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学的“三偏”与“三正”

　　下面谈谈当前儒学发展的失误，即我所讲题目中的“偏”以及我对这些“偏”的匡正，具体说就是儒学的“三偏”与“三正”，从而探讨一下儒学的新发展。基于上面的基础，我们来看看当前关于儒学中个人与社会群体的争辩，看看关于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争辩，看看儒学与科学、神学、宗教的争辩。

　　目前儒学发展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儒学如何成为伦理学？当然儒学最关心的是中国文化的重建，而文化重建脱离不开对人的关系的认识。对人的关系的认识，是一种对真相的认识。人的基本体验就是父母亲情，这样人就处在一种家族的概念中，而家族必然延展为社会，社会必然发展为国家。由此，我们需要回归原始儒学，儒家从孔子《论语》到曾子《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学问、再到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尽性的学问，尽性至诚的学问，再到孟子“反身而诚”的良知性善学，再到荀子的劝学、进学致知明道、创建礼乐社会的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一贯的真诚的创造和共同相互的应用。我要强调对先秦儒学的了解，对其内在发展的系统了解，不单独看某一个人物而是系统地看待原始儒学。

　　孔子的仁学，即要自己知仁，知“道”，知物，知事，知世界。这其中系统地发挥知的精神是《大学》的一套理念。知本身既有理论理性，也是一种实用理性、实践智慧。与易学相比，格物致知就是观，诚意正心就是感。不观世界，怎样感自己？在观的世界里面找到自我，建立自我，所谓“本立而道生”，建立一条行为之道，并正确的发挥自己的德性能力，这就是《大学》。人要作君子，要做大人与圣贤，这是为人的最高境界，不但能管理好自己，而且建立好的制度管理社会，兼善天下，这才是“大学之道”。

　　《中庸》更进一步审视人与天地的关系，因为人是天地的产物，天能生物，孔子说“人能弘道”。要不要弘道？当然要。为什么？因为不能弘道就妄为人。所以，君子“仁以为己任”，这是人不可避免的责任，是人的责任，是人对宇宙的责任，是宇宙要求人这样。对人来说，天地为什么生人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原始儒学很重要的认识。《中庸》说“发于中，形于外”“致中和”“位天地”。中的概念是很深刻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里包含真实的感情，发挥出来“中节”才能“致中和”。这是一套深刻的生命伦理，人依据这套生命伦理才能最终掌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了“致中和”才能掌握夫妇之道，发展夫妇之间的伦理，有了夫妇伦理才有父子的伦理、兄弟的伦理，进而有朋友之道、君臣之道。

　　所以，进入伦理关系是从人的自我反思开始，是生存关系体验以及延伸社会关系，是愉悦于这些关系，而不是固定在关系上。人的关系是多面的，有内在的真诚性，要动态地去面对，目标是达到正确的行为，不仅是符合某种已经存在的规则，规则是需要的，但人们若只是为规则而规则，不能够从内心去行为，那么行为就没有道德价值。因此，孟子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孟子·离娄下》）。发于内，所以反身而诚。如此才能用之深、取之广，“左右逢其原”（《孟子·离娄下》），这样人才能创造真善美的价值，而且是“悠久、博厚、高明”（《中庸》），处于创发不已的状态。

　　关于荀子，我不排除他在原始儒家中的核心位置。因为相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讲，揭露人性的弱点，揭露人的心理上的弱点来进行理性的整饬，来重新认识自我、道德自我，达到一种所谓理性认识，达到“大清明”的境界是绝对需要的。我认为，把情感体现为理智是非常重要的，李泽厚有儒家“情本体论”之说，但我认为儒家主张情理的整合，不是单纯“情”的问题。《中庸》说“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性”需要人合理地掌握关系，这里我认为荀子强调理性的自觉是太重要了。否则我们讲“尽己之情”就太主观了。客观上讲“尽人之性”，但假如我没有这种感觉怎么办？“尽己之性”也要考虑到人在宇宙中的合理地位和满足程度，不能不理性化。朱子整理《四书》，后来有人整理五书，我说六书，就是《论语》《大学》《中庸》《易传》《孟子》《荀子》，这样才能对先秦儒家有深刻地了解。

　　不过，今天有人对此没有很深入地了解，把儒学看成角色的形式，提倡一种“角色伦理”。 这个说法有很大的偏差，对儒学的真诚性与创造性不够了解。儒学并不是只在一个组织里面扮演一个角色。角色的概念是从组织里面讲的，而儒学注重的是从独立的个人组成家庭然后形成国家，是逐渐成为集体的组织化，但人的内在性并没有丧失，他并不是只是扮演一个角色，如一个孝子的角色，尽管扮演角色有很大的作用，但光是扮演角色不能代表真诚性，人的目标不只是扮演角色，人要真诚地面对关系，角色是有基础的，不仅是形式。角色伦理给人的感觉就是注重形式、技术与表象，孔子说的“乡愿”就是一种成功的角色扮演，孔子称之为“德之贼”。总言之，角色最多是一种外在规范在组织中的安排，这是角色伦理本身的问题。据此，我们看到角色伦理中可能自欺欺人的偏差性质。

