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年滴尽莲花漏，恍惚间若白驹过隙，年假过完了，无论情愿不情愿，开心不开心，时光匆匆，依然往前。无论时光如何变幻，岁月如何沧桑，人都要活着，要生活着。2019，一起感悟人生，人生大道；感知生命，生命真谛……今天开始，在经典时空，洪涛老师与您一起走进孟子。全新剪辑老师经典。
孟庙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希天、希圣、希祖”，我曾经问过导游“希”是什么意思？她告诉我说是“希望”。我说“希望”是名词，而在这里的“希”是名词的意动用法，即以天为希望；以圣人为希望，以祖宗为希望。而以之为希望当然不是自己的人生，那自己的人生终极追求和终极成功是什么呢？
下联：“立功、立德、立言”，对于一个人而言，可能没有机会立功，立言，但是无论能不能立功、立言，一定要立德。人要如何立德？释迦牟尼告诉我们有八万四千个法门，诸子百家也给了我们了百种路径，在我看来，任何一个路径都能抵达大道。因此我们就应该明白，中华道统与一条道路的形成至最终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也是中华道统形成的最简单的一个比喻。
孟子不管在做人还是在治国之道上，都说过诸多划时代的贤言名句，对我们的现实人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喊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原则，认为一切要以民为本，把人放在治国的首位，人是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的思想很伟大，但是今天洪涛老师要重申我们之前学过的万象圣达公式：1=1+1，试想在一个单位，员工永远排在首位，他们各说各的理儿，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和思考问题，这样的企业能治理好吗？“学道无心求半璧”，当我们看到了孟子的“民为贵”，就要立即想到“君为贵”，两者只有互为“贵”，最终才能真的“贵”。要求国君“民为贵”，其实就是要求百姓“君为贵”。
孟子要求人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要“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对于一个即将垮掉的民族，对于一个贫二代而言，他当然应该要有“舍我其谁”的气概，但是对于一个单位的一把手而言，真的要任何事都亲力亲为吗？这才是对圣贤之道的“不二”解读。
孟子要求人要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如果你是一介草民，你可以“威武不屈”吗？答案就是你必须要“屈”，因为只有此时的“屈”才能换来将来的“不屈”，叫“能屈能伸”。
孟子在对人的管理上讲要“以德服人”，洪涛老师告诉大家，“以德服人”如果不是以严格的制度为前提，就不会使民众“心悦诚服”。在一家企业里面，如果凡事都“以人为本”，那么他就不可能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辉煌，更不可能实现独属于自己的光荣与价值、尊严与梦想。
再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副对联，“希天、希圣、希祖，立功、立德、立言”，后人对孟子总结的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语道破了天机。我们只有寄希望于天、寄希望于圣贤、寄希望于祖宗的家风、家训，才能“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经典既在经典之中，又在经典之外，我们要用经典的逻辑去创造独属于这个时代、独属于这个世界、独属于这个国家、独属于这个民族、独属于个人的经典。如何创作经典呢？那就是要从“立德”开始，进而立功，最终达到“立言”。
孟子的这些在滔滔历史长河中至今还散发着智慧光芒的至理名言，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像传虎老总写的《孟子》方案一样：在这个无底线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够成就自己的经典？怎样立功、立德、立言？我们开课第一讲的内容是中华的道统，懂得了它，你才能够在今后《孟子》的课程中领悟得更加透彻和明白。
一、中国人为什么是龙的传人？
