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家，是先秦至汉代文人集团中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团体，这些人虽然行为狂放，但是，他们却有着非常明确的正义感和讽谏智慧，东方朔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东方朔在日常生活中，既有嬉戏人生的一面，又有直言切谏的经历，它的作品，具有深刻的内容，而《七谏》一诗对屈原的评价，可以让我们从两外一个角度思考屈原的有关问题。
一、东方朔的主要事迹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司马迁《史记》无有东方朔传，而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收东方朔其中。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云：“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载，武帝时，齐人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武帝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诏赐食，饭后，尽怀其馀肉持去，衣尽汙，又用所赐钱帛，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武帝左右诸郎呼之“狂人”。武帝曰：“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人皆以东方朔为狂，东方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又作歌曰：“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东方朔虽然耿耿于自己不得重用，但是，又能自我开脱，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载宫下博士诸先生难之以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而东方朔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其故何也？东方生对以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
东方朔虽然不护细行，但是并不忘修身，而其才学，一时也难有出其右者，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云，时建章宫后閤重栎中有物出，其状似麋，武帝往视，问左右群臣习事通经术者，莫能知，诏东方朔视之，东方朔曰：“臣知之，愿赐美酒粱饭大飧臣，臣乃言。”又曰：“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以赐臣，臣朔乃言。”武帝诏曰：“可。”于是东方朔曰：“所谓驺牙者也。远方当来归义，而驺牙先见。其齿前后若一，齐等无牙，故谓之驺牙。”后一年，匈奴混邪王果将十万众来降汉，武帝又赐东方朔钱财甚多。
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虽然没有多少涉及到东方朔的政治智慧，但是，《汉书·东方朔传》对东方朔的事迹，则更见全面，东方朔自许身高，《汉书·东方朔传》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东方朔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鼔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东方朔文辞不逊，髙自称誉，武帝伟之，令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久之，假称皇帝欲杀侏儒，侏儒大恐，武帝问东方朔何恐侏儒，东方朔回答说：“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武帝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后因射覆事，“变诈锋出，莫能穷者”，胜另一滑稽家郭舍人，而为常侍，受汉武帝喜欢。
《文心雕龙·谐隐》曰：“宋玉赋《好色》，意在微风，有足观者。……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实际上，东方朔并不是一味机巧，对于重大问题，也有很多精当的讽谏，《汉书·东方朔传》云：“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
《汉书·东方朔传》载，时武帝常率人微服打猎，扰百姓，所以，想建上林苑，东方朔进谏曰：“臣闻谦游静悫，天表之应，应之以福；骄溢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弋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尙以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絶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榖，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又壊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懐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又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忘生触死，逆盛意，犯隆指，罪当万死，不胜大愿，愿陈泰阶六符以观天变，不可不省。”虽然最后汉武帝还是建了上林苑，但是，汉武帝仍然因东方朔的直谏，擢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白金。
又《汉书·东方朔传》载，董偃为武帝姑母窦太主之情人，号称主人翁，武帝为置酒，不许董偃入宫，曰：“董偃有斩罪三，安得入乎？”武帝问何谓，东方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于六经，留神于王事，驰骛于唐虞，折节于三代，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滛辟之路，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也，偃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诸侯惮，奈何乎陛下？”武帝黙然不应，良久曰：“吾业以设饮，后而自改。”东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乱之渐，其变为篡，是以竖貂为淫，而易牙作患，庆父死而鲁国全，管蔡诛而周室安。”武帝诏止，更置酒北宫，引董君从东司马门，东司马门更名东交门，赐东方朔黄金三十斤。
二、《七谏》及东方朔的《答客难》及《非有先生论》
《汉书·艺文志》列东方朔为杂家，有著作二十篇。东方朔今存著作，包括《应诏上书》、《谏起上林苑疏》、《与公孙弘书》、《从公孙弘借车马书》、《答骠骑难》、《旱颂》、《宝瓮铭》、《与友人书》、《嗟伯夷》、《非有先生论》、《答客难》、《据地歌》、《戒子诗》等，另外，《楚辞》有《七谏》一篇。
