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名相张九龄说“治国之本在治吏”，吏治则国治。“吏治”的首要任务就是用什么人，“治吏”的实质是怎么用人。“用什么人”不仅关乎对人才的价值评判问题，而且是现实政治状况下多方利益博弈妥协的结果；“怎么用人”则涉及到选官制度的贯彻实施。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不仅造成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制度变迁，而且导致了这一制度的变异流弊。仔细梳理下来，从察举征辟到论资排辈，再到抽签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发人深省。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之一

　　相信人还是相信制度 千古难题谁解的

　　《礼记·中庸》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孔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为政以德”，后世许多人据此认为儒家主张“人治”。今人言“人治”、“法治”，犹如古人言夷夏之大防，似乎是水火不相容之两极。荀子曰：“不患无治法，而患无治人。”康有为云：苟无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亦文具空存而已。据此而言，人在历史上的主观能动性绝对不容忽视。

　　在司马光看来，治国理政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因此他主张:“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他的观点与唐太宗的“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一脉相承。问题是“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司马光认为，如果仅仅用口碑和声誉作为评判人才的标准，那就很难杜绝个人的爱憎和好恶，必然导致贤才和庸才的混淆；如果完全用政绩来考量，又很难杜绝一些人的弄虚作假。所以他说“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资治通鉴·魏纪五》）

　　那究竟该怎么办？

　　还是应该相信制度建设的力量。就宏观层面的制度设定而言，柳宗元在其名作《封建论》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秦“有叛人而无叛吏”，秦之亡，“非郡邑之制失也”；汉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反而更说明秦之废封建设郡县之高明；唐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说明郡县制的设立可谓万世法。但是唐之癌症在于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其出发点本是为了加强对基层郡县政权的督察管理，结果却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之崩溃，也可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欧阳修在修《新唐书》时就指出：“（唐之官制）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明纪纲，为万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纷乱者，由其时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愈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欧阳修指出了一个制度建设的规律：恰恰是制度的制定者对制度造成了无以复加的破坏。历史何以至此？顾炎武的高论可以看做是对欧阳修上述观点的注解，他在《日知录》中说：“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前人立法其实就不是尽善尽美，留有隐患，后人因循守旧，不敢彻底扬弃，只能补丁上面摞补丁，甘做裱糊匠，最后的结果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觉得问心无愧。

　　宋代要汲取唐之教训，所以“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这样做貌似对症下药、防微杜渐，但实际实行下来，却出现了“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以使之矣。”（宋·叶适《水心别集》卷十《始议二》） 在叶适看来，宋代的“外削中弱”盖由其国家制度设定而导致。至于他所说的“人才衰乏”问题，叶适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叶适的结论是：“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如此看来，制度愈严苛，反而愈束缚住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度变迁确如按下葫芦起了瓢，总是得一利总要受一害，此消彼长。所以，相信制度不等于要迷信制度。

　　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制度的互动关系，西晋名家杜预说得很透，他说：“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说到底，还是荀子那句话“不患无治法，而患无治人。”再好的制度都是要人去实施的。问题是人究竟怎么去实施操作选官制度呢？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之二

　　从九品中正到论资排辈，代代有本难念的经

　　选贤任能，自古是吏治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怎样才能选到贤能之士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就微观制度操作层面而言，先秦时期主要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秦始皇改而实行封建官僚制，大多数官吏都是靠军功而得到爵位和官职的。在汉代，察举和征辟是当时选用官员的重要方法。察举和征辟的主要根据是被选者的乡党评论，即所谓乡举里选。问题是乡党评论的话语权逐渐被有势力、有影响的官僚利益集团所操纵。豪族大家把持话语权，他们互相勾结起来推荐亲属故旧，完全置公道于不顾，以至于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怪现象。即便有有良心的品评者，他们的话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也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东汉后期汝南地区评论人物，照例每月初一进行，称为“月旦评”，曹操当年得了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还美滋滋的大笑而去。

