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始建，百业凋敝，至孝惠帝、吕太后，经济开始恢复，而汉文帝喜行节俭，思安百姓，听从贾谊之言，令民趋本背末，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后晁错又建议文帝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让百姓可以通过纳粮的多少取得社会地位，以建立尊农夫而贱商人的社会风尚。又除民田之租税，令民无租税之困惑。及孝景二年，已除租税十三岁，孝景帝遂令百姓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经过以上措施，人民安居乐业。及汉武帝即位，天下已是一派繁荣景象。
一、西汉盛世的来临与儒学的复兴
《汉书·食货志》云：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西汉初年的繁荣，得利于政府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理念。不过，长达一百余年的盛世，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行政理念，随着经济的发展，富人的骄逸，君主权威的膨胀，会发生一些变化。《汉书·食货志》又云：
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因其变也。
所谓物盛而衰，是一种自然规律。盛汉之际，“罔疏”体现了人民具有的自由。但是，繁荣也带来了骄横奢侈之病，而这种毛病，事实上也影响了汉武帝。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曾上书谏劝，但汉武帝哪里听得进去？繁荣的经济所支撑的强盛国力，已足可以使他一改乃父乃祖的节俭习性，而行铺张扬厉之事，所以“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武帝自公元前140年即位，在位五十年。及其晚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并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采取了开垦田地，加强管理和技术投入等方法，使百姓“用力少而得谷多”。到了汉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而汉宣帝“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于是宣帝令在边郡筑仓，“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灭其价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汉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尤甚，齐地谷石三百余，民多饭死。“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振贷穷乏”。汉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畜积为意。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汉哀即位，“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平帝时，情势未改。及王莽建新，“因汉承平之来，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可以说，在王莽即位之初，汉朝仍然能有一副盛世模样，在于汉朝的领导人能够及时修正已经出现的奢侈之风，继续贯彻不与民争利的行政理念，而不是把掠夺民间资源、国富民穷当作行政的主导。
炎汉之盛，也与武帝时军事上的胜利分不开。汉高祖、吕后时，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以求苟安。文帝后元六年，匈奴侵上郡、云中，杀掠甚众，虽由周亚夫屯军细柳抵御，匈奴兵退，但两年后，汉景帝即位，仍然派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汉景帝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单于。汉景帝中元二年，匈奴入燕地。汉景帝后元二年，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战死。及汉武帝即位，以卫青为大将军，七次率兵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霍去病、李广更是屡立战功。又通西域，击南越，征西羌，击东越，征朝鲜，皆获成功。及汉宣帝时，匈奴大衰，远遁，汉边疆渐趋安定。可以说，至汉武帝时，汉朝才体现出一个强国的军事实力。有了强国的军备，对于汉朝人民的安居，无疑意义重大。
西汉盛世，自汉武帝始，经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至汉哀帝、汉平帝终结，时间跨度约一百四十余年，至王莽则天下大乱。盛世的特征，既体现在物质的文明，更体现在政治的进步、精神的自由。汉武帝之后，钱粮丰盈，政治文明，国力强大，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环境宽松，人民的自由度也就相对大。
汉朝的强盛，同时也表现在文化的繁荣方面。《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又《汉书·艺文志》云，迄孝武世，“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收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武帝时期，给予乐府这个在秦及汉初就存在的机构赋予了采诗的新功能，一时诗赋文书之盛，自然是与旧日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网罗天下文籍，重视文化事业的行为，既体现了汉朝君臣欲彻底修正暴秦政治的愿望，而经济实力也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中国文化兴起于上古，而其精髓，至孔子整理，则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其精神实质，在于关心民生，而要实现关心民生的本意，就需要维护礼制秩序。但是，到了孔子时代，礼崩而乐坏，政不自天子出，使民无所适从。孔子为了纠正社会的衰颓，振兴周朝文明，周游列国，却不免菜色困穷，被人认为是不合时宜。孔子之后，孔子弟子仍然奔走东西，为发扬夫子之文章，前仆后继。后世儒家，正是继承孔门传统的学者所代表的哲学流派。《庄子·天下篇》论学术之变迁曰：“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此言《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中国文化之源头。《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案六经之文，经孔子整理，儒家游文六经，宗师仲尼，表明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汉代文化的繁荣，核心价值在于儒学的恢复。儒学复兴，既保证了汉代政治体现出的革命性，同时也为建立仁政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持。
