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儒学作为哲学在当代的历史使命，不能不从回顾上个世纪儒家哲学在其发展期对历史使命的认识与承担说起。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遇到的挑战，实际上是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造成的挑战，儒家的回应也不能不是对这个宏观的文化挑战的回应。上个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即“九一八”到抗战结束，这个时代的儒学出现了一组“哲学的回应”，即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等哲学体系的出现。这些哲学对西方的回应不是对特定的某一个西方文化思潮的回应，而可以看作是对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所进行的回应。同时，它们又是这个时期民族复兴运动高涨的产物。正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民族复兴意识的普遍高涨成为这一时期儒家哲学的根本支撑，没有这个时代旺盛的民族复兴意识，就不可能有这些儒家哲学的现代构建。
在这一儒家哲学的发展期，熊十力坚持孟子所建立的本心的哲学思想，依据大易的原理，把本心建立为一个绝对的实体；由于这个实体是宇宙的实体，故同时又建立了一套关于“翕辟成变”的宇宙论，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注重宇宙论建构的儒学体系。马一浮可以说是一个坚守传统文化的综合性学者，他把传统的经学、理学都综合一体，认为一切道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各种学科，统摄于六艺。马一浮所讲的六艺就是六经，故他的思想学术形态可以说是一个注重经典学重建的儒学体系。冯友兰的哲学是新理学，这是他自己所定的名称，他要继承程朱理学对于理的世界的强调，通过吸收西方的新实在论，在哲学里面建立起一个理的世界，作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冯友兰的哲学是一个注重形上学建构的现代儒家哲学。梁漱溟先生，在早年的东西文化论之外，后来的哲学建构不断，特别是他在 4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在完成一本书，叫做《人心与人生》。他主张心理学是伦理学的基础，故由这本书，我们可以说梁漱溟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现代儒家哲学的建构。至于贺麟，他自己公开地声称是宗陆王之学的，他说“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但是更重要的，贺麟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对儒学复兴做了一个设计。他的口号是“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或者说“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从而建立了一套作为民族哲学的儒学复兴的设计。
以上说的这些现代儒家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的工作表明，这个时期建构性的、新的儒学出现了，它们作为儒学对时代的回应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个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所看到的，是一个以“哲学的回应”为儒家存在主要方式的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正好是百年儒学发展难得的一次历史机遇，所有上述这些重要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准备、阐发乃至建构，都与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文化意识高涨有直接关系。由于这个时期是一个民族意识高涨，民族复兴的意识勃发的一个时期，所以民族文化与民族哲学的重建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贺麟在当时表达了这种文化的自觉：“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取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他还指出“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这证明，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意识昂扬奋起的时期，就是儒学及儒家哲学发展的时期。
由历史的经验可知，在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必然迎来儒学的新发展时期。沿承上个世纪抗战期间儒家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发展，作为民族哲学的儒学其当代使命应当是，在二十一世纪面对时代、社会的变化、调整和挑战，面对中华民族的新发展，面对现代化带来的人的精神迷失，发展出符合时代处境的儒家思想的新的开展，开展出新的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儒家哲学，新的发扬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以及从儒家立场对世界和人类境况的普遍性问题给出指引的哲学。
然而，儒学的时代使命不限于“哲学地”回应时代，而更为广泛。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儒学在当代的存在特性和功能。
儒学的存在不能够看作只是一个有哲学家或哲学体系存在的一种存在，不能认为有儒家哲学家才有儒学存在，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儒学的存在，在最基础的层面，不仅仅是一套经典的解说，它同时是中国人的一套文化心理结构。于是，从1911年到1949年以后，当与一切传统制度的联系都被切断以后，儒学的价值变成一个活在人们内心的传统。特别是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内心里面儒学的价值依然存在着；中国人的伦理的观念，仍然受到那个传统的儒家伦理的深刻的影响，它是连续的、没有改变的。我们把在百姓内心存在的儒学传统，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处于没有自觉的状态。正是因为它不自觉，所以，就会受到很多的不同的时代环境的影响，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健康顺畅地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会也会被扭曲。
