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公：吉林大学教授） 

　　一般而言，文化发展道路指国家文化发展的理论模式，是用简明的语言对国家文化发展的基本战略和策略，包括文化发展战略目标、资源结构、发展方向、路径选择和基本方式所作的整体性概括和描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关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和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为解决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笔者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起就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曾自我否定数十次，在习近平讲话的启示下，初步形成了粗浅见解——“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在此提出，仅供讨论参考。 

　　一、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及讨论回顾 

　　百余年来，不仅中国及海外华人世界，也包括西方许多学术部门和著名学者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讨论，曾多次形成讨论热潮，持续百余年，至今热度不减反增。究竟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极其重要价值，它不仅关系中国文化的发展，关系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一定意义上也关系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不能不唤起中国以及世界上有识之士的理论探索热情。 

　　（一）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价值 

　　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和策略的集中概括 

　　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和策略的集中概括，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结构、文化发展目标以及文化发展路径选择的宏观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文化选择的领域广泛复杂，挑战良多，但是最根本、最重要、最具决定意义的是文化道路的选择。它是在科学分析和判断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科学定位各种基本文化资源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提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基本路径、基本政策和基本方式，从战略上确定中国文化的现在和未来。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选择，将不仅决定中国文化的现在和来来，也将影响整个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也势将影响人类文明的现在和未来。因此，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是极其重要的、神圣的，必须以科学的态度、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深入研究，科学解决。 

　　2.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的一面精神旗帜 

　　一般而言，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价值信仰系统为核心和纽带的生存共同体。价值信仰系统及导向这种价值信仰系统的文化发展道路是文明团结、凝聚、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基础”和“精神旗帜”。任何一种文明，只要人们认同这个“精神基础”和“精神旗帜”，该文明便能够团结、凝聚、生存和发展，放弃或失落了这个“精神基础”和“精神旗帜”，该文明便只能中断和解体。在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时代，中华文明的价值信仰系统及导向这个价值信仰系统的文化发展道路就是中华文明团结、凝聚、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基础”和“精神旗帜”，能够团结和凝聚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振奋精神、求同存异，为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正因为如此，百余年来，每次“中国文化热”都有大批官员、学者和其他各界爱国人士参与讨论和争论，至今仍热度不减。 

　　3.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性举措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迫切”，要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显著增强”。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文化发展道路。正确的文化发展道路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和根本。如果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比喻为“过河”，那么文化发展道路就是过河的“桥”和“船”。没有过河的“桥”和“船”，或者过河的“桥”和“船”有偏离、有缺欠，过河难免成为空话。回首百余年中国文化的古今中西“体用”之争，可谓激情澎湃，观点纷呈，但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原因在所提供的“桥”和“船”不够科学。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的文化资源由两种（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变为三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文化发展道路的讨论也由中西古今“体用”之争，逐步转变为如何正确处理三种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关系，使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讨论走向科学，成效显著，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日益增强。文化发展道路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和根本，只有文化发展道路正确才能大幅度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前程似锦。 

　　4.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 

　　中国以及世界历史都证明，要实现民族复兴首先必须实现民族文化复兴，要成为世界一流强国首先必须成为世界一流文化强国。文化发展道路决定民族文化复兴，而民族文化复兴决定民族复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明高峰产生于汉和唐，被称为“汉唐高峰”，可是其思想和精神基础却是对于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文化，特别是对于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没有诸子百家思想文化和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就不可能有“汉唐高峰”。持续发展几百年的西方文明，首先发轫的是14-17世纪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没有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就不会有西方文明的兴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然如此，首先要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和建设世界一流文化强国。无论哪个民族仅有经济富强、军事强大还不够，还必须有崇高而强大的精神世界，有能力吸引和影响全世界。20世纪日本学者汤浅光昭研究世界文明中心转移的规律，证明一个国家的重大科学成果数如果超过同时期全世界重大科学成果数的25%，就说明“科学活动中心”已转入该国，该国也必然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他据此描述了近代以来世界文明中心转移的顺序。这说明，要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首先要有科学正确的文化发展道路，有科学正确的文化发展道路才能产生世界一流的文化，有世界一流的文化才能兴办世界一流的教育，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才能产生世界一流的人才，有世界一流的人才才能创造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有数量足够的世界一流科技成果才能成为世界文化中心、科技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从而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可见，文化发展道路将不只影响和决定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而且必将影响和决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5.影响人类文明未来的重要因素 

