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先生在1938年5月提出了“学术建国”的主张，认为任何开明的政治必是基于学术的政治。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此与费孝通先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经常倡导的“文化自觉”具有相同的学术背景和精神实质。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他发展的趋向。一个民族的存在价值，不是体现在其动物性生存之中，而应该是与他的文化生存形态相联系的。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的久远性，远远超过经济建设的意义。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更是需要实现文化的建设及合乎人性潮流的发展。文化建设，落实到根本，实际是人格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中着力强调的君子人格，既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民族品格的理想人格，同时，也是符合现代价值观念，可以引导我们的文化建设的方向的价值判断体系。本文通过对君子人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内涵的探讨，意欲发见文化自觉的现实意义。
一、人格自觉在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原始儒家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其短期目标在恢复周礼，实现小康，其长期目标在建立大同社会，实现天下为公，使天下至于至善。而实现此目的，原始儒家的学者提纲挈领，原始要终，指出最核心的问题是修身的问题。《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和原始儒家强调君臣父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在上位的人所先天具有的垂范义务，因此，有子的本意决不仅仅是强调子弟对父兄的服从，甚至也不是关注孝悌本身，而是欲通过幼年的孝悌教育，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关系，从而建立仁的根本，而“仁”，正是实现大同的必然途径。康有为《孟子微》云：“不忍人之心，仁也。”《孟子微》曰：“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之心生，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太平大同，皆从此出。”培养仁的人格，实际就是人格自觉的问题，只有人格的自觉，才能以自觉的人格构建理想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形态。所以，文化自觉和社会的进步，有赖于理想人格的建立。
理想人格在社会进步和文化进步方面的重要性，《礼记·大学》的表述最完整也最充分，也正因此，西人狄百瑞在《〈大学〉作为自由传统》一文中，认为《大学》“更好地表达了对求学的爱好和对教育的热衷”，不但是代表儒家传统的经典，同时也是现代的“古典著作”。也就是说，《大学》的精神不仅仅是古代的传统，同时也是古代与现代转化的连接点，是古代精神的现代延续，是现代精神的古代渊源。
《礼记·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在这里，《大学》的作者仍然是抓住了修身此一关键环节，齐家治国平天下需要修身，而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其目的也在修身，所以，修身是人格修养的终点，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因此，《大学》又指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所谓慎独，就是认识自己的人格，并自觉地完善自己的人格。这也就是人格自觉。在原始儒家那里，一个人格自觉的建设过程，实际就是自觉实践君子人格的过程。
君子人格是孔子及其弟子所身体力行的，孔子本人也以君子自许。君子务本，而此根本在修身，身修才能齐家，家齐才能治国，国治才能平天下，由小及大，为不二法门。修身又必须正心，正心首先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如此，才可以有君子行，才可以有明德，亲民而至于至善。《礼记·大学》云：“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君子日新其德，孜孜不倦。“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礼记·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者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未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又曰：“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是君子之所具有的特点，君子有自觉人格，因此能使可不忘根本，而小人反是。
君子人格的追求过程，是一个逐渐完善自我的过程，是不断洞悉自己，从细小处建立仁爱根本的过程。《孟子·梁惠王上》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下》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又曰：“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孟子强调恻隐、羞耻、恭敬、是非四者，而为仁义礼智之四端。有不忍人之心，则有不忍人之政，所以，《孟子·公孙丑上》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君子以舍己从人之本心，实现与人为善之根本，正是自觉地实践君子人格的过程。
《孝经·圣治》曰：“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君子的行为应该摆脱无目的性的本能，而是深思熟虑的，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所以受人民爱戴。
二、君子人格的内涵与传统文化人格建设的君子本位思想
班固《白虎通德论·号》云：“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概括先秦有关君子的概念，大体包含两类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意义：一指有尊位之人，包括天子、诸侯、大夫、公子等，以其出身高下、权力地位的高低决定，基本皆是贵族；二指有才德之人，则以其成德为唯一标准，其特征表现为“文质彬彬”。西周时代，学在官府，只有在上位的贵族，才有机会享受教育，明习礼乐。所以，虽然不能说所有贵族都是兼具才德之人，但是，贵族是才德的主要拥有者，却不算妄言。因为“君子”的普遍意义和“小人”相对而言的，《国语·鲁语上》云：“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治人与劳力是君子与小人分野的标志。正像君子的本意是指古代的上层统治者一样，小人的最初概念也是指在社会中处于下层的野人。
在中国历史上被大家广泛使用的“君子”概念，主要是就其成德而言的。与人格相关的“君子”概念，也是在这个层面的，所以说，在大部分场合，所谓“君子”，是专指有才德的人。由于在上位的君子有机会接受教育，理应具有比小人高明的才德，所以，在最初的意义上，“君子”与“小人”的概念与才德这样的修养只间接发生关系，而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诗经·魏风·伐檀》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今人注释，则以君子尸位素餐，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则可以说君子的概念也会和才德背道而驰；不过，“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可以有另外的解释，就是“君子”谓不素餐之人，《诗经·魏风·伐檀》的作者为那些素餐的人指出君子的榜样，供其学习。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中国先秦的典籍中，没有一处以君子为反面人物的例子，则后一种解释更为合理。
