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赋文学的特征的梳理，及对荀子、宋玉赋特点的讨论，认为汉赋继承了《诗经》传统，并指出汉赋繁荣，是汉代皇帝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传统的结果。

　　一、赋特征的理论梳理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曰：“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一种文体之所以是这种文体，而不是别的文体，就在于有一个有常之体。赋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体形式，它自产生之后，也就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文体特征而区别于其他文体。

　　赋虽繁荣于汉代，但其产生并不在汉，其作为赋的文体特征，更是在汉代以前就确定了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于战国时楚国文人屈原、宋玉、唐勒的作品及大儒荀子的《赋篇》皆称曰“赋”。又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以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农，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按照扬雄的意思，赋有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诗人之赋存在于《诗》三百篇，辞人之赋起源于楚辞产生以后。屈原和荀子虽不在诗人时代，但是，他们的作品之中有古诗人的传统，所以，仍然可以说有诗人之赋的特点，而辞人之赋丽而淫的特点起源于宋玉，至汉代为汉赋的基本特点。

　　屈原、荀子的作品虽都可以称为赋，但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的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在战国后期，楚国存在一个作家群，同时，又区分了“辞”和“赋”二者，并且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辞”和“赋”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文学体裁，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喜欢“辞”，而其成名却是“赋”，宋玉等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应该来自于赋，他们在政治上虽不能“直谏”，但在艺术上的“从容辞令”，与屈原并无不同。陆机《文赋》说诗赋的不同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缘情是诗的特点，也是屈原创作的楚辞作品的特点，体物则是自荀子、宋玉等人所开辟的赋作之所长。

　　西汉赋作家以司马相如声名最光大。司马相如《答盛擥问作赋》论赋曰：“合簒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汉书·扬雄传》载扬雄关于赋的观点曰：“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又皇甫谧《三都赋序》曰：“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断，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以上诸说论赋，虽然表述各异，但结论都是相通的，即赋应该具有广博的内容，以铺排描写为主，而兼讽谏，通过铺陈排比，达到文采形式的极其美丽。

　　赋的美丽之特点，是在宋玉时代确立了的。而作赋为了讽谏，却是荀子、宋玉对《诗经》传统的继承。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论赋的起源及流变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刘勰首先强调赋与诗的密切关系，同时，又指出赋的不歌而诵的特点，到了荀子和宋玉，则有独立文体的赋的产生，其文体特点则兼有诗骚二者。自秦至汉，都有荀子和宋玉的影子。

　　二、荀子宋玉赋与汉赋传统

　　在战国时代，较早创作“赋”的作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荀子。《汉书·艺文志》曰：“孙卿赋十篇。”与屈原、宋玉等人之赋别为一类，今存仅《礼》、《知》、《云》、《蚕》、《针》五篇，其结构方式大体相类，如《礼》曰：

　　“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与？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与？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与？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与？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与？至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

　　又如《云》曰：

　　“有物于此，居则周静致下，动则綦高以钜。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大参天地，德厚尧、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宇。忽兮其极之远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备而成文。往来惛惫，通于大神，出入甚极，莫知其门。天下失之则灭，得之则存。弟子不敏，此之愿陈，君子设辞，请测意之。”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与？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与？行远疾速而不可托讯者与？往来惛惫而不可为固塞者与？暴至杀伤而不亿忌者与？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与？托地而游宇，友风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广大精神，请归之云。”

　　上面所举，一为抽象，一为实物，代表了荀子五篇赋中的两个类型。我们可以从这两篇赋中看出，荀子诸赋大体属于假设问答的虚构之体，有铺陈，只是虚构并不失之夸诞，铺陈不至于淫丽。而所表现之意思，先通过如谜语般的描述，表现其特征，最后由“王”点出，所叙也不离治化。《汉书·艺文志》说孙卿“作赋以风”，“有恻隐古诗之义，”是指其意旨存乎讽谏，类似于《诗经》传统。《文心雕龙·诠赋》曰“荀结隐语，事数自环”，《文心雕龙·谐隐》曰：“迷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衔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正是说荀卿赋所具有的类似先秦时代流传的一种所谓“隐语”的特征。隐语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形象化的表现手法。荀子的赋通过隐语的形式，运用大量的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把象“礼”这样的属于意识形态的抽象事物形象化。