　　汉代亡于宦官干政、外戚专权，到了曹魏政权便吸取教训，魏文帝曹丕诏令“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规定宦官外戚一概不得干预朝政。为了矫正察举、征辟的弊端，曹丕还采纳了礼部尚书陈群的意见，建立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中正制杜绝了以往凭着少数人一言就使人飞黄腾达的现象，要求中正官根据家世、才能、德行，察访与被品评人同籍而散在各地的士人，把人才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此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九品中正制的好处是使任人以官更规范、更便于根据评级的不同而确定官级，给吏部的操作省了不少事。所以起初的积极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晋书·卫瓘传》说：“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但是九品中正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好，那就是品评的话语权掌握在一些在职官员手里，而且这些人还是士家大族。这些士家大族对人物的评定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以门第为标准，导致九品中正选官的流弊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现象。东晋之后，士族与庶族的分野进一步被强化，“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南朝齐规定：“甲族（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寒族）以三十试吏”。（《文献通考·选举考一》）门阀士族的势力鼎盛期在东晋江左百年间，此后在南北朝时期日趋衰弱，但百足之虫僵而不死，隋唐时期的门阀士族仍然居于很重要的地位。一直到唐末，随着农民起义的爆发，“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韦庄《秦妇吟》）到朱全忠（即黄巢起义降将朱温）将包括被他称为“衣冠宿望难制者”的裴枢在内的三十余名朝官斩杀于白马驿，投尸黄河，标志着门阀士族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

　　在南北朝时期，伴随着门阀士族的日趋衰弱，羽林武人凭借着乱世军功迫不及待希望取得为官的实权。然而僧多粥少。到了北魏时期，为了解决官职少，应选者多的矛盾，吏部尚书崔亮奏请为停年格制，即不问才能，授官一律依年资分先后。凡有空缺职位，不问贤愚，择停解年月日久的优先叙用。这就是所谓停年格。自西汉以来，就把任职年资作为官员升迁的依据，但当时并不仅仅用这一种办法决定官员的升迁。至北魏崔亮始，论资排辈堂而皇之登上了历史舞台。

　　事实上，崔亮提出论资排辈是囿于当时武人乱政而不得已为之。顾炎武说得很清楚，崔亮的办法是用来安抚上上下下的利益集团的，是被迫的让步。耐人寻味的是，崔亮的继任者甄琛等人“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顾炎武说“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自亮始也”！

　　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权宜之计为什么会被后世沿用下去？

　　据《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记载，崔亮当组织部长（吏部尚书）的时候，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做官。但是官位少，应选的人太多，前任吏部尚书李韶按照老办法提拔人，众人都心怀怨恨。于是崔亮上奏，建议采用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够，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只要熬够年头就可以提拔任用。那些被埋没在低阶层的官员，全都称赞崔亮贤明能干。

　　崔亮的外甥，最高监察署军事参议官（司空咨议）刘景安，对舅舅的做法很不满，就写了封信规劝崔亮，大意是说：古往今来，选用官员一直由各级政府推荐，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现在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很多问题，选拔标准片面，途径狭窄，淘汰不精，舅舅您现在负责此事，应该改弦更张，怎么反而搞起了论资排辈呢？这样一来，天下之士谁还再去克己苦修、注重名节呢！

　　崔亮写信回答说：你讲的道理很深刻，我侥幸当了吏部尚书，经常考虑选贤任能，报答明主的恩情，这是我的本意。而论资排辈，实在有其缘故。今天已经被你责备了，千载之后，谁还知道我的苦心呢？

　　崔亮说，过去天下众多的贤人共同选拔人才，你还说十个人才中只有六七个被任用。今日所有选拔的任务专归吏部尚书，以一人的镜子照察天下，了解天下人物，这与以管窥天有什么区别呢？如今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甚多，又有羽林军入选，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谋划，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享一个官位，官职也不够用，更何况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这怎么能不引起怨恨呢！我与上司当面争执，说不宜使武人入选，请求赐给他们爵位，多发他们俸禄。但是上司不接受。所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用年头限制一下。这就是我的本意，但愿将来的君子能够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顾炎武评论说，北魏失去人才就是从崔亮开始的。不过看他回信的意思，考察当时的形势，羽林之变并不是他姑息的，武人封官也不是他滥给的，崔亮用这个规矩也是不得已。奇怪的是，后世的主管者上边没有那些立下功勋的人压着，下边没有鼓噪的叛党逼着，究竟怕的是什么，还用这论资排辈的办法呢？

