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和强调历史知识对于指导现实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一是通过学习历史可以“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卷）他认为,没有对历史的了解,对国情的了解是不完整的,也是不能正确指导革命运动的。他尖锐地批评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起,忘记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 卷）这是一种“割断历史”的严重错误，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他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以为“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提供“帮助”。二是发扬中国实学家“鉴往所以训今”的思想，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指导当前革命运动提供借鉴。在毛泽东看来，所谓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既要注重古代,也要注重现代,而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刚刚过去的历史进行总结,尤其重要。通过从学习和研究党史开始的延安整风，进一步清算了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好思想准备，就是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以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的一次成功典范。毛泽东对历史功能的理解,并未停留在为指导当前实际运动提供某些历史借鉴的具体“操作”层面。他认为正确地看待和总结历史,特别是批判地继承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将为新社会的文化建设,为提高全体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为推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1939 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号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我们应该“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同时,毛泽东提出对于历史遗产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的要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写道:“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这里，毛泽东将历史文化遗产区分为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并将批判性地继承历史遗产与新的文化建设和人民民族自信心的提高联系起来,从而把对历史作用及价值的认识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其对历史的兴趣更为浓厚。他在继续坚持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基本思想的同时,,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充实和发展。1956 年8 月,他在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时发表的一次重要谈话中，指出:“历史总是要重视的”,我们不能“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但是我们重视历史,目的是为了今天,“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7]毛泽东的“古为今用”这一表述，是毛泽东有关历史应为现实服务思想的最高的概括。同时,毛泽东在何为糟粕、何为精华以及如何对待糟粕与精华的问题上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960 年他在会见外国代表团时说:“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期,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8]这段话中,毛泽东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封建时代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了封建的和反封建的区分,指出封建主义的东西不全是坏的,反封建主义的东西也带有统治阶级的影响,对它们都要做进一步具体分析,都要批判地加以利用;同时,他还提出对遗产要“充分地利用”。这些观点的提出,为“古为今用”添加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总之,毛泽东的历史价值观，既是对于前人提倡的“史学经世”的实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对“史学经世”思想的一种现代性的诠释和超越。

　　六、 结 论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学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三条结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应吸收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切合理成分，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对接点，理应是中国古代实学，这是勿庸置疑的。

　　（二）、中国古代实学的现代化，即由“旧实学”转变为“新实学”，虽然应当容纳古今中外哲学的一切积极思维成果，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是最为重要的。

　　（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代实学基本上同属于“外王之学”，在唯实性和实践性上，有许多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以一种积极的批判与建设相结合的态度而与中国古代实学保持广泛开放、灵活适应的关系。所以，从 20世纪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实学相结合，创建新实学思想体系，都是现代中国哲学创新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构建现代“新实学”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古代实学的真正继承者和弘扬者。 （作者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