　　荀子赋，篇幅虽然短小，但是具有了赋文学的基本特征，它有对问的结构，铺陈排比的描写形式，以及讽谏的创作目的。这些，是构成赋体文学有常之体的基本内涵。

　　第一个大量创作赋的作家是宋玉。宋玉的赋见于《文选》和《古文苑》，《文选》载有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古文苑》有宋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其中《对楚王问》虽不名赋，而体制与诸赋类似，是与赋体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对问体。[ 我在《战国文学史》和《中华文学发展史》中都认为《对楚王问》可以作为赋体看待，现在我认为过去的认识是不科学的。可参阅方铭《赋的内涵和外延》，《光明日报》2004年7月28日《文学遗产》。]在近代以来，学术界对宋玉赋的著作权多持反对意见，其原因首先是基于认为宋玉时代不应有如宋玉《高唐赋》、《神女赋》这样的对问、铺张之形式，这种散体出现应为汉初之事。这种怀疑随着1972年银雀山汉墓题为“唐革”的赋篇出现，而变得毫无意义。银雀山汉墓的主人是汉武帝初期的一位将军。《唐革》赋篇虽残缺不全，但其对问的结构方式，铺张形容的艺术风格，散文化的语言句式，不拘一格，与荀赋四言、屈原之用“兮”字语助完全不同。而与《文选》、《古文苑》宋玉诸赋相似。这说明宋玉时代，是完全可以写出《高唐赋》、《神女赋》一类赋作的。关于这个问题，著名学者汤漳平、谭家健等，都有论述。

　　宋玉诸赋，以客主对问结构的基本形式，铺张排比，写景状物叙事，形象生动，词丽而新，色彩缤纷。强调形象的生动、夸张，色彩的鲜明、艳丽，语言的优美、幽默、丰富，场面的宏大、热烈，比喻的优美、绚丽，而其体制则散骚结合，或用韵，或不用韵，音调自由和美，或促迫或和缓，一张一弛，变化自如。语言则随时适宜，惟妙惟肖。句式则长短不一，灵活多变，散句则挥洒自如，对偶已极见工整。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也录宋玉的《神女赋》为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髙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王对曰：“晡夕之后，精神恍忽，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记，见一妇人，状甚竒异，寐而梦之，寤不自识，罔兮不乐，怅尔失志，于是抚心定气，复见所梦。”玉曰：“状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旣无，丗所未见，瑰姿玮态，不可胜赞。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烨乎如花，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彩照万方。振绣衣，被袿裳，禯不短，纎不长，歩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攺容，婉若游龙乘云翔，嫷服侻薄裝，沐兰泽，含若芳，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

　　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近之既妖，远之有望，骨法多奇，应君之相，视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独悦，乐之无量，交希恩疏，不可尽畅，他人莫睹，王览其状，其状峨峨，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潤之玉顔；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似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宜髙殿以广意兮，翼放纵而绰宽；动雾縠以徐歩兮，拂墀声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祍兮，立踯躅而不安；淡淸静其愔嫕兮，性沈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旣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怀贞亮之絜淸兮，卒与我乎相难；陈嘉辞而云对兮，吐芬芳其若兰；精交接以来往兮，心凯康以乐欢；神独亨而未结兮，魂煢煢以无端；含然诺其不分兮，喟扬音而哀叹；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于是摇佩饰，鸣玉鸾，整衣服，敛容颜，顾女师，命太傅。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态横出，不可胜记。意离未绝，神心怖覆，礼不遑讫，辞不及究，愿假须臾，神女称遽，回肠伤气，颠倒失据，闇然而冥，忽不知处，情独私怀，谁者可语，惆怅垂涕，求之至曙。

