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作为一个相对于“西学”而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中国固有学术中不能被西学化学科体系所囊括的那一部分。应该站在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心高度看待设立国学一级学科的重要性。应设立专门的国学学科门，如果不能设立国学学科门，则应在文学门下，设立国学一级学科。国学的二级学科设置，应先设立经学、诸子学、文章学、文献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向的二级学科。
一、“国学”概念的重新被提起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国学”一词，长期被学术界选择性遗忘。1997年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即今“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与《中国文化报》、《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等联合举办了“国学与中国当代学术”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包括已故季羡林教授、张岱年教授等多位著名学者。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1949年以后，国内第一次以“国学”为题，举行的专门学术讨论会。
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对国学的概念、国学研究的方法、国学研究的态度、国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普遍共识。大家一致认为，国学虽然指的是中国固有学术，但其核心内容，应以中国古代的经学、历史、诸子文献及其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心；国学研究，应以中国固有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国学研究，应树立汉儒强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站在建立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高度认识国学研究的意义。
“国学与中国当代学术”学术研讨会结束后，我与时任《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编辑的黄卓越先生商议，在《中国文化研究》发表一组《国学与当代学术笔谈》，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的《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主编阎纯德教授和中华文化研究所所长彭庆生教授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部分与会学者的积极响应。1998年夏，《国学与当代学术笔谈》正式刊布。共选择了六位青年学者的会议发言，分别是黄卓越先生的《走向内在研究的国学》、姚小鸥先生的《个案研究与宏观把握》、李庆本先生的《国学研究中知识与价值二元论》、刘跃进先生的《从文献学角度看国学研究的新起点》、方铭先生的《当代学风的流弊及发扬“汉学”传统的意义》、邓小军先生的《国学研究的态度与意义》等。内容涵盖国学研究的内涵、国学研究的方法、国学研究的价值、国学研究的意义等方面。
由于这次会议议题的重要性，在《中国文化研究》的笔谈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的编辑还约我写了一篇短小的会议消息，以“桐川”的笔名，刊布在1998年的8月7日《光明日报·理论周刊》的“学术动态”栏目。嗣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在1998年4月和8月分别与《中国文化报》举行了“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等学术讨论会，这两次会议的议题，与“国学与中国当代学术”的议题是紧密联系的，可以说，一是立足于当代看国学，一是立足于世界看国学。
二、“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中有独特性的部分
在今天的文明世界中，几乎所有知道中华民族存在的人都一定会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生产了灿烂文化的民族。根据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成果，中华文明的历史，甚至远远超过了过去常说的“五千年文明”的时间长度。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华文明是产生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空间之中的文明，是在与西方文明基本隔绝状态下发展起来的文明，也正因此，中华文明虽然有与人类一切优秀文明共通的价值体系，也有其自成体系、自我运行的独特的学术内涵和学术方法。这种独特性，在西洋文明传入中国以前，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进入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洋文明传入中国。由于清朝政府实行的是专制统治和种族歧视政策，导致清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历史发展阶段。为了改良中国政治，我们选择了向西方文明学习。二十世纪初期废除传统的科举制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举措。
近代康有为倡导革命，先有《请开学校折》，以为“万国立学，莫我之先且备矣”，如周代，国有大学、国学、小学之等，乡有党痒、周序、里塾之分，学科门类则有诗书、礼乐、戈版、羽龠、言说、涉御、书数、方名之繁，人自八岁至十五岁，皆入大小学。但是，后世当途者渴池而渔，不立学校，但设科举，“不知育人，但求用人”。西方诸国学校之兴起虽迟，但发展迅捷，所以国民多智，国力转强。康有为特别指出，“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正因为中国在近代教育上的落后，所以，二十世纪设立大学制度，其学科分野，就是以西洋为样板的。应该说，在特定时期的特定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国开始了宪政建设，政治问题解决以后，如章太炎这样具有深湛学术素养的辛亥元老开始注重文化建设问题，因此，“国学”的概念就应运而生。