《史记·儒林列传》云：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习礼乐，弦歌之间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藏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据《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自百家之兴，到汉武帝，那些背离仁义传统的新学如法家、纵横家之言，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原因是随着国家的安定，辩士用不着，而法家之旨，与人民为敌，不利于人心的安定。汉武帝当然明白这一点，因此，不再引进法家及辩士。但是，武帝即位之初，窦太后尚执国政，而好黄老，建元二年冬，倡导尊儒的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史记·儒林列传》论其原因，曰：“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可见独尊儒术的过程，也是需要用生命来作铺垫的。
又《史记·儒林列传》载，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以治《诗》，在孝景帝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是司马谈的老师，汉初有名的黄老学家。黄生说，“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说：“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失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说：“必若所立，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邪？”于是景帝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此后学者不再“敢明受命放杀者”。黄生欲攻击儒学，抓住儒家津津乐道的汤武革命的典故，而欲说明儒学之弑上，辕固生欲维护圣人革命的合法性，甚至以刘邦代秦为比，其态度之决绝，于此可窥一斑。
又《史记·儒林列传》载，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辕固生说：“此是家人言耳！”意即家人相与清静无为，不能致用，所谓老生常谈。窦太后大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乎！”司空是主管刑徒之官，城旦是汉一种刑名。黄老学者认为儒家学说支离破碎，如法律条文，窦太后之意是说道家难道比不上儒家的那些支离破碎的法律条文吗？因此命辕固生入圈杀猪。景帝了解太后发怒，但辕固生直言无罪，于是给辕固生利刃，下圈杀猪，正中猪心，猪应手而倒，太后才放过了辕固生。
又《史记·汲郑列传》载，汲黯、郑当时好任侠，又好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武帝招文学儒者，汲黯颇不以为意，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汲黯虽为批评武帝而言，然其不欲儒家之治，也昭然若揭。汲黯是汉初有名的直谏大臣，好学，可以说是文士，但其有战国游侠之风，不好儒家的彬彬有礼，确实具代表性。
二、 董仲舒君权神授学说限制君权的本意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省）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董仲舒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大宗师。
据《汉书·孝武本纪》曰，孝武后期帝即位，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而《汉书·董仲舒传》曰，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先后三次，号称“天人三策”，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强调天人感应，强调通过仁义以达治道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
董仲舒建立其理论的基础是《春秋》大义及孔子言论。在天人三策之中，董仲舒屡言《春秋》，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或畏也”，“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以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正四方，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古者修教训为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古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引述《诗》、《书》及孔子之言，也不胜枚举。
综合董仲舒对策意旨，核心是尊孔而复古，由尊孔复古引发大一统，即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特别是提出罢黜百家，以“六艺”之学及孔子之术为术。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可以看作是对孔子之术的新革命。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落脚点，是认为圣上应以孔子所倡导的仁义政治保持德治传统，以人民为父母，而不是以人民为敌，否则，必受上天惩戒。从此出发点建立其政治学说，就决定了他的这种学说的内涵是进步的。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意旨是爱人，欲人忠恕而已，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具有此仁义之心，必然具有慈悲之行。董仲舒高举孔子的旗识，正可以修补人民因法治之酷而带来的创伤。孔子的最高理想是大道之行的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所谓“大同”，大同不能实现，则退而求小康，小康以大人世及为礼，但尚信修睦，使民有常，是通往大同的必由之路。大同、小康的共同特点，都是有一个统一的秩序，政出自首长，而非政出多门，因此，人民才不至于左右维谷，无所适从。《春秋》大义，在于尊王攘夷，贬天子，退诸侯，维护礼制秩序，也就是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天下的统一，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从此意义出发，董仲舒从《春秋》中总结出大一统的主题，却并非牵强附会。