　　答案恐怕就在“利其便己”四个字中。

　　论资排辈尽管限制了人才的任用，但是别忘了那些受益于论资排辈的庸才们的势力。没有这个制度，他们恐怕永无出头之日。千万别小瞧了他们捍卫既得、即得利益的决心和能量！对于具体负责选官的组织部门来说，这个办法“简而易守”，比较好操作，对于国家的领导者来说，又认为这个办法“要而易行”，比较好执行。基于这些考虑，后任的为政者在历史惯性和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乐得“踵而行之”，沿着前人的脚步走下去。由此，明知是一副慢性毒药，大家仍然乐此不疲，似乎越喝越上瘾。

　　唐开元年间吏部尚书裴光庭又创“循资法”，官吏“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是铨授(晋升)”，结果是“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朝又实行“磨勘法”，“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不限内外，不问劳逸”，年限一到，就能照例升官。至此，论资排辈的规则也越订越严密了。

　　对论资排辈用人制度的弊端，宋代的孙洙专门著有《资格论》予以口诛笔伐，他说自古以来提出的各种选官制度，从始至终一无是处的就是论资排辈！贤能之士被压制而身居下位，是因为有论资排辈的阻隔；在其位而不能善谋其政者，是由于论资排辈的牵掣；读书人寡廉鲜耻的越来越多，是为了在论资排辈中争个好位子罢了；老百姓被虐政暴吏困扰，根本问题是论资排辈的庸官酷吏太多了的缘故。国家大事之所以弊端横生，文武百官之所以颓废懈怠，国家的法度之所以頹烂决溃而不能匡救，根源都出于论资排辈的弊政。孙沫认为，好的用人制度应该做到“爵以功为先后，用以才为序次，无以积勤累劳者为高叙，无以资深久考者为优选”。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无奈。“位不度才，功不索实”的现象反倒代代常有。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之三

　　抽签抓阄何以成为选官的办法

　　更耐人寻味的是，到了明代，选官制度又比论资排辈堕落了一大截。

　　据《明史•选举志》记载，明代选官起初用过抓阄的方式，后来吏部掌管官吏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的司长（文选员外郎）倪斯蕙向上司提出了抽签的办法，当时的吏部尚书李戴就准备报请皇帝批准照此执行。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孙丕扬出任吏部尚书。孙丕扬是个廉洁清正的人。《明史》上说他个性倔犟、刚直不阿，同僚没有人敢托他的人情办私事。然而就是这位孙先生当了吏部尚书之后，把倪斯蕙提出的“掣签法”进一步完善并正式实行开来。明朝的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更有意思的是，孙丕扬用抽签的方式选官，却得到了当时朝野上下的交口称颂！宫中的权宦们认为这样做是最公平的（ “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称诵”）。

　　这样一个近乎荒唐的做法为什么在当时得到这样的评价？孙丕扬为什么要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

　　明代是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的最高峰，朱元璋连为他打工的丞相拥有的权力都不能容忍，杀掉胡维慵后干脆连丞相也不设了。《明史·职官志》总结明朝的行政权归属，说：洪武十三年废除宰相制度之后，天下事就由各部尚书负责处理。大学士当顾问，皇帝自己做决定。这时候的大学士很少能参与决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间，大学士因为有太子的老师的资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经在六部尚书的地位之上了，内阁权力也从此超过了六部。到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夏言、严嵩用事，其地位已经赫然为真宰相。不过，内阁的拟票权，不得不决于内监的批红权，于是，宰相权实际就到了宦官手里。所以历代宦官为祸，以明朝为烈！明代的大太监们在权力的中心玩出了名堂，前有把皇帝忽悠到做了瓦喇人俘虏的王振、继有富可敌国的超级大富翁刘瑾，当然还有“九千岁”魏忠贤！这些人在太监史上可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狠角色！据《明史》记载，孙丕扬谁都不怕，惟独怕太监。文武百官都不敢找孙丕扬走后门，但是宦官敢。宦官没完没了地托他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安排又不是，拒绝又不敢，于是就发扬光大了抽签的办法，让那些宦官不要再来走后门。这个抽签制度建立后，吏部的后门果然堵住不少，当时的人们便盛赞孙丕扬公正无私。可见孙丕扬同样用心良苦哇！

