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卷四八“符命”录扬雄《剧秦美新》一篇，因该文关系对扬雄思想行为的把握，千百年来，歧见纷呈。要而言之，或以为伪托，或以为非伪托；而为非伪托者，也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剧秦以美新，暗寓讥刺之意；一种以为美新以谄媚，有失节之嫌，莫衷一是，准的无依，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讨论。
一、《剧秦美新》非伪托之文
《汉书·扬雄传》曰，扬雄“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据此知扬雄生当西汉宜帝甘露元年，经汉、新二朝，宜、元、成、哀、平、孺子婴、王莽七帝。见于《艺文类聚·冢墓》的《扬雄家牒》，除指出扬雄以天风五年去世之外，还称扬雄死后“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礼、弟子钜鹿侯芭，共为治丧，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会送，桓君山敛赙起祠茔，侯芭负土作坟，号曰玄冢”。应该说，以上记载不会有问题，但李善《文选》注于《甘泉赋》下引桓谭《新论》曰：“雄作《甘泉赋》一首，始成，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若此说成立，扬雄在汉成帝时已死，自不及作《剧秦美新》。但班固称《汉书·扬雄传》“赞”以前皆扬雄“自序之文”，而自序云“哀帝时”，当作于平帝之世，并云《甘泉赋》后，先后作《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太玄》、《法言》、《解嘲》、《解难》。扬雄上《羽猎赋》，“除郎，给事黄门”，《汉书·赵充国传》和《汉书·陈遵传》言及“黄门侍郎”扬雄作《赵充国颂》及《酒箴》。《汉书·五行志》载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扬雄对灾异问。《汉书·匈奴传》载建平五年扬雄上书谏勿许单于朝。许慎《说文解字叙》称“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馀人，令说文字未央庭中……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汉书·艺文志》曰：“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据《汉书·平帝本纪》，此事当在元始五年。《后汉书·班彪传》称汉有好事者续《史记》，章怀注曰：“好事者谓扬雄……。”王充《论衡·须颂》曰：“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汉书·扬雄传》称莽即位，“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又载，因刘棻事恐株连，跳天禄阁自杀未遂，为王莽所解脱，市井妇孺曰“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以讥诮，此事当在始建国三年。据《汉书·孝元皇后传》，始建国五年，扬雄曾受命作《元皇帝诔》。以上信史，足证扬雄不死于成帝时。按《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引《新论》曰：“余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高论，……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虑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据此知“卒”当为“卒暴”之误。
大抵前贤以为扬雄夭亡成帝时之说不可信，遂有人以《剧秦美新》为谷永或刘蔡手笔，谷永字子云，刘为扬雄弟子，二人皆依附王党，按全祖望《鲒亭集外编》卷四十《扬子云生卒考》指出：“或又以谷永亦字子云，欲以《美新》之文嫁之，不知谷死于王根之世，不及见禅代。或又以刘蔡当之，然总莫之征也。”据《汉书·谷永传》，王根荐谷永任大司农岁馀，因病免，数月后死于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谷永免官在绥和元年，距王莽建新尚有十数年。又《汉书·王莽传》载，刘菜父子因符命得宠，刘菜为侍中东通灵将，五司大夫隆威侯，若刘菜得志时，美新何须假借；放于幽州后，假借又有何用?朱珔《文选解释》辨曰：“《汉书》不载此文，正以其媚新室，故削之耳，而《典引序》明言之，尤为确证。张氏《胶言》，尚引余氏《管城硕记》及诸说，谓是后人前死，而莽之时托为此文，将献之莽乎?抑特欲污雄而为此，以私传之乎?王莽不久夷乎，光武已立，岂有又作颂新之文者乎?”班固《典引序》曰：“扬雄《美新》，典而亡实。”足见《汉书》不录《剧秦美新》，并非不承认该文出自扬雄手笔。朱珔认为，昭明题《剧秦美新》人“符命”，只是一家之言，并非旧称“符命”，“况孟坚《典引》系奏御之作，何得援人所伪托者与相如《封禅》异称。……且雄作《元后诔》，衰思文母，而盛赞宰衡，中云‘火德将灭，惟后于斯，天之所坏，人不敢支’，又云‘历世运移，屑在圣新’，又云‘汉宜承命，赤传于黄，摄帝受掸，立为真皇’，直言莽当代汉，则其为《美新》，更何以解?诸说欲曲为开脱，未免失实”。这是说从《元后诔》到《剧秦美新》，是顺理成章的事。
《剧秦美新》的序言导引情本，称曰：“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经术浅薄，行能无异，数蒙渥恩，拔擢伦比，与群贤并，愧无以称职。臣伏惟陛下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钦明尚古，作民父母，为天下主。执粹清之道，镜照四海，听聆风俗，博览广包，参天贰地，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也。臣诚乐昭著新德，光之罔极，往时司马相如作《封掸》一篇，以彰汉氏之休，臣常有颠晌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常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秦美新》一篇，虽未究万分之一，亦臣之极思也。”其中明言写作动机在感恩图报，仿司马相如，而彰新之美，所谓“昭著新德”。班固《典引》序曰：“司马相如夸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又曰：“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懑，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剧秦美新》之写作，也当扬雄晚年，《昭明文选》李善注引贾逵《国语》注曰：“眩，惑也，眴与眩古字通。”唐张铣注曰：“颠眴，谓风疾也。”大致颠眩病之有头眩是不会错的，扬雄自感不久长，勉强作文，临死哀鸣，颂美当世，故曰遗忠之事。