《楚辞章句·七谏序》云：“《七谏》者，东方朔之所作也，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谏不从，退而待放，屈原与楚同姓，无相去之义，故加为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或曰，《七谏》者，法天子有争臣七人也，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七谏》分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七部分，东方朔通过这七个部分，说概括了屈原一生行为及观念的主要内容。
虽然说《七谏》为了追悯屈原而作，但是，东方朔在他的作品中，还是反映了他的一些与他滑稽家人声相联系的独到的认识角度，如《七谏》首章曰：“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言语讷涩兮，又无强辅。浅智褊能兮，闻见又寡。数言便事兮，见怨门下。王不察其长利兮，卒见弃乎原野。伏念思过兮，无可改者。群众成朋兮，上漫以惑。巧佞在前兮，贤者灭息。尧舜圣已没兮，孰为忠直？髙山崔巍兮，水流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坈。塊兮，鞠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斥逐鴻鵠兮，近習鴟梟。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便姢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栢之異心。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窃怨君之不寤兮，吾独死而后已。”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朔除了对楚国及楚王的批评以外，表达了对屈原的充分同情，同时，又说屈原虽为楚之“长利”，但其才能不足，地位不高，又有偏激之处，最终招致祸患。
除了《七谏》之外，东方朔比较重要的作品还包括《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答客难》的主要内容已见前述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有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东文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廩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孟，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云：‘钟鼓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鹡鸰，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衍，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敝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今世之处士，魁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若夫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由是观之，譬犹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在这篇对问体文章中，东方朔一方面表现出了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失意感慨，同时，又标榜顺时达变的旷达心态，至于文中征引《诗》及强调仁义，是汉初至武帝时复古思想的尊儒心态的反映。而《非有先生论》说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其原因在于“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其主张则是“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义，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一统类，美风俗”，“上不变天性，下夺人伦”。吴王倾听了非有先生的高见，实行圣人之治，“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节俭，减后宫之费，捐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堑，以予贫民无产业者；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辟”，这样做的结果，是三年之后，“海内晏然，天下大治，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畜积有余，囹圄空虚，凤凰来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远方异俗之人，乡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其效果如此之明显。但是，“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而君人者莫肯为也”，所以，东方朔说：“臣愚窃以为过。”把《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结合起来读，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东方朔的怀才不遇之感，实际是批评汉朝皇帝非“明王圣主”，其缅怀仁义之道，在于批评汉代的帝王之奢靡。其讽谏批判之意蕴，如此昭然若揭。所以，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曰：“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辩。”这个评价，无疑是公允的。
三、通过《七谏》认识屈原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司马迁与东方朔都是博学之士，东方朔《七谏》说屈原生平及修养问题，表面看来，与司马迁所言，意见有对立，仔细推敲，却并不矛盾。司马迁只是说屈原屈姓，与楚王同宗祖，但屈姓自屈暇以至于屈原，已历四百岁，比之刘备之于汉献帝，更见疏远，刘备在发达之汉世，尝沦落为手工业者，屈原在荆楚，也未必就有世袭之领地，他无论出生于“中国”，还是出生于“国”，即都城中，都不过是一介草民而已，没有现成的爵禄等待他，他的成长环境也只能是草野之地。也就是说，东方朔之言“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并不与屈原为楚同姓的说法相对立。屈原自述，也证明此一点，《惜诵》之言“忽忘身之贱贫”，《抽思》曰“愿自申而不得”，正是说其出身贫贱，而无坚强后盾。而屈原自己曾经对其言辞能力有过叙述，《怀沙》曰：“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洪兴祖《楚辞补注》曰：“内，旧音讷，讷，木讷也”。屈原言辞木讷，而不能充分地表现其才智异采，表面上看来，确有浅智褊能，言语钝讷，闻见寡少的毛病，但这正体现了他的忠直。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则巧言，不仅不是优点，反是缺点。
屈原曾官“左徒”。而《楚辞·渔父》提到屈原时称为“三闾大夫”。王逸《楚辞章句》曰：“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三闾大夫为管理宗族事务，教育、督导宗族子弟的官员。左徒，依《史记正义》的说法，“盖今左右拾遗之类”。
东方朔批评屈原才能不足，颇有根据。屈原才能的不足，不是表现在其文学家才能上，而是缘于他处世智慧的欠缺，以及政治才能的短见。
