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挑战：反思真诚性与创发性

　　现代性对儒学的挑战，既是新颖的又是似曾相识的。儒学本身就具有求新的精神，有创新性，这就需要回到更原初的儒学精神，回到汉以前的儒学，对本体性的问题加以关注。我们要知道儒学的复杂创建。现在，我们要了解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辩论问题之所在，就要了解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冲突问题与其解决。这种冲突的真正根源在于对人的了解没有整体认识。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儒学发生的根源上面？今天我们谈论儒学，不能只就儒学在某一历史阶段上的偏向。如果我们要了解西方为什么产生现代性问题，我们必须超越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后现代性进入后后现代性，西方还没有从整体性上认识人与仁的概念；但这在最初的儒学里面是有的。当然，这反过来对没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儒学传统产生重大压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学没有现代性，因为现代性的发展蕴含在道德主体性里面，主体性开发工具理性，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创建一个理性化的社会体系是自然与必然的。

　　总言之，反观中国儒学的发展，我们还是需要回归到一个创造性儒学的阶段，就是认识儒学的创发性和真诚性。从当前的三个问题即儒学伦理、心性之学与政治哲学三方面，我们需要找到怎样走上真诚、正当、创发的轨道。

　　谈到儒学的真诚性，我们需要回到孔子。孔子提出仁的概念，是要在礼的制度即周礼崩坏、重建礼制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深度反思。当人们遇到社会崩溃，人还有没有出路? 能不能重建新的天地、新的社会? 仁的发现，既代表人的关怀，又代表重新建立礼制的动力。应该说，这里面有一个形而上的根源基础，人的社会、人的存在能够值得去实现的价值，虽然孔子并没有去充分说明周公的创发的礼乐，但他对周公的认识很深刻，认为周公代表文化之道、生命之道。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道的原型是周礼。

　　从礼的崩坏可以看出，礼的创造力来自人的创造力。所以，仁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概念。通过各方面阐述，基于仁的精神，天下新秩序的发展建立在人道社会的基础上。事实上，仁的思想在孔子对礼的深入了解之中，在他对易学的思考之中。据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晚年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通过对《周易》的理解，孔子把仁的根源找出来，把仁的创造力寄于宇宙哲学的深化即天地之道。

　　这里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儒学往后的发展和儒学深化的发展，即一个是儒学历史上的发展，一个是儒学思想上的发展。我们必须考虑到孔子对天地人概念关系的理解。天地固然是生命现象，变化的现象，有创造，有不同的变化，但整个呈现出来的是生生不息、生生不已的生命现象。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里面有生命的更新，生而又生，新而有新，这是宇宙发展的基本道理。孔子掌握了宇宙更新的根源，生命力的源泉及安顿。《论语》可以作为儒学创建社会的一个方向，而《易传》可以看作是儒学构建生命哲学、宇宙哲学的一个自觉。孔子“晚而好《易》”，回到鲁国研究《周易》，教授后学，从而可能产生了马王堆和郭店出土的易学资料。

　　对儒学的发展过程，再进行一个简要的陈述。孔子发现了仁，仁作为重建社会秩序——礼——的基础。重建社会秩序必须构思一个人的重要能力，即行为的能力必须有一个方向，是一种结合目标和价值的能力，这个能力导向德性，能够以善的方式达到善的目标，这样的动力也就是德性。维护一个社会秩序，不能没有正义，孔子强调“务民之义”（《论语·雍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义是大家公认的价值目标，在义中区分善恶是非。孟子对此说得很清楚，“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义是对事物关系的认识，是对个别事物的安排和具体的认识，是对人的合理行为的肯定和要求，然后礼才有实质内容。孔子升华了礼，礼体现了仁的创造性。孔子更深刻地考虑礼，礼要实现仁，“人而不仁”是不好的，“为富不仁”是不好的，要“富而好礼”。礼不能空洞，须有仁作为基础。礼也需要义作为骨干。用孔子的方式来说，礼源于仁，据于德，依于义。义在《易传》里面，有“集义以为利”之意。《易传》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利者，义之合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乾·文言传》）义与利不是分开的。事实上，义是与生命的基本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不可离开人们的基本利益，否则是空洞的。这是儒学的真诚性的最好体现。