二、《剧秦美新》非诡言遁词之文
李充《翰林论》曰：“扬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其胜负，比其优劣之义。”刘勰《文心雕龙·封禅》曰：“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遁词，故兼包神怪。”李、刘之言，概括而言，是说扬雄以秦与新对比，以显示新之美，但却含有以新拟秦，虚意美新之意。这种说法，无疑是忽视了王莽及其僚屑如刘歆等人的学识。《汉书·扬雄传赞》言刘歆与雄为友，足见扬雄对王莽的亲信并不厌恶。又《剧秦美新》自“臣雄稽首再拜以闻曰”以下，简叙历史，自权舆天地，至羲皇、唐虞、成周，才“厥有云者”，“仲尼不遭用，而《春秋》因斯发，言神明听祚，兆民所托，罔不云道德仁义礼智。”但历史发展常有匪夷所思之事，“独秦屈起西戎，那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宜、灵之僭迹，立基孝公，茂惠文，奋昭、庄，至政破纵擅衡，并吞六国，遂称乎始皇。盛从鞅、仪、韦、斯之邪政，驰骛起、翦、恬、贲之用兵，划灭古文，刮语烧书，弛礼崩乐，涂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涤殷荡周，熙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业，改制度轨量，咸稽之于秦纪。是以耆儒硕老，抱其书而远逊；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来仪之鸟，肉角之兽，狙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潜；大弗经贯，巨狄鬼信之妖发。神歇灵绎，海水群飞，二世而亡，何其剧与?”尽管扬雄对秦统一中国，以及法家、纵横家的思想之认识尚值得商确，但批判秦倒行逆施，毁灭人类文化遗产，招致天怨人怒，却是正确的。扬雄宗经征圣，《太玄》、《法言》，无不倡导仁义道德礼智，《法言·先知》曰：“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议其教化。导之以仁，则下不相贼；莅之以廉，则下不相盗；临之以正，则下不相诈；修之以礼义，则下多德让，此君子所学也。如有犯法，则司狱在。”若不遵从先王之正道德治，“如纲不纲，纪不纪，虽有罗网，恶得一日而正诸”。法家重威势而轻教化，正是二世剧亡的原因。《剧秦美新》曰：“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离已，夫能贞而明之者穷祥瑞，回而昧之者极妖愆。”秦因不正不明，故祥瑞不至，邪回暗昧，妖愆丛生。“上览古在昔，有凭应而尚缺，焉坏彻而能全，故若古者称尧舜，威侮者陷桀纣，况尽泛扫前圣数千载功业，专用己之私，而能享枯者哉。”如果我们通达到可以把天人感应看作为政治善恶的象征，《剧秦美新》的“神怪”之表象实含蕴了中肯而进步的意见，桀纣之行，不得天之庇佑，实因触犯众怒，被取而代之，正是人心所向，天道必然。秦正是步了桀纣的后尘。
对于汉王朝，扬雄也有微辞，《剧秦美新》指出：“会汉祖龙腾丰沛……而帝天下，秦政惨酷尤烦者，应时而蠲，如儒林刑辟、历纪图典之用，稍增焉，秦馀制度，项氏爵号，虽违古而犹袭之，是以帝典阙而不补，王纲弛而未张，道极数殚，阉忽不还。”作于汉哀帝建平年间的《解嘲》也称：“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辞，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解嘲》的批评可以作为《剧秦美新》的注解与补充。
但是，扬雄为什么不剧汉以美新呢?一则，如上所引，汉毕竟对秦有所蠲减增益，另一方面，新汉是禅让关系，如三代故事，王莽对孺子婴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立汉祖宗之庙，“与周后异，行其正朔、服色”；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黄皇室主。甄寻称符命欲以黄皇室主为妻，王莽怒曰：“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王莽代立时，曾流涕献欷，执孺子婴之手，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尊称元王皇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皇后崩，“立庙于长安，新室世世献祭”，“莽为太后服丧三年”王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时?汉氏祖宗有七，以礼立庙于安定国，其园寝庙在京师者，勿罢，祠荐如故。予以秋九月亲人汉氏高、元、成、平之庙，诸刘更屑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复，令终厥身。州牧数存问，勿令有侵冤。”在其他场合，王莽对汉虽有批评，但并不完全否定，对秦，却颇为激烈，称：“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制度，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扬雄在对待秦、汉的态度方面，与王莽是一致的。