孔子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仁义慈悲的胸怀，必然为一切善良的人所拥戴。随着汉王朝统治的巩固，社会的秩序逐渐恢复常态，人们的善良愿望渐趋旺盛，这就是儒学在汉武帝时必然复兴的原因。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受诏，“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易王非，程姬所生，“有材气”，“以军功赐天子旗”，“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桀，骄奢甚”。及董仲舒为江都相，《汉书·董仲舒传》载，“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齐王非问董仲舒说：“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决疑于君。”董仲舒回答说：“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虖？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董仲舒不仅在理论上尊孔，而且在政治实践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也是推崇古圣贤言论，以仁义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与楚汉战争时的实用主义心态有很大区别。也就是说，董仲舒更强调原则性，而不注重实用性。这种思想倾向，适应了汉王朝渐趋稳定，社会逐步走上秩序化道路的形势需要。
《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春秋繁露》之《郊语》曰：“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讥之。孔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是其法也。”董仲舒敬天，认为天有意志，《阴阳义》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因此，董仲舒认为，“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用之，使喜怒之气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顺命》云：“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无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无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能，然后生。”又曰：“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玉杯》曰：“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董仲舒以阴阴灾异之行，推导出社会秩序，强调天命的重要性，灾异作为天命的表现形式，是检验天命实施情况的试金石。《必仁且知》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董仲舒认为，灾异的产生虽表明天有不满，但并不表明天欲改朝换代，而是欲救之也。所以，《必仁且知》曰：“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入也。”
董仲舒发明心得，提出君权神授之主张，《春秋繁露·顺命》曰：“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号称天子。”即强调天子以其德行受天庇护，同时，又总结出灾异之变实欲以此神秘主义理论，督导君主之向善，在君主的世俗权力上，寻到了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神”。不过，即使是董仲舒的学生，也未必认为其师之学说有何可取。《汉书·董仲舒传》说：“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尼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在当世有口碑，因与公弘不睦，出为胶西王相。胶西王刘端与江都易王刘非都出自程姬，为汉武帝之兄长。《汉书·景十三王传》说刘端“为人贼戾”，“相二千石至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强足以距谏，知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公孙弘心嫉董仲舒，遂对汉武帝说，“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目的是为了置董仲舒于死地。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胶西王闻董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使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连胶西王、江都易王这样的骄王，也不得不善待董仲舒，足见董仲舒人格力量的博大。
《汉书·五行志》云：“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作为儒学大师，董仲舒著述丰富，《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都，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皆传于后世”。董仲舒好学，“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董仲舒以其丰富学说，优良人格赢得了尊敬，“促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又曰：“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的尊孔主张，带来了儒学的复兴，并直接导致了儒学独尊地位的建立。
三、儒学独尊与公孙弘及兒宽的操守
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对西汉政治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所举“汉时以经义断事”可以作为证明，赵翼说：
