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之闻之》是郭店儒简中的重要一篇，文献、思想价值颇为学界关注。关于其具体作者问题，牵涉到该篇的时空定位与主体定位，却尚存争议，亟需进一步探讨。

　　就该篇学派归属而言，学界先后有战国儒家、道家等观点。但随着研究深入，道家说渐为学界扬弃，目前学者间倾向认为该篇为战国中期偏前的儒家论著。

　　关于本篇作者，学界大致有如下几种看法：

　　第一，《成之闻之》属于《子思子》，或与之有关。

　　李学勤先生指出：郭店儒简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孙孔伋一系的作品。”又称：“《缁衣》等六篇（引者按：含《成之闻之》）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 庞朴先生认为：郭店儒简属于“同一思孟体系”，一些篇章很可能便曾厕身“《子思子》二十三篇”、“《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第二，《成之闻之》或其一部分为子思所作。

　　姜广辉先生分《成之闻之》为《求己》、《天常》二篇。由于“《求己》篇主旨为‘求己’，而这也是子思思想的主旨”，因而推定其为子思所作。

　　詹群慧先生受周凤五先生对郭店竹简形式特征研究的启发，提出《缁衣》、《五行》、《性自命出》、《尊德义》、《成之闻之》、《六德》相对其它儒简更加重要，当为子思著述

　　第三、《成之闻之》作者当为子思后学、孟子之前辈。

　　郭沂先生认为：“纵观全篇之思想，乃上承《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反身而诚’等说，下开孟子‘自反’、‘反求诸己’、‘求其放心’之学，其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

　　实际上，上述三种看法并非全然对立，诸家皆肯定《成之闻之》为子思一系之作品。按先秦子书往往为一家一系之结集，一般难指其作者，不过就论述体之单篇而言，作者仍当为具体一人。今将《成之闻之》置于早期儒学背景之中，细绎简文并综合多种学术信息，其作者身份仍有不少踪迹可寻。

　　（一）郭店儒简与《子思子》

　　从学术传流角度讲，郭店儒简在南方楚地的出土是战国时期儒学传播背景的反映。其墓主身份虽有争议，但必为学养深厚、思想成熟之学者，他对儒简之择取，实际反映其对早期儒学源流的认识和评判。郭店儒简既多为子思一系之遗物，则首先应对子思学说之形成做一溯源式的考察。

　　1、子思学说之渊源

　　子思为孔子嫡孙，其降生之时，伯鱼已殁，孔子也已“自卫反鲁”，赋闲家中。子思少年侍侧，尝受学于孔子，据《孔丛子·记问》：

　　（子思）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可见子思自幼以继承孔子志业为己任，深得孔子喜爱。

　　《孔丛子》是汉魏孔氏家学的重要文献，赖其保存不少关于子思的材料。如《记问》篇又载三段“子思问于夫子”的对话：

　　子思问于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

　　子思问于夫子曰：“亟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子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专任法，终必乱成矣。”

　　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数究理不以物移，周其所察，圣人难诸？”

　　这些“子思问”、“子曰”的资料，应属子思问学的实录，为其亲记。可以推想，此类材料当时必然极多，其价值在以祖孙问答的形式保存了孔子晚年的大量思想资料，同时亦必为子思学说之重要来源。

　　2、《子思子》之构成

　　《子思子》早佚，后世常提及的为沈约所称《子思子》四篇：

　　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沈约奏答曰：“……《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

　　沈约为当时著名学者，渊博而富于藏书，熟于典籍源流。梁武帝亦淹贯群书，其无异议，证明沈约所言确有所本。而郭店《缁衣》与《礼记·缁衣》除少量编次、字句异同外大致对应，证明“《缁衣》确实出于《子思子》，与子思及其学派确实有很深的关系”

　　杨朝明先生指出：“翻读《礼记》，很容易发现这四篇与其他各篇的不同，即它们都是单纯以‘子言之’、‘子云’、‘子曰’记录孔子的言语，而且不仅在《礼记》中，就是在所有记述孔子遗说的历史记载中，这四篇的这一特征都是十分突出的。”这四篇中的“子言之”、“子云”、“子曰”，当同于《孔丛子·记问》篇中的“子曰”，均为子思辑录孔子言论之体现。