　　今天，许多著名学者和有识之士都已经注意到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中国文化与人类命运的关联。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必将决定当代中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而当代中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势将影响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百余年来，许多学者都在研究西方文明的危机，积极寻找西方价值观的替代方案，并不约而同地把希望的眼光聚焦在中国文化及其发展上。1972年5月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文明史家汤因比在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座谈中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又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最具有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1] 20世纪中期，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以后，更激发了这一讨论的热度。有些学者提出一个被称为“今天的世界性文化主题”的问题——“寻找一种替代西方普世价值的价值方案”[2]，并展开广泛讨论。虽然讨论中各种主张不同，差异很大，但普遍的倾向是寄希望于中国，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写了一部书《文明变局的关口》，指出“（西方）四五百年的发展，现代文明竟走到了夕阳衔山的时光。再下一步，也许就是茫茫长夜。……盼望人类共同缔造第二个‘现代文明’。”又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无法摆脱参与缔造这一新文明的重大使命”。[3] 显然，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决定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而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将无可避免地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 

　　（二）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讨论的简要回顾与启示 

　　1840年至今，中国学者和官员曾先后提出了多种关于中西古今“体用”文化发展道路。如，“中体西用”（孙家鼎、张之洞等）；“西体西用”（胡适）；“西体中用”（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美]傅伟勋）；“今中为体，古洋为用”（张岱年）；“马魂、中体、西用”（杨承训、方克立）[4]。此外，还有“儒体西用”“马体西用”，以及直接主张“西方化”“回归儒家”“儒家社会主义”等，表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一百余年过去，不仅参与者众，而且其中不乏中外名师大家，然而至今却仍无众所公认的结论。（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这一方面说明探索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探索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困难和复杂，显示了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探索的宏观性、复杂性、多义性和困难性，很难做出科学、完整、准确的概括。 

　　百余年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讨论，给人以巨大启示——讨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首先必须集中回答和解决以下几个根本性问题，否则只能限于泛泛而无效。主要有： 

　　第一，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的基本文化资源。基本文化资源是确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础和前提。一般而言，对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源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两种文化资源论”，认为当代（包括近现代）中国的基本文化资源有两个——“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另一种是“三种文化资源论”，即认为当代中国的基本文化资源有三个——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当代中国究竟有几种基本文化资源？这是研究和确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首先必须解决的基本国情前提。 

　　第二，怎样认识当代中国文化资源的结构。各种基本文化资源在当代中国文化系统整体中的地位如何、具有何种功能？各种基本文化资源之间具有何种结构性关系，这是确定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关键性问题。百年中西古今“体用”之争，其实质是用“体”和“用”的结构性关系来说明中西古今文化资源的结构性关系，以阐释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显然，这种阐释并没有解决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问题。那么，依据“三种文化资源”论，应当怎样定位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功能和结构性关系呢？ 

　　第三，怎样确立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目标。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目标是文化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和最高问题，是文化发展道路讨论的本质。其实，百余年来每种文化发展道路主张都包含着文化发展目标和指向，区别仅在于有的直接言明，有的间接含蓄。从终极意义上来说，百余年提出的中国文化发展目标，归根结底只有三种：一是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二是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实行西化；三是回归儒家文化。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必须言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目标，明确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 

　　第四，怎样选择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路径选择是实现文化发展目标的途径和方法，只有正确的路径方法才能达于正确文化发展目标。然而，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超复杂性”，就是具有超过一般想象的复杂性，也许只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辩证真谛的中国才能准确阐释和理解，直线思维的文明，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经验都难以想象。复杂的文化发展需要复杂的路径方法。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巨型文化变迁和发展系统工程，也是一次人类旷世未有的文化建构奇绩和绝唱，只有选择科学、合理、系统和同样复杂的路径和方法，才能达到目的。这考验着世界上每一位关心中国和人类命运的智者的头脑。 

　　二、“马魂、中根、西鉴”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是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的根本依据。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著名的辩证综合的文化观——“古今中外法”理论，并阐述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针和原则。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和深入阐释了当代中国“三种文化资源”理论，是对党的文化发展理论、方针和原则的创造性发展。他说，“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习近平深入阐释了这三方面资源的地位、功能、关系以及融通生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和方法，为探索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具体深入的理论指导。[5] 