“国学”虽然指中国的固有学术，但“国学”概念的提出，却是一个体现了世界胸怀的视角，即中国固有学术，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与“西学”共同为人类的文明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且在未来，在中国走向未来和走向世界的舞台上，“国学”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概念，并开设“国学讲习班”，让中国传统学术中被西学学科体系所不能容纳的学科分野、价值体系找到发展空间， 既体现了他们的文化使命感，更表达了民族文化自觉的精神追求。
“国学”虽然指产生于中国的学术，但是，并不等于中国历史上所有存在过的学术都是“国学”。“国学”概念产生在中国建立现代学科体系之后，其学科的成立，不在于要取代西学，而在于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学科领地。因此，“国学”概念自提出那天起，并不包括一切产生于中国的学术，而是特指中国固有学术中与西洋学术表现出差异的那一部分。
三、建立“国学”一级学科的必要性
从“国学”概念提出那天起，“国学”就是一个有确定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并且，“国学”概念的提出，就是因为有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根据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中关于一级学科的设置和调整的规定，是完全有资格成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甚至独立的学科门的。有人认为“国学”是中国固有“知识门类的综合体”，所以，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实际是忽视了“国学”和“中国固有学术”之间的差异，没有真正理解“国学”作为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学术发展阶段下的特殊内涵。
二十世纪的中国，毕竟是从半殖民地文化为起点的，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响亮声音，过去承载着国学教育重要使命的“国文系”被“中文系”取代，而中文系中的“文学”一词，是来源于西方十九世纪的“文学学”概念，而不是自孔子以来包含有经学、诸子、历史等文献的中国传统“文学”概念，最代表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内容，被肢解为文、史、哲等不同的学科门的研究对象，而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这些内容本来就是一个学科整体，所以就常听某些学者攻击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西学中心化的话语方式，对国学的肢解，必然带来中国固有学术边缘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们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是仅仅在各级学校中加一两节中国固有文化的诵读课程就能解决的，更需要一批专门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和研究的专业人才。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知识，是现在国内大学已有的学科体系所不能承载的，因此，一些大学成立了“国学院”或者“国学研究院”，部分大学在本科阶段设立国学班，培养国学专门人才。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院自2005年后，招收本科学生，为国学的传承和国学专业的建设进行积极探索，更是影响深远，受到海内外关心中华文化建设的学人的钦佩。但是，由于在国家的学科设置中，国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内的国内相关学校的国学院或国学班的学生，大学本科四年，同在一间教室上课，学着共同的课程，毕业的时候，却只能分别授予文学、历史、哲学等学位。这种因“洋泾浜”学科体系滋生的现象，无论怎么看都是滑稽的。
今天，当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重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虽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按照中国固有学术体系建立现在的学科分野，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在现有的学科框架内，给被西化学科体系边缘化了的那部分中国固有学术一片独立的生存空间。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刚性需求，也是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象征，是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心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修订《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考虑新增“国学”一级学科，为了慎重起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广泛征询学术界的意见。我虽然无由接到调查问卷，但是，对设立国学一级学科的问题，仍然是很关注的。认为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重要举措。
实际上，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已经为设立国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熟思路。建议在“思想史”学科下增设“经典学”或“古典学”，我们知道，“思想史”本身是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在“思想史”学科下增设“经典学”或“古典学”三级学科，与“国学”的学科内容体现的足够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不符，与国学自身价值的重要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不符。而且，“经典学”与“古典学”也可以是希腊、罗马、印度的经典和古典，又怎能体现出“中国”固有学术的特性？