　　此四篇以《中庸》最具代表性，影响亦最大。《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孔丛子·居卫》亦载：“子思……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翟灏谓此四十九篇即《子思子》。谓之《中庸》者，盖以首篇之名为全书之名。”其说是。其或题《子思》，或题《子思子》，这些不同称谓“是该书传流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不论哪一种的子思著作，实际都是为了汇集子思及其学派的材料。”

　　子思之书多记孔子言说的特征，曾引起当时之人的关注甚至疑虑。《孔丛子·公仪》记鲁穆公质疑子思：“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而子思答曰： “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亲闻之”与“闻之于人”，虽途径略异，而皆源自孔子，且“不失其意”，因而亦为孔子思想之资料。子思将其笔之于书，自然成为《子思子》一书的最初来源。此类文献以沈约所谓《子思子》四篇为代表，也应包括新出上博竹书《从政》篇等。

　　此外，作为一位成熟的思想家，子思应有自己的独立论著，《子思子》书中亦当有更能体现其独立思想架构的内容。据学者研究，今本《中庸》中部分非以“子曰”起首的内容、郭店儒简《五行》暨马王堆帛书《五行》经部等，应是其中的代表。

　　上述两类著作皆应看作子思著述。除此外，按先秦子书通例，《子思子》书中还应包含若干属于子思弟子、后学的内容。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和晁公武《郡斋读书记》卷二皆征引了《子思子》中孟轲向子思请教“牧民之道何先”一段文字：

　　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也，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

　　郭沂先生指出，此当属子思书中门人所记子思言论一类。这些著述当以记述子思言行和阐释、发挥子思学说为主，是子思之书的辅成部分。

　　如此，这三类著述据不同来源而分立，呈现不同层次；又因其一贯脉络而密切相联，相辅相依，从而共同构成子思一系的思想学说体系。由此可说，《子思子》成书过程实即子思学说发展之进程；自然，这一进程必伴有子思学说在空间地域上的传播，其最终结果之一，便是郭店简《子思子》在南方楚地的问世。

　　（二）子思其人与《成之闻之》文本

　　承上所论，《成之闻之》应属《子思子》之佚篇，然其与子思之具体关系，尚需进一步考论。

　　从文本看来，《成之闻之》具有明显的针对君主立言之特征。在简文中，“君子”、“君”、“上”、“君上”、“用民者”等词频繁出现，作为立言对象而存在。其中，“君”、“上”、“君上”、“用民者”属较明确的君主称谓，如：

　　是故威服刑罚之屡行也，简5由上之弗身也。……简6

　　君衮冕而立于阼，一宫之人不胜简7其敬；……简8

　　闻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亟。”……简1

　　“君子”一词在简文中侧重于道德意义，但亦有几处明指君主，如：

　　君子之于教也，其导民也不浸，则其淳也弗深矣。……简4

　　 ……战与刑人，君子之堕德也。……简6

　　“‘君子’，本义为‘君之子’，乃是阶级中贵族一部分的通称。”在宗法社会中，君之子亦可为君，故君主亦可以君子称之。在简文中，作者力主君主修己安民，更合理有效地引导、治理民众，故称以“君子”，显有敦勉、期待之意。

　　由此可见，作者系以君主之师自居，而非其他。在子思之先，有子夏曾为魏文侯师，而绝无此意气之盛；于子思之后，有孟子睥睨王侯，其人则首先盛推子思。按《汉书·艺文志》“《子思》二十三篇”颜师古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子思这一身份，与简文颇为相合。

　　战国初年，孔子、儒家声望卓著。作为孔子嫡孙，子思及其学说亦备受世人重视，其突出表现之一即是成为鲁穆公之师。据文献记载，二人师弟关系之定位，经历了颇曲折的磨合过程：

　　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

　　缪公亟见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

　　缪公即穆公。其“亟问，亟馈鼎肉”于子思，虽为尊礼，但在关系定位上，乃以子思为宠臣，非子思所能受。至穆公云“古千乘之国以友士”，表明其礼贤下士，已不以子思为臣，但“子思却并不以此自足，坚持正师弟之谊”。二人关系最终如此确立。席盘林先生以为：“子思之于鲁穆公宜用‘宾师’或‘师宾’来确定其身份，宾师或师宾皆指不食君禄而为君主所尊礼的贤人。”很有见地。