　　依据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理论和习近平的当代中国“三种文化资源”理论，总结百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经验，可以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概括为“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具体而言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原则和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根源，以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为借鉴资源，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化”建设，推动中国文化整体一脉相承地延续传承、综合创新和反思超越，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连续，与当代社会实践相适应，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一般而言，文化发展道路应当包括文化资源要素、文化资源要素结构、文化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路径选择等几个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也由这四个部分构成。表现为： 

　　（一）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源要素 

　　所谓当代中国文化资源要素指，当代中国所具有的能够影响当代中国文化现实、发展和未来的某些基本文化资源，是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基本文化资源要素是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第一个必须回答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回顾百年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讨论，第一个根本分歧便是关于中国文化资源要素的分歧，代表性观点主要是“两种文化资源论”和“三种文化资源论”。“两种文化资源论”主张，中国的文化资源有两种——“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并试图以这两种文化资源为基础和前提，建构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持续百余年的中西古今“体用”之争，多数人的观点属于“两种文化资源论”，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等。只有个别例外[6]。百余年来，“两种文化资源论”仅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探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排除其他文化资源。这种观点一直延续至今，仍有诸种明确的表现。“两种文化资源论”之所以无法解决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不符合百年来的中国国情——排除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的存在、指导作用和所取得的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功勋。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百年中国所发生的巨变，并且也令世界随之发生变化的辉煌历史就无从解释。对于“两种文化资源论”只要尊重历史就不能不予以否定。“三种文化资源论”主张，当代中国文化资源有三种——“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1917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不仅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基本文化资源，而且成为一种指导中国文化发展的文化资源。一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仅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解放，而且走向伟大复兴，影响全世界。今天，无论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都早已不是外在于中国文化并与之毫不相干的东西，而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三种“和而不同”的基本文化资源要素。这是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国情和基本立足点，须臾不可脱离和动摇。因此，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必须摈除“两种文化资源论”，立足于“三种文化资源”论。 

　　（二）当代中国文化资源要素结构 

　　一般而言，文化资源要素结构主要指，各种基本文化资源要素在文化系统整体中的地位、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当代中国文化资源结构指，当代中国的基本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资源整体中的地位、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文化资源要素结构是确定文化发展道路的关键和根本。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不仅要弄清当代中国的基本文化资源要素，而且特别要弄清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源要素的结构。张岱年先生曾提出“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文化理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获得中外学者比较普遍的认同[7]。今天，经过一百余年的讨论，学界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文化派，还是保守主义文化派，一般都不反对“综合创新”或“多元兼容”，甚至许多人都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肯定“综合创新”或“多元兼容”。问题只在于如何认识和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总体而言，1917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之间呈如下结构性关系：马克思主义是魂，是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是文化根基和根源；西方包括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文化借鉴资源。这个基本“要素结构”是在近现代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文化特性及其内在深层关系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只能正确认识和对待。 

　　首先，怎样认识和解读“马魂”，即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在上述三种基本文化资源要素中，究竟由谁来实行“一元主导”？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探索必须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显然，各派观点很不相同，差异极大。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派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来主导，自由主义文化学派主张以西方文化来主导，保守主义文化学派主张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来主导。主张不同，道路必异，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最终目标都不一样。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必须旗帜鲜明地回答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由谁来“一元主导”的问题，这是确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核心和关键。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文化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来主导，实行“马”“中”“西”多种文化资源要素的创造性转化和融合。对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了明确而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并且，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8] 无论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当今和未来哪个视角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即以马克思主义为“魂”。 

　　其次，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中根”，即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根基和根源。这是一个始终关系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9] 这告诉我们，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根源，以客观、科学、礼敬和发展的态度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关系到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绵延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中华民族的博大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凝聚和永续发展的不竭力量源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和崇高的梦想和追求，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独特的精神基因，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向未来的永久的丰厚滋养和力量之源。因此，必须坚定地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根源，自觉传承和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 

　　再次，怎样正确认识和理解“西鉴”，即以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为借鉴资源。这是中华民族继承传统、创新发展，走向未来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同时，又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10] 应当把西方包括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当作一种文化借鉴资源，保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洋为中用。 

　　总之，怎样认识和对待“马魂、中根、西鉴”这个基本“资源要素结构”关系，将直接决定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影响当代中国的治乱兴衰和前途命运，不能不高度重视，科学对待和阐释。这是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三）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 