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折衷是非。如张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收》、《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兒宽为廷尉掾，以古义决疑狱，奏辄报可；张敞为京兆尹，每朝廷大议，敝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是也。今见于各传者：宣帝时，有一男子阙，自称卫太了，举朝莫敢发言，京兆隽不疑至即令缚之。或以为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已为罪人矣。”帝及霍光闻之曰：“公卿当用经术明大义者。”匈奴大乱，议者遂欲举兵灭之。萧望之曰：“《春秋》，士匄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还，君子善其不伐丧。今宜遣使吊问，则四夷闻之，咸服中国之仁义。”宣帝从之，呼韩邪单于遂内属。朱博、赵玄、傅晏奏，何武、傅喜虽已罢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玄、晏等欲禁锢大臣，以专国权。诏下公卿议。龚胜引叔孙侨如欲专国，谮季孙行父于晋，晋人执囚行父《春秋》重而书之。今傅晏等职为乱阶，宜治其罪。哀帝乃削晏封户，坐玄罪。哀帝宠董贤，以武库兵帝其第，毋将隆曰：“《春秋》之谊，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贾捐之与杨兴迎合石显，上书荐是，为显所恶，下狱定谳，引《书》“谗说殄行”，《王制》“顺非而泽”，请论如法。捐之遂弃市，兴减死一等。此皆无成例可援，而引经义以断事者也。援引古义，固不免于附会，后世有一事即有一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高耳。
五经在汉代的传播，依赖儒生们的努力，而五经传播的过程，正体现了儒学的发展。而大量士子投身五经的学习，既反映了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也反映了汉代宗经尊孔的精神已深入到文人心态之中，成为文人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传承五经之人，率皆从政的儒生。
汉武帝之后，儒学独尊伴随着儒生独尊，儒生从黄老之学的压抑中解脱出来，随着公孙弘由博士而宰相，开辟了儒生入仕的新时代。
儒生入仕，并进而执掌国柄，是一场政治革命。在儒生入仕之前，以武人执政，功臣执政，其弊端层出不穷。武人的愚昧野蛮，功臣的骄横跋扈自私，都可能导致政治的黑暗滑稽，而儒生深受圣人教诲，即使其本人行为有妨，但口所言，心所惟，总不能脱离仁义礼智，能近取譬，推已谅人，而具有恻隐、忍让、是非、恭敬诸胸怀，这是文人政府与军人政府的区别。可以说，儒生的大量入仕，大大地提高了政治的清明程度和文明程度。
儒学的独尊，儒生的独尊，使学习五经成为一种社会大趋势。而学习儒经，首先需要师承，汉代虽有私人转相授受，而拜经学博士为师，则成为最受重视的方法，因为在汉代，几乎所有的著名经学家，都被天子网罗在京师，并加上博士的帽子。而儒生们或为博士，或为博士弟子，甚至在太学郡国学，也等于踏入了仕宦的门槛。以治五经而至大官，在汉武帝后，层出不穷。武帝以后，即使某些皇帝，可能并不见得喜欢儒生，但也不得不任用儒生，因为对儒生的器重，已是一个时代人心之所向。
自武帝之后，一方面，儒生可以通过博士之官，广招门生，另一方面，儒生们在明习经典后，踏上仕途，出将入相，取功名易如反掌，而皇帝及太子诸侯王、公卿士大夫也好学儒术，这又反过来鼓励儒生数量的扩张。儒生几乎占据了西汉盛世的政治舞台，由于他们读圣贤书，因而重视名节，廉洁自守，声援正义，西汉的政治便能步上儒家的仁政轨道。赵翼《廿二史札记》肯定汉代君主虽有庸主，而无暴君，正是儒学精神对汉代君主的影响。《汉书·魏相丙吉传》赞曰：
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览其行事，岂虚乎哉！
又《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
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罗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虽说汉诸丞相生当盛世，劝谏不如古人，但其儒学之高明，甚至作为一家之宗师的学养，对他们正确理解孔子“大同”及“忠恕”的本意，无疑深有帮助。
汉代儒生中，以位次之高，首推公孙弘。公孙弘，菑川薛人。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猪海上。年四十余，始学《春秋》杂说。据《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载，武帝初即位，公孙弘以六十高龄，以贤良而被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武帝怒，以为无能，公孙弘遂以病免。元光五年，再征贤良文学，菑川人举荐，公孙弘推辞不就，菑川人不许，公孙弘遂至太常，汉武帝问曰：“天人之道，何所未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劂咎何由？仁义礼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义，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公孙弘对武帝策曰：
臣闻上古尧禹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功。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即不争，理当则不怨，有礼则不暴，受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古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
臣闻之，气同则声，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合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子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
臣闻尧遭鸿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余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
当时对策之人有百余，太常以公孙弘居下，而汉武帝擢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检公孙弘之对策，其核心在于顺乎民心，和于阴阳，仁义礼智，这正是自孔子以来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核。公孙弘欲以此治国，其欲改变自秦以来的异端，昭然若揭。
公孙弘在行为处事原则上，也极有特色，《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载，“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一岁中至左内史”。公孙弘与汲黯同时，《汉书·张冯汲郑传》说汲黯好黄老言，“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侠，任气节，行修洁。其谏，犯主之颜色”，与公孙弘之爱好和行为处世原则正相反，然两人也有合作。《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说：“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又“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而汲黯不满，当庭诘问公孙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武帝以问公孙弘，公孙弘回答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案孔子虽强调信的重要性，《论语·为政》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但是，《论语·子路》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如果一定要把“信”看作是超越仁义礼智的存在，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旦信违背了仁义礼智，就应该抛弃信，所以，《孟子·离娄下》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说公孙弘“为人谈笑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及为御史大夫，数谏武帝东置苍海，北筑朔方郡，“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则说明公孙弘并非一味阿谀主上，也具有讽谏之勇气，只是更注意守护礼义，维护帝王的尊严而已。
