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在哲学上对教条主义和孔孟之道又做了一次系统清算。他说:“孔子是名为主, 我们则是实为主, 区别就在这里。”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反复强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又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从世界观的高度对传统实学中的“实事求是之学”作了重新解释和现代转换。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3]他还说,实事求是,本来是一个学风问题,但这“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 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4]这样,毛泽东不但吸取了“实事求是之学”这一实学命题的合理原素,同时还赋予它以认识论和世界观的时代意义,使其获得了现代性的转换。“实事求是”不仅代表着一种崇尚事实、反对空谈的学术态度和治学方法,更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自觉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线。毛泽东通过中国古代实学这一优秀文化形式, 对“实事求是之学”经过创造性转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从而创造了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及胡锦涛提出的“求真务实”之学，虽然各具其时代性，但是都从唯物论世界观高度强调一个“实”字，使中国的“旧实学”变成了“新实学”,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实学文化的现代转换和伟大复兴。
三、《实践论》与中国实学中的知行观
毛泽东于1937年7月撰写的《实践论》，固然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批判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概括，同时它也是对中国古代实学中的知行学说的一次科学总结。它不但善于使用中国人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如以中国人的“知和行的关系”表述“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等）和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如“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知识里手”等）去形象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且更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行学说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为了论证“知”源于“行”的道理，他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同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以及王廷相的“行得一事即知一事”，“人知越在南，必亲至越而后知越之故”（《石龙书院学辩》）的思想，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思想联系。毛泽东还说：“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中国人的老话，至少在《朱子语类》卷三十二中，朱熹就讲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话。从上述两个例子，透露出《实践论》同中国哲学特别是重行的古代实学之间的某些思想渊源的文化信息。
毛泽东的《实践论》虽然吸取了中国实学知行观中的某些合理思想，但他是站在“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高度，来重新审视、批判中国哲学中的各种知行学说，第一次对人类认识总规律作出了科学的理论概括。毛泽东认为，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即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环节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把这种“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同中国古代实学的各种知行学说相比较，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中国古代实学的各种知行学说的一次巨大的理论飞跃。具体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从片面的道德修养型的知行概念向完全的科学认识论型的知行概念的飞跃，二是从片面真理的知行关系论向具有完全科学真理的知行关系论的飞跃，三是从非科学的多元真理标准论向科学的一元真理标准论的飞跃。正是在“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指导下而完成的这一巨大的理论飞跃，才使中国古代实学的知行观转向现代“新实学”的知行观，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5]
四、“有的放矢”论与中国实学中的“明经致用”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他是一位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领袖人物。他的“经世致用”的人生价值取向，同他继承与发挥中国实学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明经致用”是中国实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随着北宋实学思潮的兴起,“重功利,求实用”的实学正式登上历史前台。王安石发挥胡瑗治经“必论其大体,其章句细碎不足道”的观点,大力提倡“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反对“离章绝句、释名释数”的空疏学风。宋代湖湘学派最重“明经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胡安国将《春秋》一书视为“经世大典”,企啚通过以义理解读《春秋》,达到“康济时艰”的目的。胡宏鄙薄功名利禄,一生以立身行道为志，要求“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与张敬夫》，《胡宏集》）张栻也发扬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十分注重治学与致用的统一，“留心经济之学。” 晚清曾国藩追慕王船山、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认真研读过顾炎武和魏源的著作,颇留心于当世之务。他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6] 被世人视为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清朝的“中兴名臣”。
中国实学特别是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和“明经致用”传统，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显而易見的。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毛泽东，通过杨昌济老师从前代实学家那里获得了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由此对那些有志于以学问贡献国家社会的实学大家产生了崇敬之情。毛泽东在一师读苏时，就抄录了王船山、顾炎武、魏源、左宗棠、曾国藩等人的不少名言警句,有些地方他还作出了肯定性评论。如他抄录了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的语录,把“圣贤”释为既有高尚“品德”又能成就“大功大名”的“德业俱全者”。法国的拿破仑只是“豪杰”而非“圣贤”，因为他只“有大功大名”而“歉于品德。”他认为历史上“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清代左宗棠是“办事之人”，而只有曾国藩才称得上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他明确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曾将“德业俱全”的“圣贤”作为自己一生的理想人格。（《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救世情怀,自觉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做一名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他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他将自己的满腔热情都投入到了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