　　在西方汉学里面，当初一般的共识认为，儒学是一套德性伦理，但现在西方认为德性伦理的标本是亚里士多德，强调古希腊哲学，包括正义、自治等。但儒学哪里不讲德性呢？儒学当然讲德性，这不辨自明。当然，也不能说儒学讲德性比希腊更多一点。但说儒学不讲德性，是不合逻辑的。总而言之，角色伦理没有找到儒学的真诚性、创发性，误置了个人的重要性。用怀特海的话说就是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误置的具体性。这是当前对儒学的一个误解，西方汉学家对儒学真诚性的误置。这是第一个错误。正确的理解是，我们要把儒学看作创造德性的真诚伦理、创造伦理，不仅是角色伦理，也不仅是关系伦理 。有西方当代学者看到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及庸俗的拉关系现象，而且还是只从自己的利益好处方面去拉关系，因之断言儒家把有关自我利益的关系看成高于一切，把角色看成为人存在的最高或最基本的形态，这是一种消解儒学与庸俗化儒学的做法。但儒学确有治国平天下的气概以及其预设的君子德性，并不能只限于角色扮演这一层次。正如儒学关注很多问题，亲亲仁民爱物，但却并不局限于亲亲而已。

　　当前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错误，涉及两岸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争辩。其中先说心性哲学的问题，有一种倾向是把心性变成纯粹内圣外王的概念。从牟宗三来说，“内圣”为了开出“新外王”必须“坎陷良知”。牟宗三说是为了科学和民主要坎陷良知，这是对良知的批评还是改变成另外一种道德认识呢？这个概念并不清楚。这是不智的逻辑。什么是坎陷？坎陷是深化还是消除? 为了良知就不许有科学民主，或者有科学民主就不能有良知？这是对立二元论的说法。这是一种自我纠缠，是对儒学真诚性的认知不足。

　　儒学既有感性也有理性，既重外在知识也重内在反思。儒学的体系，从仁到礼，从礼到智、到义，基于一个已知的框架建设。对于不同处境，儒学既可以有不同的德性，也可有不同的知识体系来相应。知识与德性的关系在《大学》里有清晰的阐释，“明明德”须经格致之道才能阐明与朗现德性。后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也是从知到行。行须有知的成分，才能行而对、行而正。所以，良知并不违反科学和民主，而是相向而行，不是相抵而是相向来满足人生的需要，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比如选举，如果不是发自良知，而是金钱选举，还有什么政治正义可言？这也是台湾民主本身的问题。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偏差，坎陷良知主义。我反对角色伦理，也反对坎陷儒学，这是心性儒学的偏，也是台湾儒学的偏。

　　就原始儒学而言，心性与社会政治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为基础。有好的心性人格，必须有好的社会环境，孟子已有表明；有好的人格才能通情达理、明辨是非，才能趋向开明的社会，这正是我们所期盼的。这二者互为因果，互为基础，不能偏执。台湾的心性儒学，坎陷良知是一种偏。而大陆的政治儒学也是一种偏，蒋庆提出来的，也许他的原意不一定是要分开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但是实质上他做了这样的区分 。这种区分在概念上可以看出差异，但实际上造成了心性与政治的分离，这又造成另一种偏差，就是政治化的儒学。良知化的儒学、非良知化的儒学，或者政治化的儒学、反政治化的儒学，这都是偏。一方面是良知化导向坎陷良知；另一方面是政治化导向坎陷心性，这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儒学之偏。

　　儒学的现代命运需要挽救。当初康有为提出《新学伪经考》，以公羊学为主，很有创建性。承认这一点新意，但却不能对孔子的整体学问进行曲解或漠视。孔子“晚而好易”，孔子是不是作《易》？孔子是不是重新编撰春秋鲁史？《史记》上有这方面的记载，但孔子是否由此有实际的做法有学者也提出质疑。我认为，在关注《春秋》方面，孔子无疑能够形成一套从宇宙观、心性观、道德观来认知与判断历史的历史哲学。孔子提倡仁学，每个人必须自我修养心性，导向了思孟学派。另一方面，孔子也注意到社会的治乱，在于能不能建构一个有价值目标的礼法框架，用一种圣贤当政的权威来规范社会的发展。孔子读鲁国《春秋》，就像我们读史书一样，可以看出哪些行为是对的，哪些行为是错的，这就说明我们的道德判断力可以运用于历史上面。因此我们发展这种道德判断力鉴别是非，就不能不假设一个心性修养之学的基础。所以，不能脱离道德判断力谈心性儒学，也不能脱离心性哲学谈为政之道与治理国家之道，也就不能脱离心性儒学谈政治儒学。

　　目前台湾有关儒家政治哲学的论述不是很多，但不能说没有，但他们都是以心性哲学为政治儒学的一部分。同样，从原始儒学的结构上看，心性、宇宙都是道德政治的基础，政治是需要有人心与宇宙作为基础。人心的基础与宇宙的基础是连在一块儿的，故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这涉及到《易传》中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认识。由此，政治儒学是一套创造性的行为，涉及一套顶层设计和政治规范。这在孔子的儒学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孔子有两句话我最为欣赏，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一套设计，十年前我在清华大学上课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强调不要把这段话分开看。就是说，在德与礼之上有法治，为政者必须以德礼服人，并能绝对以法治国。中国政府前些年提出“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双管齐下，用意甚佳。先施行德礼教化，使社会重视伦理道德规范。有此德化教育，并同时加强律法规范教育，如此才能万保无失。

　　《春秋公羊传》，强调应该做政治的顶层设计。在这种顶层设计中，要有仁智之心，也要有礼法认识，即要有对一般德性的认识，这样才能知行兼顾，不只是法，也不止是德。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是儒学非常经典的政治哲学。当然很多现实因素要考虑，但也不能单纯为统治而制定方案，而应该为全体社会生民研究一条永远发展的道路。公羊学的问题在于，拘泥于形式上比较闭塞的规范制度，它不能展开来看哪些是我们的开放价值，它太强调道德权威主义，为天地立心很好，但为天下立法就得“天听自我民听”，要考虑人民的真实的观感和需要。这就是蒋庆提倡的政治儒学在根源上的局限，但其形式上的局限可能更大，就是政治上的精英主义能否永续的更新与精一。这也是当前儒学发展的一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