如果说在上位的人不一定是君子，我们还有一个例证，《尚书·无逸》曰：“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纵）。”此处之所指斥，正是某些非小人者所为，“小人”与君子对举而言，但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苦，只知吃喝玩乐的非小人的人，应该决非君子。而此处之小人，也未必无才德。所以，把“君子”和才德联系起来，可以认为是“君子”概念的一个飞跃性的发展。也为“君子人格”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相对于君子，“人格”是一个晚起的词。在心理学的观念里，人格是人的性情、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在社会学的观念中，一个民族或者团体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人格的共同追求就构成了这个民族或者团体的社会人格。而在法律学上，人格指人按照法律、道德或者其他的社会准则应该享有的权利或者资格。
人格，当然还指人的道德修养，而且，我们平常在讨论人格的时候，更多的特指是人的道德修养。本文讨论“人格自觉”，其基本的内容不言而喻，主要停留在道德修养层面，就是要探讨“君子”及其人格所包含的价值趋向，及这种价值趋向与中国人的精神所构成的影响。
“君子”本身包含着价值判断。“君子人格”，所指应该是君子的精神意识在行动中的体现，君子人格是属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但其体现，则既表现在精神层面，也表现在物质层面。这样，就是我们对君子人格的把握变得容易了。
先秦早期传世经典，皆提及君子，但是，君子一词所代表的含义，在春秋之前，多数是就其社会地位决定，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是处于尊位的人，才可以称为君子，既然君子的相对意义是小人或者野人，君子也就有了才德的附加意义。如《尚书·虞书·大禹谟》曰：“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此段文字是禹奉舜帝之命，召集诸侯准备讨伐三苗时谴责三苗的话，说三苗昏庸糊涂，不恭敬，轻慢众人，妄自尊大，违反正道，败坏德义，君子被排斥，小人受重用，百姓被抛弃，上天降下灾难。此处君子，指有才德之人。《尚书·周书·泰誓》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此是周武王伐商之前发表讲话时对周人尊敬的称呼。《尚书·周书·旅獒》云：“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此处之君子小人，是就社会地位而言。狎侮为轻慢之意，是言君主不可轻慢大臣和百姓，否则，失去人心，也没有人为你尽力。《周礼·天官冢宰》云：“凡君子之食恒放焉。”此处君子所指，为处尊位之贵族。《仪礼·士相见礼》曰：“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郑玄注曰：“君子，谓卿大夫及国中贤哲也。”《仪礼·乡饮酒礼》曰：“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郑玄注曰：“君子，国中有盛德者。”
如果说《尚书》、《周礼》、《仪礼》中君子一词的出现并不普遍的话，《诗经》中君子一词的出现频率则非常高，如“乐知君子”、“未见君子”、“既见君子”、“有匪君子”、“淑人君子”、“ 岂弟（恺悌）君子”、“彼君子兮”、“君子之车”、“君子于役”、“君子有酒”、“君子至止”、“君子万年”等句子，都不止出现一两次。《诗·周南·关雎》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序》云此诗为“后妃之德”，则君子所指，基本为有尊位之人。而且在大部分时间，“君子”是和才德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魏风·硕鼠》之素餐之“彼君子兮”，所指虽也应是有尊位之人，但与才德则背道而驰。要之，《诗经》中君子一词出现数以百计，大体而言，皆不排斥居尊位之人，而与纯粹的才德关系却幷不一定具有一致的关系。
如果我们仔细体会的话，在儒家经典之中，在大部分时间，君子往往是经典编辑者自许的人格，这就是君子本位思想。
在儒家早期经典之中，《易》之经传，特别是《易传》论君子最多，《易》为六经之首经，《文心雕龙·原道》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即强调的是《易》作为最早之人文的地位。《易传》作为《易经》最权威的注解，出自圣人或其门徒之手。孔子治《易》，韦编三绝，而《易传》之书，见于传世文献，而出土文献马王堆帛书之《易传》，更见出其与孔子不解之渊源。《易》之经传，几乎每一卦皆言君子，而其立场，鲜明地站在君子之基点上。如果我们用《泰》彖“内君子而外小人”这句话来概括《易》之经传立论的基本原则，我想无疑是恰当的。以上诸卦经传，皆站持在君子的立场上，可以叫作君子为本位。也就是说，《易》之经传在建立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有利于君子，有利于君子与小人的斗争。《易·系辞上传》云：“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此说《易》之书专为君子而设，又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又曰：“是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道如此，圣人思想的体现，所以，其君子立场自然不容怀疑。
三、与小人人格对立中彰显君子人格
《易·系辞下传》云：“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易》之经传，特别是《易传》，在君子本位立场上，坚持与小人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社会地位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品德才学方面的进习。圣人聪明睿智，圣人之情存乎其中，其对君子精神已有清楚论列。
《乾》九三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言引孔子之言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而无咎矣。”“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又云：“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又云：“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这里，作者提出了君子的三个特点：第一，终日乾乾，不自满假；第二，自强不息；第三进德修业。高于君子的特点则为知进退存亡。《易·系辞上传》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又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这里说的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是就其进退存亡而言，而解释谦卦之文，强调的是谦虚的问题。《易·系辞下传》引《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说的仍然是出处的问题，“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则说的是进德修业的问题。