扬雄作《元后诔》曰，“汉成既终，胤嗣匪生。哀帝承祚，惟离典经。尚是言异，大命俄颠。厥年夭陨，大终不盈”，元皇后选宰衡王莽以救困厄，“博选大智，新都宰衡。明圣作佐，与图国艰，以度厄运”，“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汉祖考，夙夜匪懈。兴灭继绝，博立侯正。亲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支属，靡有遗荒，咸被祚庆。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进大圣，上下兼该，群祥众瑞，正我黄来，火德将灭，惟后于斯，天之所坏，人不敢支。哀平夭折，百姓分离，祖宗之衍，终其不全。天命有托，谪在于前，属遭不造，荣极而迁。皇天眷命，黄虞之孙，历世运移，代于汉刘，受祚于天，汉祖受命，赤传于黄，摄帝受禅，立为真皇，允受厥中，以安黎庶”。刘邦水德，后正为土德，再潜移为火德，尚赤。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胜之说，虞后裔王莽，为黄帝苗裔，黄、虞二帝皆为土德、尚黄，水灭火，干莽受禅，则取相牛，火牛土，王莽以土代火，正是上应苍天，下适苍牛。
汉自昭帝起，便有移德之说。春秋学家眭弘以泰山大石自立，及丘林苑一枯柳再牛之异事，以为将有天子自民间出，游说昭帝访贤禅让。成帝时甘忠可称汉可再受天命，哀帝时，夏贺良再倡甘忠可之说，竟导致哀帝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其后，禅让之对象渐归于王莽，《诗·大雅·文王》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孔子作《春秋》，“至于哀十四而一代中”，哀帝六年，平帝五年，至孺子婴二年，“亦哀之十四年”，“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今百姓咸言皇天甘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王莽代汉，既合圣贤故事，又顺民心，“圣人乐天知命，乐天则不勤，知命则无忧”。 一个熟谙历史发展规律、尊经征圣的学子，自然会有顺应时势的认识，《剧秦美新》正体现了他真实之思想，非可以“诡言遁词”曰之。
三、王莽与扬雄
《汉书·扬雄传赞》曰：“初，雄年四十馀……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井……当成、哀、平间，莽、贤(董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力乃如是。”又曰：“莽诛丰父子，投菜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莽闻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间请问其故，乃刘蔡尝从雄学奇字，雄不知情，有诏勿问。”
扬雄与王莽虽无私人交情，但王莽却了解扬雄恬淡的性格，而《汉书·元后传》曰：“莽招大夫扬雄作诔。”又足见王莽对扬雄文采之器重。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王莽正是了解扬雄这一点，虽未有高官显爵赠与，却授以诸吏中散大夫之顾问官，不能不说有知遇之明。扬雄虽非谄事王莽，但对王莽的赞许却很明确，《法言·孝至》曰：“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平帝元始四年为汉兴二百十年，这时王莽尚未代汉，然扬雄之褒扬却与即位后无二致。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指出：“以全盛未缺之天下，未浃岁而迁，何其速也。上有暗主而未即亡，故桓灵相踵而不绝；下有权奸而未即亡，故曹操终于魏王，……唯至于天下之风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国家之势，乃如大堤之决，不终旦溃以无馀，故王莽之篡，如是其速也，合天下奉之以篡。”又曰：“莽之初起，人即仰之矣，折于丁、傅，而讼之者满公车矣。”检《汉书·王莽传》，王莽父早死，孤贫，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后因叔父王凤一力举荐，从黄门侍郎任起，有贤名，“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尊敬师长，轻财仗义，呵护少小，并因劾太后姊子淳于长而有忠直之名。衰帝即位，反对为定陶傅太后及哀帝母丁姬上尊号，遣就国。王莽在当时可谓孝悌、友于、忠敬、节俭、廉正。其子因杀奴而自杀，其妇俭朴如仆妇。因而“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班固指出：“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设使班固不带有攻击王莽的倾向性，那么王莽的所作为一定能激起如扬雄等人对三代大同天下为公理想的向往，而衷心拥护王莽之代汉了。因为扬雄是不可能知道王莽的阴谋的。
《汉书·王莽传》指出：王莽执政之时，“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识、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王莽遵教化，而百姓如唐尧之民，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庶几可期。并“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遣使疏通西方，“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合《尧典》，平帝疾，作策以请命泰峙，“戴璧秉圭，愿以身代”，宛然周公。及即位，仿古改官号，封黄帝等后裔，以彰圣贤，认为井田制“国给民富颂声作”，秦坏制度，“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而有汉虽三十税一，由于更赋及豪民侵陵，“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导致贫富悬殊，社会不安。遂推行井田，并设六管之令。专念稽古之事，期改良社会弊端，以复唐尧虞舜三代之治。《法言·先知》曰：“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则桀，寡则貉；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者，与众田之；刑也者，与众弃之。”扬雄的政治理想，正是王莽所身体力行的。
