，但对于误解仁义“以仁义乱齐”者，还是坚持“立而诛之”。（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胜》）太公明赏罚 ，他说：“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六韬·赏罚》）管仲遵循太公之说，在《管子·牧民》中进一步申明，治国者应当“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所说的“明”“开”，意思就是向民众讲明赏罚标准。并主张，法令制度一旦公布，就不要轻意更改，“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仪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措）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并认为，治民仅用刑罚，“不足以服其心”，必须辅以德教。孔子在强调德治的同时，也承认法制的必要，他诛杀少正卯，就是为严肃法律。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正）。”认为用刑罚来治理，有些人受刑罚的威慑，能够避免一些犯罪，但缺乏犯罪的耻辱感。在承认法制不可无的同时，更注重德治。孟子也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经世致用思想 所谓经世致用，是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要求知识分子关心时政、关注国事,承担起经邦济国的使命。知识分子应以治世、救世为急务。这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齐相管仲，可谓经世致用的典范，他协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迅速强盛。再就是孔子，积极入世，竭力救世，多年周游列国，宣传救世思想。广招弟子，培养学以致用之才，鼓励学生“学而优则仕”。对于逃避现实的隐士，斥之为“不可与同群”的鸟兽。曾表白：“如用我，吾其为东周乎！”曾子在《大学》中大力倡导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也效法孔子，“以儒道游于诸侯”。（赵岐《孟子题辞》）墨子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
勤奋敬业精神 勤奋敬业，忠于职守，是中华民族倡导的美德，齐鲁先贤可谓个个堪称典范。周公摄政 ，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简要概括了他的勤政之绩。孔子主张“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他不仅如此主张，也是这样做的：他教育学生“诲人不倦”，工作学习起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接到国君的召唤，“不俟驾行矣”（不等车子驾好就急匆匆步行赶去）。学生子张问政，他回答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学生子路问政，他回答说：“先之劳之，……无倦。”荀子说：“如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荀子·议兵》）意思是说：百事成功，在于勤敬对待；事情失败，在于疏忽怠慢。
自强不息精神 “自强不息”一语，出自《周易·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道刚健，君子应效法之，自强不息。《周易·乾卦·文言》说：“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这是对上天刚健品德的精辟赞美。
古人在对上天刚健精神赞美的同时，也勉励自己积极效法之。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婴、孔子、墨子、孟子等，都是积极入世、救世，充满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的典型代表。管仲重功名，尚有为，力行改革，富国强兵，相齐桓公，霸诸侯，成就了齐桓公的首霸事业。孔子重“刚”，把“刚”作为仁的德目之一.他认为“刚毅木讷近仁”，主张无欲则刚。他积极进取，“为之不厌”，“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犟劲，即今天所说的执着精神。曾子更是强调“弘毅”“死而后已”刚毅韧劲。墨家比儒家在进取有为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牵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齐鲁文化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扬，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对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发展、壮大，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厚德载物精神 “厚德载物”一语，出自《周易·坤卦·象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地势顺（坤道顺天而行），君子应效法大地之德，负载万物。《坤卦》六二爻辞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方、大”是对大地的描绘，既直（正），又方，且大。具备了方正、阔大之品质，方能承载世界万物。
古人赞美大地方正阔大之品质，效法厚德载物之精神，注重修德，勇于担当。如孔子，他一面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一面积极行动，办学，从政，周游列国，推行救世主张。弟子曾子提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终生践仁的远大志向，其《大学》更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生奋斗目标。道理很显然，一个人若缺乏高后之德（当然也包含“才”），便不可能担当大任，也就不可能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精忠爱国精神 爱国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历朝历代，许多仁人志士都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国事为己任，前仆后继，临难不屈，保卫祖国，关怀民生，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齐鲁先贤，可以说个个都是爱国典范。姜太公、齐桓公、管仲等强国富民。周公忠诚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孔子主张尊天子抑诸侯，拥护周天子大一统体制。他称赞协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为仁人；反对分裂行为，对于季氏伐颛臾的行动予以强烈驳斥。
他所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和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彰显民族气节的豪言，激励着世世代代爱国志士忠诚卫国，英勇捐躯。
齐鲁文化所体现出的这些思想和精神，具有永久价值，与当今党和国家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分吻合。当然也符合习近平主席2013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的讲话精神。齐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发源地，我们身处齐鲁大地，从业于齐鲁理工，理应做传统文化、齐鲁文化的积极弘扬者，踏实践行者。
此为《齐鲁文化二十讲》一书的概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