《坤》卦云：“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其道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 盖言顺也。”又云：“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又云：“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又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在这里，作者强调之意义有四：第一，赞扬坤德的宽大广博，无所不包，君子之道亦如之。第二，积善。第三，直内外方，敬义结合。第四，黄中通理，正位居体。地为黄色，坤为理，以乾通坤，谓之通理，即立天下之正位。
《乾》、《坤》二卦为《易经》母体，而孔子深明此义，为制《文言》，强调此两卦的精神内核。所以，这两卦论君子最多，也最为全面。《乾》、《坤》两卦以下，《易》之经传，特别是《易传》，几乎每一卦都与君子的行止联系在一起。幷与《乾》、《坤》两卦经传所揭示的道理幷行不悖。其论述君子之特点，如君子之修德，君子之顺势，君子之谨慎节俭，君子之社会责任，君子之博大宽容，君子之谦虚，君子之仁政，君子穷则独善，君子之好学不厌，凡此种种特点，其核心是强调君子有远大的理想，强烈的责任，优良的道德，于政治则宽惠爱民，有社会责任感，于个人则进德修业，节俭自律，顺应时事，不与黑暗势力妥协。《易·系辞下传》引孔子之言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君子处事，先安其身，次易其心，次定其交，安身是审时审世，易其心是进德修业，定其交是掌握主动权，而后则无往不胜。
《易传》、《论语》所言君子人格的内涵，极其丰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我认为，大体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君子有远大的理想，遏恶扬善，在天下实现仁，而最终理想，则是大同。《大有》象曰：“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里仁》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泰伯》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卫灵公》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云：“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里仁》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季氏》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阳货》曰：“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微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里仁》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宪问》曰：“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第二，君子有独立自觉的人格，明于去就出处，不趋炎附势。《大过》象曰：“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明夷》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学而》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雍也》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卫灵公》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又云：“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雍也》曰：“君子周急不继富。”
第三，君子有宽广的胸怀，博大宽仁谦恭。《同人》彖曰：“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君子以类族辨物。”指君子明白和而不同，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之道理。《睽》象曰：“君子以同而异。”指君子求大同而存小异。《解》象曰：“君子以赦过宥罪。”指君子宽厚待人。《谦》卦云：“亨，君子有终。”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象曰：“君子以捊多益寡，称物平施。”指君子追求天道，谦虚谨慎。《观》彖曰：“中正以观天下……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象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此处先王等同于君子，指先王应天顺民，根据民俗以设教化。《旅》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指君子勤政慎刑，重视民生。《公冶长》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颜渊》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季氏》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颜渊》又云：“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述而》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子路》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宪问》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颜渊》曰：“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惧何忧？’”《卫灵公》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又云：“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第四，君子注重道德修养，好学而自尊。《蒙》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指君子培养温柔圣善之德。《大畜》彖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象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壮》象曰：“君子以非礼勿履。”《晋》象曰：“君子以自照明德。”《否》象曰：“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营以禄。”《颐》彖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象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节》彖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象曰：“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蹇》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损》象曰：“君子以惩忿窒欲。”《益》象曰：“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升》象曰：“君子以慎德积小，以成高大。” 《季氏》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宪问》曰：“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阳货》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君子不入不善之国。《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季氏》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卫灵公》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兑》象曰：“君子以朋友讲习。”