我们清楚，屈原的官职并不能达到尊贵的地位，便容易理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关于屈原造宪令，而上官大夫欲夺的故事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这个故事中的某些细节可能并不准确，如说上官大夫欲夺草稿。屈原为令，是楚王所指示，是楚国上下都知道的事情，上官大夫夺走屈原写就的草稿，目的是什么呢？他总不能把草稿呈交楚王，说是自己造的宪令吧！如果上官大夫在既没有君主的委任，又明知道为令之事由屈原负责的情况下，窃夺屈原手稿，必然要冒被屈原或其他人告发的危险。另外，上官大夫为了一部对自己来说并不意味着功绩的宪令手稿，难道可以像市井小儿一样，当屈原拿出来手稿之后，劈手夺来，落荒而逃吗？上官大夫假若想夺屈原手稿，而且即使想横刀强取，也不可能在未见到草稿以前，便表露出来，要对一位正在走红，“王甚任之”的同列大夫实施威胁，也是很危险的。从情理推测，所谓上官大夫“欲夺之”，最多只是屈原的一付戒备心理而已。可能的情况是，上官大夫与屈原同是普通的朝官，楚王命屈原为令，上官大夫欲先睹之，而屈原不让看，所以触犯了上官大夫的自尊。屈原以一个普通朝臣，而为令此事，在楚王眼里，不过是对他的一次重用，并不是说屈原之才能独步一时，惟有屈原一人才能造宪令。上官大夫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说屈原伐其功。屈原一向自负，自以为自己是高阳苗裔，出生于嘉瑞之时，又有令名，内美我能独步一时，无与伦比，因此，楚王一听上官大夫之谗，立即深信不疑。《离骚》之言“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当即指楚王听信此类谗言而言。大约楚王昏庸而骄傲，而屈原却不自知藏隐锋芒，早已使楚王有所不满了。
屈原之时，楚国黑暗，《战国策·中山策》载秦武安君白起伐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这胜利原因时说：“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据《史记·六国年表》，白起击楚，拔郢，东至竟陵“以为南郡”此事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为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又据《史记》《秦本纪》、《楚世家》、《六国年表》，自楚怀王始，秦与楚多次战争，怀王十一年，即公元前318年，楚击秦不胜；怀王十六年，秦相张仪入楚；十七年，即公元前312年，秦败楚将屈匄；二十八年，即公元前301年，秦、韩、魏、齐败楚将唐眜于重丘；第二年，秦又败襄城，杀景缺。怀王三十年，即公元前299年，怀王被扣留于秦，顷襄王即位。顷襄王元年，即公元前298年，秦取楚十六城。二年，怀王逃离秦，入赵，赵惠王不敢收留，又欲逃魏，为秦活捉，翌年死。顷襄王十九年，秦攻楚，楚与秦汉北及上庸地；二十年，秦拔鄢、西陵；二十二年，秦又拔楚巫、黔中。这其间楚虽时击魏、齐燕等国，略有小胜，但与秦战，屡战屡败，其根源在于楚国君臣上下不团结，奸佞当道，忠直被疏。《战国策·楚策》庄辛说楚襄王有“淫逸侈靡，不顾国政”之言。楚国君主昏庸，臣子无能，屈原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正直的文化人，胸怀政治抱负，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靠孤军奋战，显然是不可能有好的结局的。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争取最广泛的同盟，是实施其政治主张的重要策略。政治不仅仅是一种好的主张，而且是一种应用技术，好的主张必须借助高明的策略来实施。屈原的主张虽好，但他不能审时度势，用迂回的策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
事实上，屈原在楚国，完全有可能找到同盟军。屈原劝阻楚王入秦，以及主张合齐，此二事在《史记·楚世家》中有记载，陈轸说合秦合齐的利弊道：“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故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后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后责地，则必见欺于张仪。见欺于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怀王十六年，秦欲伐齐，而齐楚合纵，秦惠王让张仪游说怀王绝齐，许以归还商於之地六百里，陈轸反对，怀王贪婪不听，甚至派人侮辱齐王，以讨秦之欢心，秦因而与楚合亲，但秦并不与楚商於之地。怀王伐秦报复，反遭大败，先是在丹阳甲士八万被斩，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被俘。再战又败于蓝田。怀王二十年，齐欲与楚合从，事下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睢对楚王说：“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楚王遂合齐。怀王二十七年，秦请合楚，并请会盟，昭睢说：“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但怀王之子子兰劝行，说：“奈何绝秦之欢心。”楚王参加会盟，结果被扣留，最后死在秦国。由此可见，在楚大臣中，是存在抗秦合齐力量的。其中昭睢的观点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屈原甚为相似，屈原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 《楚世家》不载屈原之言，而采用互见法，大抵是因为屈原的地位不如昭睢，或者昭睢是最先阻止楚王入关的人。如果屈原能团结陈轸、昭睢等人，以为支援，而不是一概打击，情况或许是另外的样子。
东方朔批评屈原的处世智慧，不能说没有道理，而东方朔本人正是借鉴了屈原的悲剧，以一种游戏的人生态度，混迹于汉世。东方朔不仅好古博学，而且说话便捷，被人目为“狂人”，但是，却在张狂之中，很好地把握了生存的智慧，并不能晋升职爵。当然，这其中有汉武帝与楚怀王境界的差异，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有东方朔与屈原各自生存智慧的差别。
《孟子·万章下》有贵戚之卿和异姓之卿，贵威之卿，执掌权柄，“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无强辅，因而“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孔子之去鲁，正是此种精神，《左传·宣公二年》赵穿弑晋灵公，也是此种精神。当东方朔时代，君无大过，号称盛世，东方朔仍常谏君以节俭之道，仁义之行，其方式是温和的。东方朔自称大隐。藏器待时，是东方朔作为滑稽家聪明的地方。而他大隐隐于朝廷的背后，仍然隐含了批判现实，尊奉儒家传统的复古心态。所以，《汉书·东方朔传》才说东方朔能观察颜色直言切谏。
孔子思想，其中心精神在于经世致用，为民请命，但也不废审时度势、明哲保身的内容，此之谓通权达变。通权达变之思想，既存在于《答客难》中，也在乎《非有先生论》中。非有先生之不称往古，不扬君美，默然无言，就是审乎时人，不作妄言，避免“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之祸，关龙逢、比干本是“极言尽忠，闵王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因为他们不明白桀纣之无道，因而有杀身之祸。非有先生明乎？“今则不然”，若有直谏之士，“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这种明智的智慧，是自战国以来文人独立意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