公孙弘在当世，被认为是沽名钓誉之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载，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武帝问公孙弘，公孙弘说：“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公孙弘对自己欲通过行为自律以谋求名誉的心态供认不讳。公孙弘于元朔中为宰相，封平津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此虽有沽名钓誉之嫌，但不忘故旧，好贤之优点，也不能一笔抹杀。
重视名誉，本来是自孔子以来儒生们所树立的传统，但公孙弘的重视名誉，却被人视为沽名钓誉，受人责难，其原因大概在于性忌，“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让人感觉到他的节俭爱才都有虚伪的成分。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孙弘对孔孟之旨并未能深刻领会，并贯彻到行动之中。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曰：
公孙弘、卜式、儿宽皆以鸿渐之翼因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女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牛之朋。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汉至武帝，经济繁荣，又兼武帝不拘一格任用人才，人才之盛，后代难出其右，而到孝宣皇帝，以儒学任用贤才，也不输于武帝。《汉书·五行志》载，昭帝时，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扑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又昌邑国社有枯树复生枝叶，儒生眭孟因此认为木阴类，下民象，当有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霍光认为此乃妖言惑众，杀了眭孟。后宣帝即位，一方面喜游侠，斗鸡走马，另一方面高材好学，受《诗》于东海澓中翁，学《诗》、《论语》、《孝经》，慈仁爱人，及即位，崇尚法治，用刑深刻，其子元帝颇有不解，《汉书·宣帝纪》载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又认为儒生“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足所守，何足委任”，但他却为儒生眭孟平反，认为眭孟所言公孙氏，正指自己，因为宣帝为故皇太子之孙，被迫流落民间，而灾异之说，正为自己的树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自宣帝始，今文经学家凭借着阴阳灾异的威力，而平步青云。至刘歆之后，古文经学家也开辟了广阔的政治前程。
兒宽，汉千郡千乘县人，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鉏，休息辄读诵。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吏。为人温良，有廉知自将，善属文，然懦于武，口弗能发明也，被张汤派至北地视畜数年。后为张汤引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张汤为御史大夫，兒宽为侍御史，为武帝讲经学，武帝非常喜欢，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兒宽治民，劝农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又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不多收租税。武帝时司马相如遗书奏言武帝封禅，兒宽对曰：“陛下躬发圣德，统楫群元，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向，征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武帝遂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即封禅，拜兒宽为御史大夫，从东封泰山。
公孙弘和兒宽皆以儒生，侍武帝之世，位列三公，而兒宽之行为举止更有儒者仁义之风，其尊敬圣人之心态比之公孙弘，应属更见彻底。 宽在位九年，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以官卒。
在兒宽出任御史大夫之际，儒生褚大，时任梁相，通五经，兒宽为博士弟子，褚大为博士。御史大夫缺，征褚大，褚大自以为要出任御史大夫。到洛阳后，听说兒宽任御史大夫，褚大认为兒宽才学不及，故大笑。及见兒宽，与论封禅事，自以为不及，曰：“上诚知人。”此事也反映了儒生们尊敬贤才的优良品质。
四、西汉儒生大官的道德操守举隅
以儒生而至大臣，前已举公孙弘、兒宽为例，他们的时代在汉武之世。嗣后，儒生做大官，已成时代大势。《汉书·武五子传》载，戾太子刘据七岁时立为皇太子，诏受《公羊春秋》及《榖梁传》。燕刺王刘旦“博学经书杂说”，其原因在皇帝重视经学。有皇帝之重视，并让子弟从师诵习，儒生做大官，也就顺理成章了。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读外祖《太史公书》，治《春秋》，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其父杨敞为丞相，安平侯，而杨恽也封平通侯，后宫诸吏光禄勋，“轻财好义”，“廉洁无私，郎官称公平”。及免官，广治产业，其“伐其行治，又性刻苦，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则与公孙弘有相同之毛病。蔡义，河内温人，以明经通《韩诗》，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进授昭帝，后官少府，迁御史大夫，丞相，封阳平侯，其任丞相时已八十余，“短小无须眉，貌似老妪，步和府偻，常两吏扶夹乃能行”，时人以大将军霍光秉政，“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此诸位可谓儒生中利用仁义之人。
但是，对于大部分儒生大官来说，虽不免有缺点，但忠直廉俭仁义总是具备的。