　　孔子深入地创建了一套价值哲学。就是这样一种深刻思考，是理智的思考。理智的思考，就是能够观天下之象，知天下之事，明天下之理。智的作用很大。孔子曰“智者乐水”。智本身涵育仁，这是智的根本性，我认为这跟易学有关系。宇宙有内在知性在里面，就是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仁与义利相应，仁为义利之间的根源，仁与智相应，仁智合一，义利相符，然后形成人的社会信心、信任和对未来的信赖。这样儒学就有了对现代性的认识，现代性就包含在儒学里面。所以，我强调儒学本身就具有现代性，亦即合乎理性、正义与自由的追求。我们必须掌握儒学原智与原识的地方，有生命力的地方，我强调儒学的真诚性和创发性。创发性就是发展、提升、更新与不断充实与丰富。而关于真诚性，我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这里，从《易传》来谈儒学的真诚性，就是《易传》里的这句话：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乾卦文言传》）。这个“修辞立其诚”很重要，因为真诚性要表达为我们的语言——辞。那么什么是真诚？语言本身为什么被认为是“修辞”呢？因为语言本身要表达智的看法，所以“辞”要合乎天地的道理，表达人们认识到天地的道理。所以儒学强调“修辞立其诚”。

　　其实，《易传》中还有一句话曰“闲邪存其诚”（《乾卦文言传》）。看到真实的世界，观察世界，反思自我，去其虚妄与偏倚，在我看到的世界里面来掌握自我表达世界的能力和愿望，观其所感，感其所观，这就是真诚。这是一个哲学道理。如果一个人不能观其所感，也不能感其所观，就不是真诚，因为自我和世界不一致，用《中庸》的话说就是“合外内之道，故时措之宜也”。这就是真诚。“真”字很重要，是实际具有。《中庸》又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系辞传》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真诚是要维护的。“立其诚”，也“修其诚”，要回归到反身思诚。诚是在性之中，若无反身思考真诚，就不能把诚表达出来，否则随波逐流、随意表达，不正的偏邪之气就出来。

　　正如《易传·系辞传》所言：“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段话说明什么？第一，我们的存在与语言有密切关联。第二，说话必然反映我们内心与世界是否一致，我们必须把握真实，人的真实是宇宙的真实的一部分，但有时人跟宇宙脱离，自然就显示出话说中的弱点与漏洞。根据这个原理，人发明了说谎机，检查人的话语同真实情况是否配合。所以，反身求其诚。有诚之后，就可以发挥自己真实的生命力量，所谓“至诚如神”“不诚无物”。“至诚”就是真实的掌握了生命本体，神就是创造力，“至诚如神”就意味着生命本身很大的创造力。掌握真实的自我，才能创造出新的天地和宇宙。若没有“诚”，就什么都没有，“不诚无物”。不诚，是个空白、空洞，不能带动宇宙的发展。真诚性带动创发性，创发性才能开拓更多的真诚性。

　　从儒学的历史来看，一旦儒学失掉真诚性，就失掉创发性，就失掉生命力，就不能面对现代性。创发性与真诚性有密切关系。儒学不能在现代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丧失了真诚性。

　　现代性不是不好。在西方，现代性现在发展得不好了，主要是因为不全与偏倚，丧失了真诚性与正当性，失去了创发性，完全变成了工具理性，失掉了道德主体性。对中国而言，若两者能兼得的话，就能促进儒学的新发展。现代性，本来在经典儒学中是存在的。所以，今天我们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必须回归儒学的本体，掌握真诚性，掌握创发性。真诚性与创发性不可分离。我们必须做这些基本的功夫，认识自我，认识宇宙，认识天地所包含的创发性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