四、设置“国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的构想
“国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也是有充分的可归属的二级学科。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增设“国学”一级学科说明材料中拟设立的经学、子学、国史、国文、小学、中国少数民族和边疆文化、国艺七个二级学科。也认为这些二级学科，并没有把“国学”学科的独特性完全体现出来，而且，把“国学”一级学科设立在历史学科门下，也未见得恰当，但是，有人因为“国学”二级学科设计的欠周全，而否定“国学”一级学科存在的意义，无异于因噎废食。如果这个结果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继续边缘化，直至最终湮灭，就会让我们这一代人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罪人。
中国古代的学科分野，实际是自成体系的，如《史记》八书，以及《汉书》十志，都体现了学科分野，其中偏向于“用”的知识体系，已经可以在现在的“西化”学科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应该看到，这些接纳了中国固有学术的学科，既体现了西学的智慧，也包含了中国固有学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当然，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包含有这部分中国固有学术内容的广义新“国学”概念，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把这部分已经可以归入现在的学科体系的中国固有学术的内容也称为“国学”，显然不是当初相对于“西学”而提出“国学”概念的先哲的本意。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应该专指在所有中国固有学术中最具独特性成分的部分，是目前的“西化”学科体系所不能包容的那些内容。这也正是许多大学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设立国学学科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原因。
自先秦以来，以经学、历史、诸子之学为核心的体现中国之“体”的、包含有固有价值观和文化精神的学术内容，常常游离在现有“西化”学科体系之外，迫切需要给这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一个学科的栖息地，而这些内容，正是中国固有学术的最核心的内容，也是自春秋到近代，中国的广大知识阶层最为关注，用心最多的部分。这也是中国固有学术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部分。今天我们建立“国学”学科，应该指这个狭义的内容。
《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邢昺《论语疏》云：“此章记孔子行教以此四事为先也。文谓先王之遗文。行谓德行，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中心无隐谓之忠。人言不欺谓之信。此四者有形质，故可举以教也。”孔子文行忠信四教，如果用学科概念来衡量，惟有“文”所代表的先王遗文，涉及学术。《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邢昺《论语疏》云：“言若任用德行，则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语辨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则有宰我、子贡二人。若治理政事，决断不疑，则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孔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就弟子所长而言，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的德行，宰我、子贡的言语，冉有、季路的政事，虽也关乎学养，但皆是心性特长，不关乎学术。只有子游、子夏的文学所长，是建立在独立学术内容基础上的学科分野。因此，把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合称为“四科”，甚至比附现代学科划分，就像把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当作学科一样，显然都是不妥当的。
但是，“文学”一科，却是中国固有的学科分野，而且，也是今天我们所谓“国学”最直接的学科源头。孔子弟子子游、子夏德文章博学，实际就是明习《诗》、《易》、《礼》、《乐》、《春秋》等，故被称为文学，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引范宁之言曰：“文学，谓善先王典文。”孔子整理六经之后，孔门弟子所习经典，主要就是六经，因此，吴林伯先生《论语发微》说：“按文，六艺；文学，六艺之学，后世所谓经学。”而到战国以后，“文学”这个称呼一直存在，诸子、辞章等，都被归入文学一类。至近代西学传入，“文学”这个中国固有学科概念，遂依照十九世纪西方的文学概念，仅仅局限在小说、戏剧、诗歌等狭窄领域。
有鉴于此，对于“国学”一级学科学科门的归属问题，我认为，最便利的方法是增设“国学门”，以体现“国学”学科超越西学学科体系的文学门、史学门、哲学门的特征。这方面可以参考北京大学在二十世纪初设立国学门的历史。如果不愿意单独设立“国学门”，则应把“国学”一级学科，设立在“文学门”下。同时，对相应的涉及国学学科的一些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如取消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取消历史学一级学科的历史文献学等，国学一级学科下，可以先设立经学、诸子学、文章学、文献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向的二级学科。并在未来，可以考虑逐渐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三个学科的相关二级学科，如把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哲学等二级学科整合入“国学”一级学科，同时，把外国文学、外国哲学、世界史等归入相应的外国语言文化系中。使我们的学科体系，既与世界接轨，又体现出中国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