四、正确评价《剧秦美新》
《剧秦美新》先以圣贤理想，对秦及汉提出批评，而其重心，在于美新，其曰：“逮至大新受命，上帝还资，后土顾怀，玄符灵契，黄瑞涌出，……云动风偃，雾集雨散，诞弥八圻，上陈天庭，震声日景，炎光飞响，盈塞天渊之间，必有不可辞让云尔。”新受天命，不得已代汉，“于是乃奉若天命，穷宠极崇，与天剖神符，地合灵契，创亿兆，规万世，奇伟倜傥谲诡，天祭地事，其异物殊怪，存乎五威将帅，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铺衍下土，非新家其畴离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元年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符命是新禅立的天命物化形态。扬雄说王莽“委心积意，储思垂务，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恳恳者，非秦之为与。夫不勤勤，则前人不当；不恳恳，则觉德不恺，是以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札乐之场，胤殷周之失业，绍唐虞之绝风，懿律嘉量，金科玉条，神卦灵兆，古文毕发，焕炳照曜，靡不宜臻。式转轩旃于旗以示之，扬和鸾肆夏以节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终以尊之，亲九族淑贤以穆之。夫改定神祗，上仪也；钦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台，壮观也；九庙长寿，极孝也；制成六经，洪业也，比怀单于，广德也。若复五爵，度三壤，经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马法，恢崇柢席烁德懿和之风，广彼措绅神讲习言谏箴诵之涂。振鹭之声充庭，鸿鸾之党渐阶。俾前圣之绪，布沪流衍而不韫镯。郁郁乎焕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有了如上事迹，“帝典阙者已补，王纲弛者已张，炳炳麟麟，岂不懿哉”。在扬雄眼里，三皇五帝之事业如在目前，岂可不如故事，遂劝王莽巡四民，迄四岳，增封泰山，禅梁父，完成“受命者之典业也”。
《剧秦美新》虽美新，劝王莽封禅，宗旨与《封禅文》、《典引》同。而美新主要在颂赞王莽，但立论之根基在于爱民、勤政，发掘圣贤传统，这是进步的。虽及符命、神怪，不过是用以证明王莽顺天应人的证据而已。其与《封禅文》所似颇多。刘勰《文心雕龙·封禅》指出：“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尔其表权舆，序皇正，炳玄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祯瑞，赞之以介丘，绝笔兹文，固维新之作也。”扬雄仿以作《剧秦美新》结构相类，严谨而前后呼应，排比铺陈，气势雄伟，颇有大赋之风，而双声叠韵，互文对仗，又是骈文权舆，典雅庄重，为后世法。《文心雕龙·封禅》曰：“骨制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典引序》曰：“相如《封禅》，廓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亡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亡实”自是班固对王莽的偏见所致，而《美新》在东汉尚为“旧式”，足见其影响。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曰：“德败《美新》。”以为扬雄作《剧秦美新》为一生大污点。至宋，曾巩曰：“雄遭王莽之际，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固所谓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书，行著于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亦彼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谓与箕子合。”又曰：“至于《美新》之文，则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则乡里自好者不为也，况若雄者乎?且较其轻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则于《美新》，安知其不为?而为之岂有累哉?：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顾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于南子，非所欲见也；于阳虎，非所钦敬也。见所不见，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谓诎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则非雄所以自见者欤?”王安石指出：“扬雄亦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扬雄者，自孟轲以来，未有及之者，……扬雄之仕，合于孔子无可无不可之义，奈何欲非之乎?”曾、王之说，比之颜之推，以及以扬雄为“莽大夫”的朱熹，是进步多了，但仍未脱出封建伦理原则。扬雄所处之时代，异乎内忧外患的六朝及宋，汉人尊崇三代禅让制度，了解家天下之非理，因而鼓吹顺应天意，不必为一家一姓之家天下而牺牲百姓利益。汉至成帝以后，皇帝多子庸，是所谓衰世，王莽代汉，如尧舜禹之禅让，符合社会发展之规律。王莽声誉鹊起，缘于其品性才能胜汉哀、平、孺子婴多多，又与扬雄理想吻合，扬雄自然举手拥护。扬雄作《剧秦美新》，正说明早期儒家思想家继承孔子诛一独夫、孟轲贵戚之卿可以推翻昏君之意见，在君臣观念和社会革命立场上表现出进步性和民主性的体现。由此可见，《剧秦美新》不是扬雄一生之污点，而是他进步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