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潜隐层面之外，当代儒学也有显性的在场。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的显性在场时，我们的“儒学”观念一定要改变，不能说一定要有儒家哲学家，儒学才存在、才在场。这就涉及到如何认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里新的儒学的存在方式。在当代中国，30年来虽然没有出现像20世纪30-40年代那样的儒学哲学家，但是在这个时期，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方面就是30年来的儒学研究，这种儒学研究构成了一套“学术儒学”的文化。学术儒学的文化就是对传统儒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把握儒学历史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义理结构，阐发儒家的各种思想，包括深入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这套系统我叫做“学术儒学”。 学术儒学经过晚近30多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界，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第二方面是“文化儒学”。近30年来，我们有很多的文化思潮与文化讨论跟儒学有直接关系，比如，讨论儒学跟民主的关系，儒学跟人权的关系，儒学与全球化的关系，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与文明冲突的关系，儒学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等。在这些讨论里边，有很多学者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来表彰儒学价值的积极意义，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方式。他们不仅阐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理念，也与当代思潮进行了多方面互动，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层面和思想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讨论和活动，也构成了一个儒学的存在的形态，我把这个形态叫做“文化儒学”的形态。
所以，我们决不能说，这30年来我们没有儒学哲学大家，儒学就是一片空白，完全不是的。除了在潜隐的存在形式以外，我们要理解更多样的显性“在场”的儒学文化形式，就要定义一个适应于近30年来实存的儒学文化形式的“在场”。所以我用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来概括和表达这个时代在场的儒学存在。事实上，虽然哲学家很重要，但在这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比起出现几个抽象的形上学体系，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对社会文化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广大、也更深入，同时它们也构成了儒学思想新发展的基础。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儒学可以说是儒家哲学的一种表现形态，是其在现代社会日常文化领域实现其批判和引导功能的表现。换言之，必须认识到，哲学的存在有不同的形式，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哲学必须突破仅仅追求哲学体系的存在那样一种观念，更加重视哲学对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引导，儒学或儒家哲学尤其是如此。
进入21世纪，现代儒学复兴的第二次机遇来到了。如前所说，百年来儒学发展的第一次机遇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一个民族文化意识、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时期。今天，从上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崛起，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发展，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在人民的民族文化自信大大恢复的条件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这个双重复兴的一个大局面正在到来，虽然前面还有艰难险阻。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儒学在现代复兴的第二次机遇到来了。儒学怎么样抓住这次机遇，儒学学者怎么样参与这次儒学的复兴，成为儒学面临的时代课题。在我看来，在前面说到的学术儒学与文化儒学应继续努力之外，至少有几个方面的理论课题应当受到重视：如重构民族精神，确立道德价值，奠定伦理秩序，形成教育理念，打造共同的价值观，形成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精神文明，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儒学复兴运动要参与的重要的思想理论工作。儒学只有自觉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时代的使命相结合，和社会文化的需要相结合，才能开辟发展的前景。
回到开始的话题。在以上这些重要的工作之外，有一项中心的工作应予以关注，即哲学系统的重建与发展。也就是说，面对从中国现代化初期迈向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儒家哲学应当出现，也必然会出现，它将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畅通发展的见证，是中华文化精神和价值的哲学升华和论证，而且将是多彩多样的。新的儒家哲学，将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的基础上，在学术儒学、文化儒学的配合下，面对中华文化走向复兴、走向世界而展开、而显现。正如五四前后的文化论争，到二十年代整理国故的沉淀，三十年代出现了民族哲学的发扬的历程一样，中国大陆经过80年代文化热的文化讨论，经历了90年代后期至今的国学热的积累，可以期望，伴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进程，新的儒家哲学的登场，作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表达，是指日可待的了！
（原文发表在《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