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方克立的办公室，位于北京首都机场高速路旁的这个房间，其实就是一间小书房。在书籍环绕的狭小空间里，这位闻名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纵论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思想风云，脉络清晰、简明扼要；畅谈自己的人生经历，感慨良多。
动荡年代，选择中国哲学
1938年6月，方克立出生在湖南湘潭，后辗转来到武昌，入读武大附小。
小学毕业后，方克立考上武昌实验中学，开始了6年的住校生活，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不但入团，当了团干部，还投身于当时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但在成长过程中，给我影响更大的是时代、学校、老师，还有党团组织的教育。”方克立这样解释自己后来思想抉择的成因。
1956年高中毕业时，他原本打算报考理工科，但在班主任的建议下，他最终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书没多久，他就赶上了反右运动，随后，无论是做学生，还是留校任教，运动一个接着一个：1958年“大跃进”，他和同学们被下放到京郊农村锻炼；1964年又参加“四清”；“文革”期间赴江西余江县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3年多……这些经历让方克立在社会大课堂里有了切身体验，“通过社会实践，使我对中国的国情和广大劳动人民有了最基本的了解，补上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缺少的这门功课。”
在他看来，对后来治学影响最关键的就是在名师指导下精心阅读、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中国历代经典名篇。其实，这种名师指导阅读原著的教学方式，受益的不仅是他，他的同窗后来几乎都成为中国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其间，他曾因病休学一年，这一年，他在武汉的家中将父亲的藏书浏览一遍，尤其通读了郭沫若的史学著述和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论后，深受启发，从此对中国哲学产生了兴趣，决定以此为一生的研究方向。
融会贯通，显露过人才华
方克立的聪慧早在读书时就已显露。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在报刊发表文章，与哲学名家探讨问题，引起学术界的注目；1973年他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以助教之身，开设中国哲学史全课程，课堂里座无虚席，连同辈的老师都赶来听课；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开始招收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随后又成为“特批教授”。
1983年，45岁的方克立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尽管比较晚，但从大学教书、治学开始，他就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指导。他相继担任过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而且还是学部委员，在各种显赫的学术头衔中，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其心目中是首位。从方克立的厚重学术著作里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理论统领不是引用几句经典说法，更不是穿靴戴帽，而是贯穿其治学思维的始终，是服膺之后的融会贯通。
在方克立求学、治学历程中，老一辈学人的思想风范对他影响深远。从父亲身上，方克立不但体味到扎实的基本功，还学到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诚态度，“在他收藏的马列原著上，一条条批注令我感慨万千”。从张岱年、任继愈、冯契、石峻这几位中国哲学大家那里，方克立更是感悟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号召力。在饱含深情写下的缅怀文章中，方克立几乎都用很长篇幅谈到他们如何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著书立说。
综合创新，成就一代名家
方克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总是能把握时代脉搏，最先发声，而且从不回避社会矛盾，直面各方思想碰撞，他的观点始终与时代产生的重大问题结为因果，在交锋中独树一帜，成为领军人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文化主张接踵而至，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却缺少鲜明的旗帜，1987年，张岱年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方克立就是坚定支持者，一再多加阐发。他主要从16世纪以来中国人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指导方针这两个角度，论证综合创新文化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全面阐释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甫一问世，便成为了解中国文化源流和走向的必读书。
80年代中期，方克立是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主要推动者。1986年3月，他发表《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与其他学者共同主持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还被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在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中，方克立特别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评论。“同情地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这几句，一时间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
方克立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抄照搬西方经验，现代新儒家则向往一条东方式工业文明的道路。在方克立看来，三大思潮的分野，主要在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马、中、西的关系。
经过多年思考，2006年他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见解。“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学为用”即以外来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作为学习和借鉴的对象。这种思路继承了张岱年的文化体用观而又有所变通和发展，将体用二元模式转成“魂、体、用”三元模式，以期对当代中国文化中的马、中、西三者关系作出更加准确的定位。10年来，他围绕这一思路写下大量文章，还参与论战，鲜明表达了自己的主张。
已近80岁的方老，患有多种疾病，但他依然终日研读，笔耕不辍，追求新知。最近，他刚刚与人合作著文，畅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的体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社会科学之“魂”。对他而言，“马魂”早已贯穿其学术血脉之中，始终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