　　在这番磨合过程中，子思表现出强烈的“以德抗位”要求，这是子思的一贯精神。曾子曾指他“有傲世主之心”，而子思答曰：

　　        时移世异，各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

　　实际上，子思之有“傲世主之心”，非与孔子立异。以孔子而言，其怀抱王道，渴求治世，却不为列国所用，最终只能浩叹“莫能宗余”；但即便如此，孔子也不肯“少贬焉”，而自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 ，其所自持，正是一种独立不倚的政治品格。孔子如此，子思亦然。在二人看来，若从政而不能行道，则不仕亦可。至于孔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子思“自高自贵”，则是权衡时势所作出的合理调适，不足为二人之异，正是所谓“易地则皆然”。

　　在《成之闻之》行文中，同样有一种行道抗位的精神。作者叮咛诱导，多方譬喻，劝导君主“求之于己”，修己而为民众先导。其所着意，正要将君主由世间的政治权威，培养为遵循天道、理正人伦的道德楷模。作者对天道、对先王之道体认甚深，并尊信不疑、怀道自重，而视君主为教导之对象，而非政治之权威，故绝无屈从俗世权势之意。将本篇意趣与子思为人比照，不难看出，二者颇为相合。

　　（三）竹简形制与作者身份

　　前已提及，詹群慧先生从郭店竹简形制考虑，认为《成之闻之》等篇应为子思著述，其实质是通过简牍制度而推测其作者身份。我们认为这个视角很具启发意义，因在其基础上，回溯简牍制度之研究，补充相关材料，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考索。

　　简牍制度研究是伴随古代简牍资料的大量出土而萌芽的。19、20世纪之交，西方探险者在我国西部罗布泊、敦煌攫取了大量汉文简牍。至191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始在牛津公布部分资料，立即引起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密切关注。1914年，罗、王合著《流沙坠简》在日本出版；嗣后，王国维先生撰写《简牍检署考》，详考周秦以迄隋唐之简牍制度。

　　胡平生先生《简牍制度新探》总结道，《简牍检署考》的最重要论点可用“分数、倍数”说来概括。即：

　　一、古策长短皆为二尺四寸之分数。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而取一，其次三分取一，最短者四分取一。周末以降，经书（六经）之策皆用二尺四寸，礼制法令之书亦然。其次一尺二寸，《孝经》策长一尺二寸，汉以后官府册籍、郡国户口黄籍皆一尺二寸。其次八寸，《论语》策长八寸。其次六寸，汉符长六寸。

　　二、牍之长短皆为五之倍数，最长为椠，长三尺；其次为檄，长二尺；其次为乘驿之传，长一尺五寸；其次为牍，长一尺。天子诏书一尺一寸；魏晋后又有一尺二寸、一尺三寸、二尺五寸等多种诏书版牍。又其次为门关之传，长五寸。

　　这是王国维先生对文献所载记录和当时所见实物的高度理论概括。但随着近年来简牍资料的大批问世，经更多实物资料检验，胡先生指出：“结果发现并不存在如王文所说的自周秦至隋唐一以贯之的‘分数、倍数’制度”。

　　事实上，即以简牍绝对长度而论，也很难说秦代之前即存在整齐划一并加以严格执行的定制。例如：郭店儒简《缁衣》简长32.5厘米，与同墓问世的《五行》、《性自命出》、《尊德义》、《成之闻之》、《六德》相同，但在地域相近、基本同时的上博竹书中，该篇简长则为54.3厘米，相差近一倍；又《性自命出》亦见于上博竹书，称《性情论》，但上博竹书《性情论》简长57厘米，也非《性自命出》可比。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简牍“无制度”可言。胡平生先生在同文中指出：“实际上，王文中另有一句不大被人注意的话，即‘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这才是简牍制度的‘重要定律’。”此外，在分析比较中，还应具体考虑其时间、地点和传抄者。由于先秦文献多单篇流传，且“迄今所见战国到汉初简帛古籍，都是传抄本，还没有能证明是原稿本的”，则竹简长度，反映更多的应是竹简主人或传抄者之意愿。换言之，欲通过简策长度论其尊卑及作者之身份，似应限于同类、同批简策为宜。

　　就郭店儒简而言，周凤五先生通过考察其简长、简端形状等形式特征入手，将儒简分为经、传部分。其中《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简最长，皆为32.5厘米，应属儒家子思学派的经典部分；《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等简长较短，其重要性似应略逊。周先生所论很有见地，子思一系作品确应有经、传之别。我们前将《子思子》书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二部分应为“经”部分，第三部分，则应属“传”或“说”。