　　文化发展目标指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达到的基本目的，是文化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和根本问题，决定文化发展的基本战略和策略，制约和规定文化发展道路的一切方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将目标表述为“今中建构”。所谓“今中建构”指，必须着力建设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连续，与当代社会实践相适应，与人类优秀文化和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目标，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了气势磅礴、振奋人心的阐述。他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他特别强调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和首创，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必须着力创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11] 这充分告诉我们：第一，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是着力创建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在“今中建构”上花大力气，下足功夫。第二，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文化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也不是单纯地学习外国，而是一种看似回归的螺旋式的大幅度的自我超越，是一种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系统原创和首创，是群星灿烂、硕果累累、直上巅峰，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中华文明的新阶段——一种更高的文明！第三，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着眼于创新和创造，使之不只具有民族性、人类性、科学性，尤其是具有原创性、独创性、超越性和体系性。一往无前、势不可挡地创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当代中国文化。第四，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要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性实践和理论问题，也要回答当代人类面临的根本性实践和理论问题，成为引领中国和世界潮流、改善中国和人类命运的高势位文化。第五，“今中建构”既是结果又是过程。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当代中国三种基本文化资源转化、传承、融合和创新的结果，又是当代中国三种基本文化资源转化、传承、融合和创新的过程。这必将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新常态，长期如此。 

　　（四）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实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目标必须有科学可行的路径和方法。这个路径和方法是，依据当代中国的基本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结构和文化发展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实行“三化一脉，今中建构”。“三化”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化。“一脉”指通过“三化一脉”“三化合一”“三化一体”建设，推动中国文化整体一脉相承地延续、转化、传承、发展和自我超越。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同时，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原则和方法做出了全面科学的阐述。[12] 上述论述归纳起来就是“三化一脉”，即自觉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化，推动中国文化整体一脉相承地延续、传承、融合、发展、创新和自我超越，着力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化一脉”路径选择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第一，“三化一脉”表达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一个基本原则——将三种基本文化资源通过转化和创新“融合为一”。必须自觉打破持续百余年的将三种基本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孤立、隔绝，甚至对立起来的倾向，通过“三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化，将三者联系起来，通过相互渗透、转化和创新，“融合为一”——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中国文化整体一脉相承地延续、发展、创新和自我超越。 

　　第二，“三化一脉”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保证。“三化一脉”的前提是当代中国文化资源要素结构——“马魂、中根、西鉴”，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一元主导，多元融合”。“马魂、中根、西鉴”基本文化资源要素结构是在百年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形成的，是由“马”“中”“西”三种文化自身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决定的，经历了中国百年文化建设实践的检验，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不可违背。“三化一脉”以“马魂、中根、西鉴”为前提，是“马魂、中根、西鉴”的延伸和保证，必将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大的成功。 

　　第三，“三化一脉”是当代中国文化“一体化”发展和自我超越的动力源泉。当代中国文化通过积极自觉的“三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化建设和转化，必将获得从未有过的蓬勃的内生创造力和发展动力，开创中国文化发展的生机勃发、原创迭出的崭新局面。同时，自觉坚持“一脉”，必将使蓬勃发展的中国文化整体一脉相承地延续、传承、创新和自我超越，使五千年从未中断的中国文化走向复兴和更高的辉煌。 

　　第四，“三化一脉”是中国文化整体延续和发展的保障。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观保障。明确规定“三化”要指向和归结为“一脉”，通过“三化”走向中国文化的合一和归一，保证中国文化整体一脉相承地传承、延续、创新、发展和自我超越。二是客观保障。“马魂、中根、西鉴”是“三化一脉”途径和方法的前提性规定——马克思主义是进行“三化一脉”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进行“三化一脉”的文化根基和根源，这样进行的“三化一脉”建设必然只有一个可能——产生“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然是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新阶段。十七大公布实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次、十二个范畴）就是依据“马魂、中根、西鉴”进行“多源一脉”所创造的文化硕果，它既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体化”的中国文化发展新阶段的成功创新案例。 

　　有必要进一步说明，本文多次提到的“中国文化整体”指，中国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全部和整体。在空间上指，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中国人创造或被中国化的已经成为中国主流文化或被广泛认同并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产生影响的文化。在时间上指，自产生中国文化以来至今和而后的中国文化的全部和整体。中国文化整体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所谓当代中国文化指中国文化整体在当代的发展，是中国文化整体的当代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化“三化一脉”所建构的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既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是当代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的范式，也是近百年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和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无比珍贵、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 

　　三、“马魂、中根、西鉴”文化发展道路的依据 

　　“马魂、中根、西鉴”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的必然结论，是对“马”“中”“西”三大文化系统特性及相互关系的科学把握，是对中外文化变迁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是对百年中国文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科学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要求。 