　　曾经当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在他的《谷山笔尘》中批评孙丕扬道：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务有繁有简，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而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签，难道遮上了的镜子还能照见容貌，折断了的秤杆还可以秤出分量么？于慎行的这些批评很精当，简直就像是比照着现代管理学原理说出来的。　　明朝大学者顾炎武对竹签当政的指责更加尖锐。他从孔圣人的教导的高度出发，径直联系到天下兴亡。顾炎武说：孔夫子对仲弓说“举尔所知。”如今科举取士，礼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这是“举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签安排干部，这是“用其所不知”。用这套办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孙丕扬和崔亮这两位吏部尚书相隔一千余年，但是选官规则的形成法则相同，形成的情势相近，形成的结果自然也差不多。历史的倒车竟然越开越滑向黑暗的深渊，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要回到欧阳修的那段非常有名的论述。大唐王朝之所以形成了盛世，是因为唐太宗在位时制定了一系列严密而有效的制度。欧阳修在总结唐朝官制的沿革时说：“其为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则简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职有常守，而位有常员也。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明纪纲，为万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纷乱者，由其时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愈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新唐书•百官志一》）在这段精炼的论述中，欧阳修揭示了官僚制度的几个重要原则。他首先说明制度的设计必须精密。只有制度精密无疏漏，执行起来才能简单易行。如果制度不精确，不严密，则执行的人就无所依据，而要靠自己对“道”的理解，即兴发挥。发挥得好，皆大欢喜；发挥得不好，则难免误事，给国家带来损失。第二层意思是说，每一个王朝在开始时都想修订制度，申明法纪，渴望建立不朽的法度。而往往导致“交侵纷乱”结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的国君不能严格按照制定好的“大政方针”执行，遇到问题不想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随意突破国家以前制定好的法度。这样做的后果是国家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官越设越多，效率反而越来越低，“爵不考德，禄不授能”，最终导致官制彻底崩溃。

　　崔亮在面对武人纷纷要官做的局面时不是没有提出过解决办法，他曾当面向皇帝建议“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当时的皇帝顾虑军人造反，在建议没有被采纳的情况下，崔亮才提出了论资排辈的馊注意。孙丕扬面临的问题是宦官干政严重。当时的皇帝“不能慎守”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宦官不能干政的祖制，而作为吏部尚书的孙丕扬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徇一切之苟且”，干脆主动放弃了自己选官的职权，“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之四

　　选官操作中的“法”与“吏”

　　具体到选官的实施操作，人才标准好定，如何掌握实施才算真正的大问题。如果完全按制定好的规则选官，古人则云“胶以条格，据资配职，无得贤之实”；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后果？选官制度到底是怎么被破坏的？

　　南宋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叶适在论述选官制度的弊端时指出，吏部视选官制度高于一切，对于备选官员“其人之贤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远近，其资之先后，其禄之厚薄，其阙之多少，则曰是一切有法矣。”过于相信既定的死规则，就会导致“天下法度之至详，曲折诘难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举措手足者，顾无甚于铨选之法也。”所以他忍不住大声发问：“呜呼，与人以官，赋人以禄，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奈何举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缚蔽蒙之，乃为天下大弊之源乎？”（宋·叶适《水心集》三）无他，制度延续的惯性使然。正是看到了制度惰性的可怕之处，顾炎武才下了如此断语：“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杰，而失之者常十七矣。”（《日知录·人才》）选官规则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少数人上下其手，徇私舞弊。为什么顾炎武说其正面作用至多发挥了百分之三十，而其负面效果却达百分之七十呢？