中国有宗教，但中国人从来不谈信仰。但也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只有信仰。宗教是“希天、希圣、希祖”的，从来不是信仰某一种动物的图腾。龙的传人就是在“苍龙七宿”笼罩下的天、地、君、亲、师的化身。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中国人是永远与天、与圣、与祖宗在一起的，也从来都是相时而动，持经达变的，这就是我们的宗教。
二、国家、学术、士人的起源。
在远古时期，人类如同野兽一样，过着弱肉强食的丛林生活。因为缺乏组织力量的保护，面对野蛮者的暴虐，很多势单力薄的人，比如妇女、儿童都难以生存。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有道的圣人就挺身而出，把人民组织起来，铲除暴匪并组织人民进行有组织的社会化大生产，国家便诞生了。
国家的产生，需要三个先决条件。有道圣人以道术把百姓组织起来，除暴、护民、兴利。他们把无组织的人组织起来自保和进行生产，设计和构建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系统，构建这个系统，就需要强大的知识体系来支撑，于是学术便诞生了。最初的学术是怎么来的呢？是圣人立教而来，一切学术都源于道术，道术即是指道致用的方法。所谓的学，不是什么都可以学，严格的说，只有对道术的传承和教育活动，才可以称得上是学术。
最远古的学术，便是这样的形态，圣人、王者、老师，三位一体。天子既是通天彻地的圣人，也是天下之王，能保护天下百姓，同时他还是天下的老师，可以教化百姓，传道授业给他们，让他们从事生产活动，尽其所有让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富足和幸福的生活。因此，便有了《学记》里面的一句话：“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可是，天下的人太多了，天子一个人做老师显然教不过来，要怎么办呢？这时候天子就需要找一些帮手，给他们传授道术，让他们教化百姓。而这些上承天子、公、侯、伯、子、男，下承百姓的人，便是士人。也就是现在人所理解的知识分子。
那怎么才能选拔出来这样合格的士人呢？就是举贤纳士。现代有人认为，古代社会是愚民教育，不让老百姓学习知识，这是缺乏基本的常识才会形成的偏见。我们都听说过孟母三迁的故事，试想如果孟子家境好，有三套别墅和四套学区房，他还用搬三次家吗？恰恰相反，古代的教育非常普及。否则，像管仲、孔子、苏秦、孟子，这样的普通人家的孩子是不可能有机会学习道术的。
对于科举制度，现代人也充满了误解，他们认为科举制度是隋唐破天荒弄出来的，好像隋唐之前都不懂举贤纳士一样。实际上，举贤纳士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在科举制度之前叫做“举孝廉”，考试是因为道德水准的降低，是为了杜绝道德风险、徇私舞弊，防止被一些利益集团把自己的裙带关系带入士人团队。通过考试来举贤纳士，其实是举贤制度在道德层面上被破坏的无奈之举。
道术的来源又在哪里呢？圣人开天立道，一切都来自于天。以天伦定人伦，这是中华道统最显著的特点。中国的文化都是以天地为根基的，以祖宗为传承的，以圣贤之道为标准的。人言与天道相合，才是信，才是真，才是善。人言与天道不合，那叫伪，不是道术，而是妖术。
脱离天道，不存在真理。随便一个人说自己在山中得道，说自己是某某鼻祖，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人类真的如那些科学家所言是由猿猴演变过来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现在依然有原始森林，为什么再也进化不出人来了呢？
三、远古真人时代的道统与知识分子
在远古时期，也就是在伏羲之前的时期，因为天人未分，所以人能够通天而得道，并且有道的真人很多。人们觉得这只是一个神话，但是我们却可以想一想，《道德经》是由老聃传下来的，那么老聃又是传的谁的学说呢？《易经》《连山》《归藏》又是什么样的经典呢？我们真的读懂了吗？在非洲，人们居然发现了三十亿年前的核反应堆，这样的文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基于此，很多东西我们无法讲，但是历法却可以讲，历法就是二十四节气，简言之，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地择时进行农业生产，按照节气耕种，你就能够丰收，反之，则会大打折扣，甚至颗粒无收。