《学而》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泰伯》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乡党》曰：“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子张》曰：“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学而》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雍也》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季氏》曰：“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子张》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曰：“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易》，特别是《论语》的本意，实际上，孔子对君子人格的要求，就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十个字，是一切君子所应遵循的不二修养法门，而这其中，又以仁为最重要。仁就是爱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通过对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把握，确立自己高尚的君子之人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实现仁政理想。
四、人格自觉与文化自觉
人格建设实际上是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而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归根结底，又是人格建设。而一个健康的文化价值，首先必须建立在健康的人格价值的基础上，因为文化建设，是人的文化建设，文化自觉，是人的文化自觉，所以，人格自觉就与文化自觉建立了关系。
贺麟先生在1938年5月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提出“学术建国”的新主张，认为武力建国固然无稽，即使道德建国，也必须建立在学术之基础上，“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任何开明的政治必是基于学术的政治。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援的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贺麟先生60多年前提出的这个命题，把文化学术建设提高到一个民族复兴的决定性的地位，同时，又强调学术的民族使命，反对死气沉沉的学术。在经过上个世纪漫长的曲折之后，到了1987年3月12日，贺麟先生在《文化与人生》再版序言中，特意强调把过去让人莫名其妙的题目《抗建与学术》恢复为《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这个旧题，可以想知，贺麟先生到了晚年，在对革命救国进行的长期观察思考以后，仍然相信学术建国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贺麟先生关于学术建国的论断，实际与费孝通先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经常倡导的“文化自觉”具有相同的学术背景和精神实质，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他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在许多场合提到文化自觉的问题，虽然没有像贺麟先生一样把学术和救国明确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他强调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实际上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一个民族的存在价值，不是体现在其动物性生存之中，而应该是与他的文化生存形态相联系的。文化的进步程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对人类，包括对自己民族的贡献的大小。而一个民族对人类的贡献，决定了他的存在价值。
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深度，有着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十几亿人口、数十个民族的文化传承的国民这样的广度的庞大国家，增强凝聚力的历史使命，主要依靠文化精神的联系，因此，文化建设的意义的久远性，远远超过经济建设的意义。在未来的岁月中，文化建设将是中国走向未来的重要支柱。而文化建设，就是树立国人的文化自省，培养人文精神，而要培养文化自省与人文精神，就要有把文化建设放在首位的勇气和远见。因为文化建设最终是人的建设，是新的完美人格的建设，只有完美人格的实现，才能最终使中国变成文明进步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所以，文化自觉，归根结底，应该是人格自觉。
以小见大，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当然更是需要实现文化的建设及合乎人性潮流的发展。所以，费孝通先生指出，“如果大家能同意现代化是当代世界中人际关系的新发展，那么也当可以认为现代化应当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即人类（包括学术人）从相互交往中获得对自己和异己的认识，创造文化上相容幷包、和平共处局面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代化，为的是在跨入21世纪之前，对20世纪世界‘战国争雄’局面应有一个透彻的反思；为的是避免在未来的日子里‘现代化’的口号继续成为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族与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争夺的借口；为的是让我们自身拥有一个理智的情怀，来拥抱人类创造的各种人文类型的价值，克服文化隔阂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
如果说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表述实际包含了文化建设的决定作用的话，费孝通先生关于现代化与文化关系的论述，就是旗帜鲜明地肯定文化建设是未来社会的安危所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也是把文化问题看作是未来社会存亡的关键。
既然文化建设如此重要，站在文化自觉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学术建国理念的实践。文化建设，落实到根本，实际是人格建设，因为文化是通过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建设一个可以跨入未来的文化，就离不开以人为本的建构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着力强调的君子人格，既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民族品格的理想人格，同时，也是符合现代价值观念，可以引导我们的文化建设的方向的价值判断体系。
正像贺麟先生指出的那样，“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他幷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
君子人格虽然是儒家所倡导的观念，但是，它是建立在儒家大同理想的基础上，根植于仁爱，所以，决定了它与时俱进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