　　选官之“法”不可依，问题出在执行选官之“法”者为“吏”。“吏”即吏部具体的办事人员。

　　南宋大臣杨万里作《选法论》，他指出：“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吏”把选官之“法”看作是自己的“取富之源”，再好的选官之“法”也不能够成为国家的“择人之具”。杨万里指出，吏部的主要领导尚书、侍郎往往只是“据案执笔，闭目以为纸尾而已”，大多数时候，他们只知道在下属呈上的公文后面签上自己的大名。为什么会这样不负责任？朝廷制定的渎职惩戒制度不是不严厉，“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赇者必不赦”，朝廷的本意难道是真的只相信“吏”而不相信“官”吗？很显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选官的规则决定了事情的发展只能就是这样罢了。朝廷的本意还是相信吏部的主要领导“官”，但选官之“法”规定连“官”也不能信。在选官问题上，说到底朝廷连自己也不相信。天子都不能信赖，更不要说“官”了，那选官之“法”由谁来实施操控呢？只能取决于“吏”。最终的实质后果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选官的话语权实质上操控在“吏”的手上，“其言至于胜法，而其权至重于朝廷”，所以吏部的主要领导实际上只能按照“吏”的意图行事。但他们可决不承认是按照下属的意图行事，他们振振有词“曰吾奉法也”，我只是按照选官规则行事。所以杨万里才说选官之“法”的实施是“信吏而不信官”。

　　“吏” 究竟如何上下其手？深谙宋朝官场潜规则的杨万里做了形象的剖析。他举例说，如今有一件事情要处理，按照规则规定，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规定的很详细。下级官员把这件事汇报到吏部，按照相关规定请示部领导说按照某某相关规定应该如何如何。部领导说行。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没想到一转身“吏”拿着一张纸条又说那么办不行。既然说了不行，应该是没有回旋余地了，过不了多久又拿出一张纸条说行。说行说不行都有相关的规定为依据。关键是说行还是不行的没个准头。“何为其然也？吏也。”为什么会这样？“吏”操控的结果。下级官员刚到吏部汇报的时候，仗着所请示的事情符合相关规定，又觉得吏部的主要领导都很贤明，所以汇报工作之前不先去面见吏部的小“吏”，所以请示吏部的主要领导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再找“吏”去落实，“吏”却说‘法不可也’，按照那个规定不行。关键是他那么说，部领导还反驳不了，也就认可了“吏”的意见。如此一来，下级官员遇事不再照章办事，也不再向部领导请示，而通过贿赂“吏”以成其事。“吏”答应了，你也不能着急要结果。他要等到主要领导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再套取他们的签字画押。昨天说不行今天就说行，早上认可晚上就不认可，部里的主要领导不知情，朝廷也不会苛责。“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为什么会这样？“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积也有渐，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摇矣。”

　　这么做的病根在哪里呢？杨万里说：“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法而已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忘了选官的根本宗旨，过于注重条法程序的严密完整性。“吏”恰恰钻的就是选官程序过于严谨繁琐的空子，以捍卫程序严谨正义的名义，找到其中不为人注意的环节大做文章，这就是他们能够永远正确，还不栽跟头的原因。问题是朝廷如果只是拘泥于程序严密，那么选官用一个小吏执笔就绰绰有余了，还用得着选天下之贤才为吏部的尚书、侍郎吗？朝廷任用尚书、侍郎的原因，绝不仅仅是让他们拘泥于现成的条法程序啊！所以杨万里的意见是“略小法而责大体”。对吏部的主要领导而言，只要明白程序不是一无是处，也不是绝对非得如此，只要不伤及根本宗旨，那么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而决定用人行事。“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只要不违背选官的大方向，不损害立法的大原则就可以了。杨万里认为，强调“责大体而略小法”，那么朝廷的选官就不取决于“吏”之手，导致“吏”之权渐轻，吏权渐轻然后吏部的主要领导才能有所作为，而选官之“法”才能逐渐革除弊病。

　　吏部之权在于“注拟”，也就是铨选后备干部，吏部给各级官员都建立档案，列入后备，然后才能一级一级逐级提拔选用。凡是要提拔的，就说是符合提拔任用条件，过去的专有名词叫“应格”，凡是不予提拔的就说其“不应格”。杨万里说：“曰应格矣，虽贪者、疲软者、老耋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也。曰不应格矣，虽真贤实能廉洁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毕矣。”不管选拔任用的是什么人，只要他们不愧不怨，吏部的人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完成任务了。

　　怎么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呢？杨万里的结论是“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也就是说关键是选好礼部尚书，让他来精心挑选郡县两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副手，不要拘泥于条例程序等细枝末节。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之五