　　《高唐赋》、《神女赋》是宋玉赋的代表作品，《文心雕龙·诠赋》曰：“宋发巧谈，实始淫丽。”又曰：“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宋玉赋虽然把赋文学追求美丽的传统推向了极致，但是，立赋之大体，宋玉并没有违背。

　　宋玉赋文辞之华丽，通过《神女赋》我们已经可以窥见一斑，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中骈偶处，语取蔚茂；单行处，语取清瘦。此自宋玉、相如已然。”正是指出了宋玉赋语言的妙用。宋玉赋在文体的圆润、语言的富丽多变、音节的铿锵，是他的赋杰出成绩的重要内容和华美风格的重要表现。同时，在修辞上，宋玉也有创获。《文心雕龙·丽辞》曰：“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的大量排比形式，已有对偶之巧。《文心雕龙·杂文》曰：“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对问一体，屈原与女须、巫咸、渔父之对答，已肇其始，而宋玉则以对问为叙述之基本结构方式，使此种体制完全成熟，奠定了后代赋文学，特别是汉大赋的美学追求。而这种对问，实际上是假设问答的虚构。姚鼐《古文辞类纂》指出“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夫》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楚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又云：“……《渔父》、宋玉《对楚王》、东方《客难》同类，并是设辞。乃太史公、禇先生、刘子政悉载叙之以为事实，为失其旨已。”也就是说，如宋玉《对楚王问》之类的假设问答，如同屈原《渔父》、东方朔《答客难》所讲的事情，并不必是曾经发生过的，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刘向《新序·杂事》皆引以为史实，显然是没有理解《渔父》、《对楚王问》、《答客难》的虚构特征。姚鼐的这个意见，成为我们打开宋玉诸赋构思特点的钥匙。以此类推，不仅《对楚王问》是虚构，《风赋》、《大言赋》、《讽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钓赋》等宋玉赋，亦无不是假设回答，虚构情节。

　　宋玉赋仍然包含着极强的讽谏意味，《文心雕龙·谐隐》曰：“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实际上不只《登徒子好色赋》意在讽谏，其他赋也无不含讽谏。这种在娱乐场面或幽默对话中的讽谏，不是具体政治的批评，而是宏观的忧患意识的体现。

　　扬雄《法言·吾子》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必也淫”，又说“辞胜事则赋”。诗赋虽然都以美丽为追求，然而诗重“缘情”，赋在“体物”，因此他们的美丽是有差别的。《诗经》作者的“赋”，其特点是美刺，虽然美丽，而不过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品，除了抒发屈原愤世嫉俗的感情之外，还有妩媚的色彩、艳丽的辞藻、炜烨的意境。景差、唐勒、宋玉及汉代枚乘等人以“辞人”而创作赋文学，已经没有了《诗经》中“诗人”的“赋”风，而他们的性格和经历与屈原没有多少相通之处，所以，他们创作的新型“赋”文学，就只剩下“辞人”的美丽追求了。对于扬雄来说，在客观上没有实现社会责任的赋，的确有“辞胜事”的特点。

　　刘熙载《艺概·赋概》说赋的起源原因曰：“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赋文学产生于表现复杂内容的需要，是比诗更具表现力的一种文学形式，与诗相比，美丽之外，又加铺陈，即不仅抒情，更需叙事、描写。所以，赋文学比之《诗经》及楚辞这样的诗文学就更加具有内容的丰富性、表现手段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赋是在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富于生命力的文学形式，与楚辞相比，赋文学更加朝气蓬勃。宋玉等人在学习《诗经》、楚辞等传统的基础上，创为铺陈排比之赋文学，追求美艳之辞藻，华丽之形式，夸张之语言，生动之形象，成为后世赋文学不二之典范。汉赋的程式不出乎宋玉，只是比宋玉的赋更见博大与宏伟而已。