　　例言之，《五行》亦见马王堆帛书，庞朴先生将帛书《五行》分为经、说两部分，而郭店儒简《五行》即与其经部分相当。陈来先生将竹简《五行》与帛书《五行》比较研究后推定：《五行》篇经部为子思作、说部为孟子作。我们认为，庞、陈二位先生的观点大体无误，其中有两点应可确定：第一、帛书《五行》分为经、说（即传）两部分，竹简《五行》即其经部分；第二、竹简《五行》，以及帛书《五行》经部作者即为子思。但是关于帛书《五行》说部之作者，我们认为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可暂定为子思后学，不宜过于具体。

　　又以《中庸》而言，其重要性犹在《缁衣》、《五行》之上。《汉书·艺文志》载：“《中庸说》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姚振宗指出：“颜《注》殆以《礼记》之外别有此《中庸》之书，不知此乃说《中庸》之书也。”张舜徽先生亦曰：“古书有单篇别行之例，《汉志》著录《中庸说》二篇，知《中庸》单行甚早，已有为之讲说其意者矣。”姚、张先生所言是。今虽难知《中庸说》之具体时代，要其为说《中庸》者则必矣，故《中庸》当同于《五行》，亦曾有经、说（传）之分。据此可推，《子思子》书亦必有经、传之分。《成之闻之》与《缁衣》、《五行》等同长，自当同属《子思子》经部，为子思所作。

　　（四）“闻之曰”考论

　　《成之闻之》原释文以“成之闻之曰”起首，这也是本篇定名的原因，但“成之闻之曰”何义，却颇难理解。直至学者以简30与简1缀联，读作“是以君子贵成（诚）之。闻之曰：……”，其疑义才涣然冰释。但如此联属，变成以“闻之曰”起句，既无主语，又缺宾语，则谁闻之？闻之于谁？颇令人费解。

　　实际上，在古代典籍中已有此种语式存在。郭沂先生曾举出三例：1、《庄子·德充符》：“闻之曰‘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2、《荀子·尧问》：“闻之曰‘无越逾不见士’”；3、《礼记·文王世子》“闻之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君，则为之’”。此外，典籍中更多的是带有主语的“闻之曰”，王博先生曾就其用法有过讨论。

　　其实，对于不带主语的“闻之曰”，其主体也并非没有任何踪迹可寻。以《成之闻之》“闻之曰”与郭沂先生所举“闻之曰”为例，稍加品味即不难体会，其前实际隐含了第一人称主语，即省了一个“吾”字或某人自称之名，其完整形式应为“吾（或某人自称之名）闻之曰”。 按：李零先生谓其“形式与佛经‘如是我闻’相似”，固属卓见；而以为其“内容多属古成语，略同‘语曰’”，则亦未必。本篇“闻之曰”之“闻”的主体为作者本人，而所闻内容之出处可能并不遥远；换言之，“闻之曰”在此处的意义即反映了作者与所从闻之人的密切关系。

　　在这一点上，陈来先生的认识可能更近于实际：

　　“闻之曰”与“古人有言曰”的不同是，可能在“闻之曰”中有不少不是来自引述者的直接阅读，而是引述者闻之于父师长辈的一些口耳相传的格言。

　　《成之闻之》“闻之曰”即属于这种情况。所谓“闻之曰”，正与《孔丛子·公仪》子思所言“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相对应。其所引述的“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亟”，亦与孔子所讲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极为相似。可见此处“闻之曰”与子思、与孔子，确有内在之联系。这也进而证明，本篇应是子思在继承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将其发展完善、而更能体现其自身思想架构的学说著作。

　　（五）结论

　　综上四节所论，我们大致有如下几点推论：

　　第一、郭店儒简《子思子》是战国时期《子思子》即子思学说在空间地域上传播之产物；

　　第二、子思为人、品格与《成之闻之》的文本特征颇为相合；

　　第三、《子思子》内容分为经、传。从简制角度考虑，《成之闻之》应属《子思子》中的经典部分；

　　第四、《成之闻之》“闻之曰”内容应是作者引述孔子之言，体现了其与孔子的特殊关系。

　　如以上所推不误，合而论之，《成之闻之》当为子思所作，属《子思子》之重要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