　　循“例”与“破格”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要了解，“吏”肆无忌惮的底气在哪里？

　　“吏”的底气来自于“例”。“例”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规章制度。一个单位建章立制本是好事，这是规范化管理的需要。问题是规范一旦成形，凡事按制度办，就容易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南宋吏部侍郎凌景夏说：“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文献通考·选举考》）规章制度的完善是必需的，但规章制度往往有其滞后性，一旦形成，便带来两大弊端：一是很难与时俱进；二是一般人很难弄清楚繁杂的条文，解释之权归相关部门，“有司”自然有了话语权。

　　从规章制度之“法”到实际施行过程中之“例”，对其演变，南宋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例行而法废”铨选之害更甚。所以顾炎武说“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日知录·铨选之害》）

　　《五朝名臣言行录》记载了一个关于“例”的有趣的故事。当年宋真宗当政时寇准任宰相，宋真宗命寇准等重臣选拔一位官员任马步军指挥使，寇准等重臣刚准备商量人选，下属“吏”就拿着一本文书呈了上来。寇准问这是什么文书，下属回答这是例薄。寇准说朝廷想选拔一名衙官，还一定要先看例薄文书吗？那还用我们这些人做什么？寇准痛批：“坏国政者正由此尔！”

　　当年司马光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讨论新法利弊的时候曾经说：三司使掌管天下财，任人不合格罢免了就可以了，不能让宰相和枢密使等重臣侵夺三司使的权力。如今你再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什么用心？司马光说：“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宋史司·马光传》）面对司马光掷地有声的质问，吕惠卿哑口无言。

　　顾炎武总结传统社会“吏”何以上下其手成为弊政的时候指出：“胥吏之权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解决这一弊政的办法，他说只有“”开诚布公以任大臣，疏节阔目以理庶事，则文法省而径窦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日知录·都令史》）顾炎武的说法也许过于理想化，也缺乏可操作性。 那么，如何才能选到真正的人才？如何才能打破任人以“例”之弊政，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法”和“例”属于常规的选官办法，不可能尽废，比较可行的办法便是“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也就是以常规化选才为主，常规化与破格选才相结合。清代有循吏之称的名臣陆陇其提出：“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进，以守选法之常，而英流间得超擢以登，以通选法之变。”（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铨选之害》）这样做的好处，陆陇其说既能堵住中等庸才越级而上的可能，又能给真正的英才提供破格提拔的机会。这一点应该是许多人的共识。清人姚莹也认为：“登进之法宜有常格以绝奔竞之门，甄拔之途必有殊科以捉非常之用。”常规之法管寻常之才，非常之才用非常之法，只有这样，才算选贤任能的理想选官之法。

　　我们常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人才要想脱颖而出何其不易！龚自珍认为，清朝官吏制度品级设置繁多，阶梯难熬，一个人从30岁做官，一般需经30～35年方可到一品，造成“贤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的局面，这是朝廷“无才相”、“无才将”，国家贫弱的主要原因。所以他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要想打破条条框框选人才，当然首先要打破固有观念发现人才。如何辨别对待人才，这又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清人姚莹的论断就很高明，曰：“夫有雄材绝智，抱济时之具者，此其人类不能斤斤于言行称誉之间矣，有不为乃可以有为，释其小乃可以见其大。举世不觉而独言之者，必有观时之识；举世共趋而独不顾者，必有经远之谋。接其人，察其议论，毋以资格相拘，毋以毁誉惑听，是在执事者之鉴择矣。夫阔大者多疏，沉毅者多略，高明者多傲，英迈者多奇。观其病则其美可见也。若夫谨言曲行，与众俯仰，岂所望于国士哉！”（姚莹《通论》）在姚莹看来，发现人才就不能循规蹈矩，要善于在不同于常人的另类中发现人才。能具备先见之明和做出先人之举的，必是非常之才。关键是“毋以资格相拘，毋以毁誉惑听”，不能用常规常格框住这样的人，更不能被流言蜚语迷惑了选才者的视听。非常之才也是人，他们也许还有常人没有的这样那样的毛病。姚莹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观其病则其美可见也”，对于非常之才而言，如果能正视其毛病，自然能发现其常人不及之美。一方面要求人才“谨言曲行，与众俯仰”，一方面又想发现无双之国士，那怎么可能呢？正如清人顾嗣协诗云“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求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不拘一格降人才”，需要多元的人才观和多维的选才方式。宽松的成才环境和多维的选才方式，才是造就人才发现大才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