《汉书·杨胡朱梅云传》载，朱云、字游，鲁人，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余，容貌甚壮，以勇力闻。至四十岁，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从萧望之受《论语》，“好倜傥大节，当世以是高之”，后以说《易》博士。因反对石显，与御史中丞陈咸下狱，成帝时，指“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以批评帝师安昌侯张禹丞相，几乎被杀，后因“旌直臣”的需要，而不受刑。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明《尚书》、《榖梁春秋》，为郡文学，南昌尉，后去官。成帝时大将军王凤“专势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讥刺凤，为凤所诛。王氏浸盛，灾异数见，群下莫敢正言”，于是上书，认为成帝“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矣……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群众皆承上指，莫有执正”。又建议封孔子之后以为殷后。后以居家“读书养性为事”。云敞字幼孺，平陵人，通《尚书》。其师吴章与王莽子王宇谋以鬼神事惧莽，事发，王宇、吴章被杀，云敞自劾为吴章弟子，去大司徒掾职，收抱章尸归，棺敛葬之。车骑将军五舜高其志节，表奏以为掾，荐为中郎谏大夫。
《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载，隽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出为青州刺史、京兆尹，“京师吏民敬其威信，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语言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大将军霍光欲以女妻之，不肯。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少好学”，明《春秋》。宣帝时，为太子太傅，教太子《论语》、《孝经》，其兄子疏受，字公子，为少傅。疏受“好礼恭敬，敏而有辞”，“辞礼闲雅”。后二人俱辞官，人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归家，疏广不治田产，欲“令子孙勤力其中”，不教子孙怠惰，以财产与乡党宗族饮酒。于定国，字曼倩，东海郯人，为狱吏，后官御史中丞。昭帝崩，昌邑王即位，行淫乱，于定国上书谏，宣帝立，为光禄大夫，平尚书事，迁水衡都尉、廷尉。于是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往过，定国皆与钧礼，恩敬甚备，学士咸称焉。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任廷尉十八年，迁御史大夫，代黄霸为丞相，封西平侯。薛广德，字长卿，沛郡相人，以《鲁诗》教授，受萧望之荐，为博士，论石渠，迁谏大夫，长信少府，御史大夫，“为人温雅有酝藉，及为三公，直言谏争”。关心民生，劝阻天下“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应“思与百姓同忧乐”，与与于定国及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同时辞职归乡。平当，字子思，下邑人，徙平陵，“察廉”，以明经为博士，“议论通明”，哀帝时，由光禄勋至御史大夫，再至丞相，赐爵关内侯，自以“负素餐之责”，不受。其子平晏以明经历位大司徒，封防乡侯。彭宣，字子佩，淮阳阳夏人，治《易》，事张禹，举为博士，迁东平太傅、右扶风、廷尉，出为太原太守，“明经有威重”，后任大司农、光禄勋、右将军，大司空，封长平侯。王莽专权，上印绶辞职。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载，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少好学明经”，曾官云阳令，昌邑中尉，谏昌邑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为官“辄谏争，甚得辅弼之义，虽不治民，国中莫不敬重焉”。昌邑王败，与龚遂，“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后官益州刺史、博士、谏大夫，讽谏必以儒道，所以班固说：“若不吉、贡禹、两龚之属，皆以礼让进退云。”少时东家有枣树垂于王吉庭中，王吉妻子以枣啖王吉，王吉食后知枣乃东家之树，“去归”，东家闻而欲伐树，邻里共阻止，其妻方才未被休。王吉通五经，其子王骏从受驺氏《春秋》、《诗》、《论》及梁丘贺《易》，官幽州刺史、司隶校尉、少府、京兆尹、御史大夫，“孝廉”，“经明行修”，妻死，以“德曾参，子非华、元，亦何敢娶”。王骏子王崇，以父任为郎、刺史、郡守，“治有能名”，为御史大夫。王莽时为大司空，封扶贫侯，后辞职。班固云：“自吉至崇，世名清廉。”贡禹，字少翁，琅邪人，“以明经洁行著闻”，为博士、凉州刺史。皇帝时为谏大夫，上书请天子“深察古道，从其俭者”，迁为光禄大夫，辞职，宣帝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鱼之直，守经据古，不阿当世，孳孳于民，欲之所寡”，不许，迁长信少府、御史大夫，“数言得失，书十数上”，减赋税，宽徭役，令官员之家不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龚胜，字君宾，龚舍，字君倩，皆楚人，“二人相友，并著名节”，“少皆好学明经”。龚胜为谏大夫，数上书，“言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灾异数见，不可不忧。制度泰奢，刑罚泰深，赋敛泰重，宜以俭约先下”，后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劾董贤乱制度等，以清廉正直称。龚舍数不应召，后拜光禄大夫，仍不为官，通五经，以《鲁诗》教授。鲍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好学明经”，为谏大夫，豫州牧。“宣每居位，常上书谏争，其言少文而多实”。后谏帝用丁、傅子弟及董贤，“上以宣名儒，优容之”，后用鲍宣之言，宣擢为司隶，王莽时系狱自杀。班固又云：“自成帝至王莽时，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纪逡王思，齐则薛方子容，太原则郇越臣仲，郇相稚宾，沛郡则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经饬行显名于世。”
《汉书·韦贤传》载，韦贤，字长儒，鲁国邹人。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历任博士，给事中，授昭帝《诗》，迁光禄大夫詹事，大鸿胪。宣帝即位，爵关内侯，长信少府，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地节三年辞职，开辟了丞相退休之先例。其少子韦玄成又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时人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韦玄成字少翁，“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其接人，贫贱者益加敬，由是名誉日广”，后为谏大夫，大河都尉。及韦贤死，玄成之兄韦弘得罪，家人以玄成为嗣，玄成不欲，竟自佯狂。元帝即位，为少府，太子大傅，御史大夫，后代于定国为丞相。
