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论汉代循吏，以文化意义为角度，立论恢宏，但他将将其文化意义聚焦在文化的 传播上，比之为基督教伊斯兰教所谓的teachers，不仅有以偏概全之嫌，“文翁在 蜀，道著巴汉”是能够证明余氏观点最有力的材料。但文翁所治之蜀地，“僻陋有蛮夷之风 ”(见《汉书·文翁传》)，非比更为广大的诸夏之地礼失可求之野也。而且汉代循吏 的真面目以及儒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亦因此而变得模糊难以捉摸。记录前汉有关吏治的材料 集中在《汉书》循吏传及赵尹韩张两王传，让我们从其生平、思想倾向及为吏之实逐加研核 ，看究竟该如何给他们定位(材料均出自本传，不注)。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为人强力 ， 天性精于吏职。”其在颍川及京兆任上的主要政绩在打击以姻娅相托，宗族恣横的诸大姓豪 族。他“好用世吏子孙新进年少者”，效命于“持刑罚严”的霍光，而与儒相萧望之等颇不 睦。他给人留下印象最深之处是对付“盗贼轻侠”，手段十分高妙。当然，他也十分廉明。
尹翁归字子兄，河东平阳人。“少孤，与季父居，为狱小吏，晓习文法。喜击剑，人莫能 当 ”，以才干为著名酷吏田延年赏识。为治东海，以“明察”为特点，主要政绩亦在缉盗贼和 打击豪强。本传称他“为政虽任刑，其在公卿之间清洁自守，语不及私，然温良谦退”；不 见有称道其教化的字眼。
张敞与尹翁归一样为河东平阳人氏。与向孝宣上书的儒生路温舒要求“尚德缓刑”不同， 张 敞上书要求加强王权；并请求“值守远郡”。他的思想是“忠孝之道，退家则尽心于亲，进 宦则竭力于君”。他最擅长的是治理盗贼，治平胶东又治长安，使“偷盗尤多，百贾苦之 ”的 长安终于“市无偷盗”。本传谓，“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时时越法纵舍，有 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方略耳目，发伏禁奸，不如广汉，然敞本治《春秋》 ，以经术自辅，其政颇杂儒雅，往往表贤显善，不纯用诛罚。”与赵广汉虽有不同，但在当 时的儒士大夫眼中，他并未被目为士类：“元帝初即位，待诏郑朋荐敞先帝名臣，宜传辅皇 太子。上以问前将军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经非师傅之器”。真正以“博 学文雅”见称的是其孙张竦，但那已是新莽时的事了。
王尊跟赵广汉、尹翁归不同，文雅方面甚至比张敞犹有过之。他十三岁为小吏，后称病去职 ，“事师郡文学官 ，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但是，从他听讼及为安定太守 时所出教告看，儒学中的大义并未成为其为政之指导原则。不过有位叫郑宽中的博士使之“ 行风俗”并举奏之，似乎干得不错。但总的来说，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修身洁己，砥节首公 ，刺讥不惮将相，诛恶不避豪强，诛不制之贼，解国家之忧，功著职修，威信不废，诚国家 爪牙之吏，折冲之臣。”
王章是这些人中唯一曾“为诸生学长安”者。较之王尊，他也确实深明大义。外戚王凤辅政 ，“章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贤”。遗憾的是，这位儒吏治京兆的 事迹本传都不见载，而他最终又为王凤所陷，被以大逆罪处死，更叫人叹息再三!
好在韩延寿的材料较丰富，可以由此了解儒吏教化的具体内容。本传称“先是，赵广汉为太 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职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 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 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 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消除怨咎之路。长老 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应予指出的是，这 里 所依据的是古礼，并且是与诸乡里所信向之长老共同议定，“聘其贤士”以用之。足见所谓 教化乃是“修道”，而非传播抽象的春秋大义之类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
班固称“延寿为吏，尚礼义，好古教化，至所心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 议，纳谏争， 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动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 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如果史笔没有文饰虚美，则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要祖述尧 舜宪章文武，历代儒生都怀有三代情结而为之追求不懈!
再来看《循吏传》中的五位人物(文翁“移边变俗”，对我们的考察当以特例视之)。“治甚 有声”的王成，虽有宣帝为之下诏以褒之，却“不知为何郡人”，治绩亦未著一字。并且， “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为自增加，以蒙显赏 ，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班固以之为循吏似有未妥。
黄霸比较著名。他“少学律令，喜为令”，以“入财为官”而不为同僚所重。不过他“温良 有让，处议当如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爱敬焉”。在霍光“遵武帝法度，以 刑罚痛绳群下”的时期，“独用宽和为名”，故颇得宣帝赏识。也许因为时风熏染，后来心 向儒学，在大狱之中追随名儒夏侯胜学《尚书》，并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后为夏侯胜 举荐 为扬州刺史，又任颍川太守。有此一番经历，其为治自然较诸从前又有所不同。据宣帝之褒 诏云：“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 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无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 。”可见黄霸堪称以儒术缘饰吏事为治而获得成功的范例，而朝廷对这种循吏是颇激赏的。 余英时先生从其教化非朝廷所倡行的前提出发，论证“条教”为教化之条式(见《士 与 中国文化》页二Ｏ六)。其实条教即是条文与教令的合称，董仲舒的著述中即多有之。它是 由 官吏颁布实行的有教化内容的管理条令。黄霸，以及被余氏视为代表官方吏道观的薛宣，均 曾在吏职任上或“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或“有条教可纪， 多仁 恕爱科”。著名儒臣谷永就称赞薛宣“崇教养善，威德并行”(见《薛宣传》)。
朱邑号称循吏，主要在于为人淳厚，“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身为列卿，居处俭 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无余财”。至于为政实绩，则史不见载。他是谈不上什么理论素 养的，属于以朴素的道德意识在基层感化百姓者。
与前述诸人不同，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而任零陵太守、南阳太守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