制定历法就需要天文观测，天文观测就催生出了强大的数学应用。我们看到伏羲女娲图，伏羲左手持矩，女娲右手执规，这就代表了远古时期“通灵”之人强大的数学应用。而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林林总总的祭祀，实际上就是远古时期那些“通灵”的人与天的沟通和交流。
历法产生之后，中国文明发生了两种变化。一方面是“通灵”之人的隐居，另一面是执行历法的人一统天下。自此，分工更加明确，士人慢慢地淡出了具体的劳动。士与农的分工，后来被孟子总结为劳心和劳力，于是便有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彭更问孟子，士人不干活就能有饭吃，这样合适吗？孟子回答说，这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士人参与组织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所以食于功。老百姓负责具体的农事，所以食于事。
在秦汉时期，人们把伏羲称为上古，把文王称为中古，把孔子称为近古。
四、上古三皇时代的道统与知识分子
在《黄帝内经》里，开篇讲的就是上古天真论。何为“天真”，就是像天一样的真，再细讲就是天人合一。在黄帝看来，三皇时期就已经是上古了。三皇，是指伏羲、女娲和神农。在三皇时期，中华文明是以农业文明立于世的，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演进，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备。尤其是历法体系，它已经变成了中国第二层的道统，历法越完备，天人两道也越来越分离。
很多年前，我们就讲过这样一句话“研究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原子弹是震慑性武器，不可能天天放着玩，而茶叶蛋却可以天天卖，所以数学家很容易失业，而小商小贩却永远也失不了业。中兴手机的芯片为什么一直受国外技术的牵制，为什么无法拥有自己的独立知识产权，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核心的研发人员。现实中，我们看到太多的知识分子选择归隐，这与那些“通灵”之人的隐退不是如出一辙吗？
人与天分离了之后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我们都知道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很难生病，就像《道德经》所讲：“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人的疾病其实是文明发展的产物，说白了，都是“文明病”。二十年以前，我在《人民文学》发表《人类倾听癌症》的时候，就已经得出了结论。
神农时期，就有人已经开始生病了。只是疾病并不是很严重。而到了黄帝时期，人的疾病非常严重，甚至有的人只能活几十岁就死掉了，人居然会这么短命，这在三皇时期，是难以理解的事。在三皇时期，伏羲画八卦，实际上是一种当时的历法。女娲补天，是为了修正伏羲历的误差。神农尝百草，不仅是为了寻药，更是为了农业选种和育种。天文历法与农业育种，是三皇时期的学术核心。因此，我们就明白三皇的寿命为什么这么长了，因为他们是通天的。
五、中古时代的道统与知识分子
从黄帝开始，中国的文明越来越发达，同时，天人两道也越来越分裂。这时候的学术，除了研究天文历法和农业生产之外，还需要研究治国理政和治病救人的学问。在此之前，天下是不会乱的，国家根本不需要治理。人是不会生病的，人也根本不需要治病。
从三皇到五帝，中国的帝王世系是一脉相承的，没有中断，没有王朝更替，也没有革命，一直都是自然而然地传承着。从黄帝开始，人类开始有了战争，到后来帝尧再把王位禅让给了帝舜，帝舜把王位禅让给了大禹。一个水利部部长如何能做天子呢？仅仅是因为他能够治水吗？不是的，帝舜让位给大禹，是因为大禹修正了新的历法，让季节不再错位。
《易经》实际上是天文观测书。《山海经》则是天文观测对应在地理上的另一部分，是用来测量地理的书。山海经不是讲妖怪和山山水水的书，而是配合《易经》，讲天文历法的书。因此，《道德经》讲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就是这个道理。
六、近古的道统与知识分子
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只有通天的真人才能以真言做经做典。而后来的人，既然不能通天，就不能作，只能述，也就是给先王做注脚，做解释，做传播。
《姬氏道德经》的出版颠覆了我们以前很多的认知，书中注明老聃是历代聃官，掌管历法和教育，他接受的是最正统的教育，而孔子不是天子，也没有担任史官，他看不到《文王德经》，而为什么历史会选择孔子呢？是因为正常的道术传承，出现了一次严重的问题。