《汉书·魏相丙吉传》载，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徙平陵。少学《易》，举贤良，后官茂陵令，河南太守，宣帝时为大司农，御史大夫，后代韦贤为相，封高平侯。魏相“禁止奸邪，豪强畏服”，后劾霍光宗族罪恶，“宣帝始亲万机，厉精为治，练群臣，核名实，而相总领众职，甚称上意”。魏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认为“时用之宜，惟民终始”。其“为人严毅”。丙吉，字少卿，鲁国人，本为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历官光禄大夫给事中，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代魏相为丞相。“为人深厚，不伐善”，“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于官属掾吏，务掩过扬善”，“知大体”。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眭弘，字孟，鲁国蕃人。少好侠，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奉节令。昭帝时，上书请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示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为霍光所杀。夏侯始昌，鲁人，通明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时董仲舒、韩婴死，武帝甚重始昌，选以为少子昌邑王太傅。夏侯胜，字长公，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征为博士，光禄大夫。宣帝立，为太后授《尚书》，任长信少府。后认为“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反对宣帝之诏，而丞相长史黄霸不举劾，夏侯胜与黄霸系狱当死，霸欲从受经，夏侯胜辞以罪死，黄霸曰朝闻道夕死可也，遂受夏侯胜之授，“系再更冬，讲论不怠”。后遇大赦，夏侯胜为谏大夫给事中，黄霸为扬州刺史。夏侯胜“为人质朴守正，简易亡威仪”，认为“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对其弟子云：“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夏侯胜后为太子太傅，及其死，太后赐钱二百万，为之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京房，字君明，本姓李，推律自定为应京氏，东郡顿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后以孝廉为郎，以灾异说天子贬权臣石显，曰：“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相与合同，巧佞之人也。”后京房外放，石显以京房“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被杀，时年四十一岁。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历官中郎、博士、谏大夫，上书言事，多劝谏，认为“宫室苑囿，奢泰难供，以故民困国虚，亡累年之畜”。李寻，字子平，平陵人，治《尚书》，善说灾异，哀帝时为黄门郎，骑都尉。成帝时甘忠可奏言“汉家逢天地之在终，当更受命于天”，李寻复以此说哀帝，哀帝遂改号陈圣刘右平皇帝，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后因无应验，被哀帝斥为“不合时宜”，与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
《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曰，韩延寿，字长公，燕人，徙杜陵，少为郡文学，因父有气节，擢为谏大夫、淮阳太守，“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侍用，广谋议，纳谏争”，“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纳善听谏”。张敞，字子高，本河东平阳人，徙茂陵，治《春秋》出身，后官豫州刺史、山阳太守、胶东相、京兆尹等，“为人敏疾，赏罚分明，见恶辄收”，“以经术自辅，其政颇杂儒雅，往往表贤显否，不醇用诛罚”。王尊，字子赣，涿郡高阳人，少孤，牧羊泽中，“窃学问，能史书”，后事郡文学，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后历县令、刺史、东平相、司隶校尉，曾劾丞相匡衡阿附石显。后任京兆尹等。在东郡太守任上，遇黄河大水，以身塞堤，堤坏，百姓亡命，而京兆尹不走，百姓感动。王章，字仲卿，泰山巨平人，少以文学为官，迁至谏大夫，在朝廷以“直言”有名，成帝时，为司隶校尉、京兆尹，大将军王凤为帝舅，专权，王章虽为王凤所举，却劾奏王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为王凤所害。
《汉书·盖诸葛齐郑孙母将何传》载，盖宽饶，字次公，魏郡人。明经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举文正，迁谏大夫。后任司马，对士卒爱护备至。至为太中大夫行使风俗，“多所称举贬黜，奉使称意”，擢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回避”，“为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工资半付吏民，子步行戍北边。其上书，常引经术，批评“圣道浸废，儒术不行”，后得罪，自杀。诸葛丰，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历侍御史、司隶校尉，“刺举无所避”。郑崇，字子游，少为郡文学史，哀帝时为尚书仆射，“数求见谏争”，谏封祖母傅太后从弟傅商，及用董贤，得罪，死于狱中。孙宝，字子严，颖川鄢陵人，以明经为郡吏，“经明质直”，为议郎，迁谏大夫，刺史，丞相司直，曾劾帝舅红阳侯王立等“怀奸罔上，狡猾不道”。后任广汉太守、京兆尹，以称职闻名。在司隶校尉任上，欲案验傅太后杀中山孝王母冯太后事，下狱，后复官。哀帝崩，征为光禄大夫。平帝立，为大司农，反对以周孔比王莽，免官。