　　三、儒学复兴与汉赋兴盛

　　汉赋的兴盛，正值汉武之世，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军事强盛、国家统一所带来的文人心态中的自豪感，由此自豪感所带来的表现欲，当然对汉赋文学的繁荣有重要意义，西汉文人没有战国及楚汉战争时文人们建功立业的机会，而社会的安定，使他们有余暇去仔细雕琢其艺术风格，而赋这种文体，自宋玉等人大力创作后，其艺术手法已趋成熟，而其追求美丽、铺陈排比的写作特点及审美追求，适应了汉朝文人们的审美心态和创作意趣。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汉赋在追求美丽博大宏伟的大体式的同时，又具有讽谏之功用，这对于深受儒学传统浸染，而现实之中又无重大政治事件可以批判的西汉盛世文人，可以以防微杜渐的远见，在渲染今日超越一切时代的强盛、富丽、华艳的同时，又能继承自孔子以来所建立的文学以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传统。如果汉赋的讽谏出现在乱世，那样的讽谏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汉自武帝，下及昭、宣、元、成诸帝，皆有儒雅之态，或具雄才，或有雅量，重视文学，皆有可述。

　　汉武帝于公无前140年即位，以建元为年号，为中国历史上年号纪年之始。自上任伊始，即下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丞相卫绾等奏废刑名之学者，又以卫青为太中大夫，重文学之臣，派张骞使西域。元光五年，以公孙弘为博士，翌年，开漕渠，使卫青击匈奴。元朔元年，颁“推恩令”，令诸侯王推私恩分子弟邑，元朔五年，大儒公孙弘为相，卫青为大将军，击匈奴。元封三年，朝鲜降汉。其文治武功，非其先人所可比拟，所以，《汉书·武帝纪》赞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重，嘱立少子，由霍光行周公之事。武帝之后，汉昭帝即位，在位十余年，于公元前74年死，无嗣。大将军霍光立武帝之孙昌邑哀王之子刘贺为天子，刘贺不遵礼法，二十七日后为霍光所废。立宣帝，即戾太子孙。宣帝于公元前33年死，子孝成皇帝立。孝成皇帝于公元前7年死。从汉武帝至汉成皇帝，约一百余年，为汉朝历史上最为强盛繁荣的时代。《汉书·昭帝纪》赞曰：

　　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又《汉书·宣帝纪》赞曰：

　　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业，俟德殷宗、周宣矣。

　　又《汉书·元帝纪》赞曰：

　　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萧，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卫、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又《汉书·成帝纪》赞曰：

　　臣之姑充后宫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位，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不可为於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渐矣。

　　虽然自武帝以来，汉代的皇帝难免有各种缺点，而汉宣帝未必可以成为淳儒，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自武帝以后，文学之盛，已为一代潮流，而儒学的兴盛，至汉元帝更趋巩固。孔子及儒家解诗的讽谏传统，必然贯彻到赋的创作之中，也是不难想象的。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曰：“爰自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沈，亦可知也。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薄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皃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谭，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体，而汉代是以赋的繁荣为文学及文化繁荣的主要标志。汉代人的文人爱好作赋，不亚唐代人之喜欢作诗，至于赋的好坏并不是主要的。班固《两都赋序》说汉代赋作家作品之盛，曰：“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富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诗经》有所谓“六诗”、“六义”，其二曰赋，指以铺陈的方法写作，或者也可能包括用铺陈的方法创作的文学作品。而汉代所谓“赋”，作为文体，其内涵指用铺陈的方法创作的文学作品。汉代的王公大臣、文人墨客，纷纷作赋，或宣下情，或抒上德。作为重要的汉赋作家的班固的话，正好说明了汉赋创作，正是《诗经》传统在汉代的实现方式。汉赋兴盛，就是这样，上有帝王的提倡，下有文人的爱好，其功用又不离抒下情，宣上德，既有讽谏，又尽忠孝，奠定了一个时代的盛况。