正常的道术传承是这样的，夏太史见夏桀迷惑，携典籍图法奔商，于是夏亡而商立。商太史见商纣王迷惑，携典籍图法奔周，于是商亡周兴。王子朝见周室内乱，于是和太史老子一起，携典籍图法奔楚。然而这一次，历史出了点意外，楚国那时候刚好也在内乱，没法迎接王子朝和老子。这导致周未亡，楚也未能取而代之。反而还把典籍图法都弄丢了，就这样道裂为百，产生了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实际上是文化的灾难，而不是文化的繁荣。
道就在那里，还要争什么呢！所以，百家争鸣不是好事，而是越争越二，这与认为天下有一百个道，跟认为天上有一百颗北极星是一样的荒谬。很多人在骂孔子、侮辱孔子，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常说：“人生就是一场火灾，就看谁能够在这场火灾中抢救出点什么”，而孔子正是那个救生员，只是把孩子救出来了，而房子却烧了。如果没有孔子，如果没有他对文化的抢救，我们现在的人可能连祖先道术和经典的皮毛都看不到。
因此，孔子的儒家学说是基础教育，而老子的学术是极少数的精英教育，他所继承的都是王道之术。孔子之后，汉儒企图恢复正统道术和学术体系，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士人们企图再次通天彻地，然而却功败垂成，这造成了汉朝学术的再次崩溃。到了魏晋时期，虽然有了一定的修补，但也挡不住继续崩溃的步伐。
这就好比，上古道术发展到孔子这里几乎变成了一个植物人，孔子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给他做了几十年的医疗护理，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来，但是到了嵇康被杀，又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植物人。宋朝的士人们，听到了韩愈的大声疾呼，他们一边和植物人身上的疾病做斗争，一边给这具植物人做人口呼吸，以求他能够重新苏醒，但已无力回天。近古的两千多年里，孔子影响了前面一千年，宋朝的士人朱熹影响了后面的一千年。孔子是为先王做注脚，而朱熹则是给孔子做注脚。宋亡之后到了元朝，中国的士人与知识分子基本被屠杀干净，1.3亿的汉人被硬生生地屠杀了9000万。到了明朝，明儒对经学几乎没有任何的贡献。后来圣王之道和经学余脉，在王夫之那里才得到了一些传承，华夏道统的这一脉传到了开国主席那里，他带领中国人，建立了新中国。
由此，我们就懂得孔孟学说是中国老百姓取得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理论。但是，即便《孟子》的理论再伟大，再光芒万丈，我们也要明白中华道统源于《易经》，成于《孝经》。《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即任何事物没有好坏之分，正反两面加在一起才能合成了一个“道”，而连接阴阳两面的边缘就叫做“中庸”。
一句话讲明白了中国性善与性恶几千年的争论；一句话讲也明白了义与利之间的争论；一句话还讲明白了人与禽之间的争论，这些都是中国道统。
你开车是看红灯还是绿灯？黄灯究竟有什么作用？一个看红灯停的人，并没有告诉你绿灯亮了可以走，但不走就是傻子；而一个看绿灯行的人，并没有告诉你看到红灯亮了就要停，可是不停你就被扣分罚款。而黄灯就是“中庸”，你要判断是加速过去，还是停下来等一等。在这个无底线的时代，同学们要懂得面对什么样的东西，你要停下来，面对什么样的东西，你要冲上去。
只有我们懂得了“一阴一阳之谓道”，懂得了“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才能无惧性善与性恶、利与义、人与禽的争论，如何做到呢？看黄灯就可以了。
中华文明的道统就是这样，从孔孟开始到现在，这个世界貌似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对于中国道统来讲，没有创新，也没有真正地继承。原本的“天真”失散，聪明总被上帝发笑。但是，中国士君子之风虽有偏颇、偏激、固执、迂腐，他们依然有通达之士上下求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德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或埋头苦干，或拼命硬干，或舍生取法，或舍身取义，而目的只有一个：弘道济世，为治国安民兴邦而以道济天下，无论身前身后之名。孟子就是这样一个最伟大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