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发扬光大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特别是“明经致用”思想，要求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加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力求做到“精通”，而“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 卷）, 即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将其作为招牌到处炫耀。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 卷）,用以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同时，对于那些“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而“完全不能应用”的人,对于那些“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提出了批评,指出：我们“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毛泽东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实际的革命运动的科学态度，形象地称之为“有的放矢”。他说:“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这是“无的放矢”。而“有的放矢”“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他进一步解释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 卷）他反复向全党阐述这个“有的放矢”的道理,指出：“‘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整顿党的作凤》，《毛泽东选集》第3 卷）毛泽东的“有的放矢”论,既是对中国实学中的“明经致用”传统的传承,更是对中国“经世致用”实学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五、“古为今用”论与中国实学中的“史学经世”
“史学经世”论是中国古代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史学经世”思想源远流长，特别是随着北宋实学思潮的兴起,更为系统地形成了“史学经世”的价值理念。
明清之际,“史学经世”成为经世致用思潮中的一股劲流。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是“史学经世”论的代表人物。顾炎武将治史与经世明确联系在一起,指出:“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亭林文集》卷六《答徐甥公肃书》）; “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他著述《日知录》的目的 ,即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初刻日知录自序》）黄宗羲认为 “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补历代史表序》）王船山对 “史学经世”释曰:“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六）晚清龚自珍、魏源等人,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更加强调“史学经世”论,大力 提倡“尊史”之说，並赋予史学以新的价值意义和时代功能。魏源出于经世救国之目的,突破“重古略今”的治史框架,治史注重写作“现代史”著作（如魏源编纂的《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夏燮的《中西纪事》等）,是道、咸年间“史学经世”的一个新特点。注重总结清朝开国以来军事、政治活动的经验教训“现代史”,是为清王朝提供历史镜鉴,借以寻求抵御外侮之策。
毛泽东从青少年开始，其一生读史的兴趣长久不衰,“史学经世”论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无疑是巨大的。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历史就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不仅得益于六年私塾期间所读史书如《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纲鉴易知录》等 ,而且也得益于就读第一师范期间“一位国文教员”借给他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据周世钊回忆:“当时他没有别的书读,早晚自习时便常读这部书,到暑假时已读完一大半。不但增加了历史知识,而且产生了研究历史的兴趣。”（《毛泽东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从一开始,毛泽东的历史兴趣就没有停留在对历史知识的单纯了解上,而是注重对历史知识的实际运用。早在1915 年9 月，他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致萧子升信》,《毛泽东早期文稿》） “观往迹”是为了“制今宜者”。 所以，读史或治史不能只关注一般的历史过程,而应将重点放在探寻“公理公例”即探寻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大趋势或客观规律上。在近代中国人当中,能够自觉地继承这一“史学经世”论传统，最大限度地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以为现实服务者,毛泽东可谓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毛泽东注重“观往迹制今宜”、注重探求“公理公例”的“史学经世”论，虽然受到来自中国实学传统的影响,但是他在继承“史学经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和发展了这一历史传统。毛泽东作为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他对历史的学习、钻研,不同于历史学者的书斋、课堂和考古场地,而是赋予历史以政治生命力,使其为革命斗争服务。他明确地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 卷）将掌握历史知识、掌握革命理论以及对实际运动的了解，皆视为革命政党指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