　　四、汉赋作家讽谏内容源于忧患

　　西汉赋家创作辞赋，以古诗之创作目的为出发点，因而强调讽谏之旨，同时，又追求艺术的美丽。西汉赋家的第一人应是陆贾，其后则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文心雕龙·才略》云：“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枚乘之《七发》，邹阳之上书，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人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子云属意，辞人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刘勰论汉代辞赋，独推崇扬雄之深，既在于他的赋极文学之美丽，又是讽谏之意味最深远的。

　　今存西汉赋家作品，最早为贾谊的《鵩鸟赋》、《吊屈原赋》，及见于《古文苑》的《旱云赋》。《鵩鸟赋》言祸福之道以寄托怀才不遇之感；《吊屈原赋》述屈原之遇以批评谗佞；而《旱云赋》以天下之大旱，而认为政治不和，曰：“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功久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则是以天人感应之思想，批评在上位之人的失道。枚乘《七发》谏以“经言妙道”，见于葛洪《西京杂记》邹阳《酒赋》曰“清者圣明，浊者顽騃”，公孙乘之《月赋》曰“君有礼乐”，“小臣不佞”，路乔如之《鹤赋》曰“赖吾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所抱恩”，公孙诡《文鹿赋》曰“来我槐庭，食我槐叶，怀我德声”，“呦呦相召”，又岂是不关政治之言。《古文苑》引刘安《屏风赋》曰“不逢仁人，永为枯木”，也是有为而发。见于《孔丛子》的孔臧《谏格虎赋》批评下国之君“国政不恤”，以格虎为欢，“妨害农业，残夭民命”，而下国之君顿首改正；《杨柳赋》曰“赏恭罚慢，事有纲纪”，“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鸮赋》曰“修德灭邪，化及其邻”，“庶几中庸，仁义之宅”，《蓼虫赋》曰“膏梁之子，岂曰不人。惟非德义，不以为家。安逸无心，如禽兽何？逸必致骄，骄必致亡”，都含讽谏时政之意。《汉书·外戚传》录汉武帝，《李夫人赋》，悼念李夫人，情真而意切；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见于《艺文类聚》，批评世俗之鱼目混珠，黑白颠倒。至于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之赋，其著作之目的，多为讽谏。

　　汉赋作家的讽谏，并不是缘于汉朝的政治大坏，相反，是汉朝君主从善如流，从容纳谏的风气所鼓励，也是汉朝复古思想的体现，更是盛世文人对未来的忧患。赵翼《廿二史札记》说“汉诏多惧词”，举汉文帝之诏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临天下，朕甚自愧”，汉元帝之曰“元元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等诏书为例；又曰“上书无忌讳”，举贾谊《治安策》，谷永奏成帝之言、刘向奏成帝之言为例，如《治安策》曰“若畜乱宿祸，使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谓文帝早死于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时也。谷永曰：“至陛下独违圣道纵欲，轻身妄行，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刘向曰：“陛下为人子孙，而令国祚移于外家，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赵翼指出，这样狂悖之言，孝文皇帝、孝成皇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因为有汉君主之从善，汉代文人大臣，皆把讽谏看作是尽一份社会责任的光荣职责。

　　在汉代，《诗经》的传播广泛，汉初传《诗》，有申公、辕固生、韩婴，皆今文诗，立于学官。赵人毛苌传《诗》，为古文，未立学官，然对后世影响至深远。《毛诗序》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又曰：“上以风化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有人说，这篇序始自子夏，成于毛公，又有人以为乃东汉卫宏所作。无论作者是谁，这篇序文所表达的文学的“主文而谲谏”的精神，应该早于《毛诗序》成文之前而存在，对西汉赋作家的心态有着决定性影响。汉武帝设立乐府，就是为了效法古圣贤采诗之传统，《汉书·艺文志》所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而乐府之职，兼采诗赋，《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如司相如等赋有参与乐府之事，作赋之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