《汉书·萧望之传》云，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徙杜陵。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近十年，后至太常，事同学白奇博士，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历官郎、谏大夫、丞相司直、左冯翊等，“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为左冯翊三年，“京师称之”，迁大鸿胪，反对和亲政策。后代丙吉为御史大夫，迁为太子太傅，为太子授《论语》、《礼服》。宣帝临终，以望之、少傅周堪等遗诏辅政，而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与侍中乐陵侯史高等互为表里，萧望之与周堪与之对抗，不敌，自杀。班固曰：“萧望之历位将相，籍师傅之恩，可谓亲昵之间。及至谋泄隙开，谗邪构之，卒为便嬖宦竖所图，哀哉！望之堂堂，折而不挠，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汉书·冯奉世传》曰，冯奉世，字子明，上党潞人也，徙杜陵。年三十余，学《春秋》，元帝即位，为执金吾、左将军、光禄勋，有军功。其子四人至大官：冯野王，字君卿，受业博士，通《诗》，历令、守、左冯翊、大鸿胪，“刚强坚固，确然亡欲，因其姊为元帝昭仪，生子为中山孝王，故不得为三公九卿；冯逡，字子产，通《易》，官至陇西太守，“治行平廉”。冯立，字圣卿，通《春秋》，历官五原、西河、上郡、东海、太原太守，“居职公廉”。冯参，字叔平，通《尚书》，为昭仪冯媛少弟，行为“敕备”，历官太守、谏大夫，封宜乡侯，“性好礼仪，终不改其恒操”，后遭哀帝祖母傅太后之诬陷自杀。班固曰：“《诗》称‘抑抑威仪’，惟德之隅。宜乡侯参鞠履方，择地而行，可谓淑人君子，然卒死于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
《汉书·匡张孔马传曰，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元帝即位，为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后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衡为少傅数年，数上书陈便宜，及朝廷有政议，傅经以对，言多法义”。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后因事免官，其子匡咸以明经历九卿，家世多为博士。张禹字子文，河内轵人，及壮，至长安学《易》及《论语》，以“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诚事”，在宣帝时为博士，无帝时为太子授《论语》，迁为光禄大夫、东平内史。成帝即位，以帝师赐爵关内侯，诸吏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后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为人谨厚”。其弟子淮阳彭宣至大司空，“为人恭俭有法度”，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恺弟多智”。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孙。其祖孔安国、孔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其父孔霸为元帝师，“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孔光为少子，“经学尤明”，历谏大夫、博士、诸吏不禄大夫领尚书事、光禄勋，“据经法以心所安对，不希指苟合”，但也“不敢强谏争”，“不结党友，养游说，有求于人”，“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迁御史大夫、廷尉、左将军、丞相，封博山侯。哀帝即位，因与傅太后不合，免归，后起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御史大夫、大司徒。王莽执政，退为平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后为太师。马宫，字游卿，本姓马矢，东海戚人，治《春秋》，历官郎、楚长史、刺史、太守等，代孔光为大司徒、太师。
《汉书·翟方进传》载，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其父翟公好学，为郡文学。方进少孤，母织屦以给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经学明习”，历郎、博士、刺史，为人宽厚，谦让，“居官不烦苛”，迁为丞相司直、京兆尹、御史大夫、执金吾、丞相，封高陵侯，对后母甚孝，“为相国洁，请托不行郡国”。后自杀。其子方宣“明郡笃行”，官太守。方义亦官太守，反对王莽居摄，举兵讨王莽，以刘信为皇帝，兵败被杀。
《汉书·谷永杜邺传》云，谷永，字子云，长安人，“博学经书”，“数上疏言得失”，擢为光禄大夫，出为安定太守，依附王氏，因事得罪成帝。得王氏之助，免，曾官光禄大夫给事中、大司农，善为灾异之说，前后所上四十余事，“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杜邺，字子夏，本魏郡繁阳人，徙茂陵，少孤，母为张敞女，从舅张吉学问，传其家书。历官郎、主簿、侍御史，哀帝即位，为凉州刺史，“居职宽舒，少威严”。
《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云，何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宣帝时，从博士受业，治《易》，历官令、谏大夫、刺吏、丞相司直。后免官，再举，官至司隶校尉、京兆尹、御史大夫、大司空，封汜乡侯。“为人仁厚，好进士，将称人之善”，有正直之名。后因与王莽不合，自杀。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明经，曾官太中大夫、郡太守、大鸿胪、京兆尹、御史大夫，“治甚有声”，汉哀帝时代平当为丞相，封新甫侯，“为人刚直严毅有威重”，不喜董贤，后因事得罪，不愿自杀，认为“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后死于狱中。师丹，字仲公，琅邪东武人，治《诗》，为匡衡弟子，历博士，东平王太傅，以“论议深博，廉正守道”，为光禄大夫、丞相司直，后历光禄大夫给事中、少府、光禄勋、侍中。成帝末年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官左将军领尚书事、大司马，封高乐侯，后徙大司空。哀帝欲以丁、傅、董贤分王氏之权，而师丹多谏争，不合上意，免官。
《汉书·循吏传》载，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人，以明经为官，任昌邑王郎中令，“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过，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国中皆畏惮焉”。昌邑王败，髡为城旦。宣帝即位后，任渤海太守，有政声，入为水衡都尉。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明经，历官令守、谏大夫等，“视民如子，所居见称述”，“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由太守征为少府。
以上所列，为《汉书》所载以儒生而为大官者的行止，他们的言论必称经典，反映其尊孔精神，而其行为，也大体以正直、直谏、忠世论，虽各人不免有过失过错，但大节不失。比之武帝时个别利用仁义者，以及汉初之武夫，他们更合于圣人对儒生的要求，其政治主张也更多体现爱民忠君之精神。《汉书》之佞幸、酷吏基本不是儒生，就说明学习儒学本身，通过修身持正，足可以贯彻在齐家治国乎天下之实践中。因此，儒学的复兴与儒生入仕，对汉朝政治，特别是西汉官僚操守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