　　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已由上个问题所阐述，其他主要依据有： 

　　（一）“马”“中”“西”文化特性及其相互关系依据 

　　“马魂、中根、西鉴”当代文化发展道路是由“马”“中”“西”文化特性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的。一般而言，“马”“中”“西”是当今世界三个独立的巨型思想文化系统，都具有“终极性”“特殊性”“全整性”和“圆融性”，不可能用一个取代另一个或取消另一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只有坚持“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文化发展道路，才能成功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马魂”，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这不仅因为有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而且有更深层次的理论逻辑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互补性”和“同缘性”。所谓“互补性”，指面对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各具独特的理论优势和理论魅力。如，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特别是社会结构与发展规律理论优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日用生活哲学和道德人格建构理论优势等。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融合和一体化，就能产生人类文明从未有过的博大精深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中华民族克服万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所谓“同缘性”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内在的深刻的相同性或共通性，易于相互吸引、融通和接受。如，“实践哲学”同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家哲学都属于“实践哲学”或“生活哲学”范畴。“结群原则”同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均主张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上以群体为基础。“方法论”同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虽有差异，但同属于以“辩证的方法看世界”的思想体系。还有相当多的“同缘性”。“互补性”和“同缘性”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也是“马魂、中根、西鉴”道路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 

　　“中根”，即坚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这主要因为：第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文化根基之一。它是一个巨型思想文化系统，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见解深刻，思维独特，自成体系，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人类只要以人的方式生存，就要与之对话，向它请教。第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也是中华民族的标识系统，只能扬弃继承，不能脱离，更不能抛弃，抛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无异于民族自杀。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二重性”，即具有主流的积极因素和非主流的消极因素，有待于现代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坚持“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文化发展道路才能使中国文化继往开来，创新、发展和自我超越，为中国也为人类做出更辉煌的贡献。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浩繁的智慧工程，期待着当代每一位“中国头脑”的创造。 

　　“西鉴”，即坚持以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为借鉴资源。西方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独立文化系统，包含大量值得借鉴的文化资源。如，科学和民主思想等，值得批判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也包含大量值得借鉴的文化资源。只有批判地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站在全人类文明的肩膀上，建设自己的先进文化。（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丰富经验，今后必将取得更大成功。 

　　（二）人类文化变迁经验依据 

　　5000年人类文化发展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变迁的经验，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如果认真回顾和总结人类文化变迁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回应挑战，多源一脉，高势建构”。所谓“回应挑战”指，民族面对生存环境的压力和挑战，为了生存发展必然会做出自己的文化选择。所谓“多源”指，文化变迁的最佳选择是“多源”选择，也即承认和面对多个文化来源进行选择。除非不可避免的自然封闭（如沙漠、雨林和某些孤岛等）和人为封闭（其他文明强迫），不应拒绝融合其他文明的优秀文化。“多源”意味着汇聚和包容其他文明的智慧，甚至是全人类的智慧。所谓“一脉”指，民族文化变迁，最佳的选择是“一脉相承”地延续、发展和自我超越，除非无可挽回的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如，战争和被征服），不应“中断”和“中绝”。虽然，在尔后的发展中，其他文化融合进来，原有文化可能逐步演变为“根基”（“根”“根源”或“基础”），但仍能在民族文化建设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生发出崭新的新文化，使本民族优秀文化获得延续和发展。相反，如果“中断”或“中绝”传统文化只能使文明“中断”或“中绝”。所谓“高势建构”指，任何文化选择都包含文化建构，最好的选择是通过“多源一脉”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和自我超越，建构相对于同时代其他民族文化而言的高势位文化。 

　　人类文化变迁的历史表明，“回应挑战，多源一脉，高势建构”具有规律性。在历史上，凡遵循了“回应挑战，多源一脉，高势建构”选择的文明都已经长久地存在下来，有的不断走向新的繁荣。凡违背“回应挑战，多源一脉，高势建构”的文明则命运多舛，或者中绝、消亡，或者长期徘徊在落后、停滞和混乱之中，或者行为偏狭，不断引发冲突，遭遇挫折。汤因比先生曾在其著作《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总结了人类文化变迁的成功经验，指出欧洲文明曾成功同化了基督教文明；中国文明曾成功同化了佛教文明和游牧文明，“佛教一旦传入中国，就被中国化了”，“这正和从匈奴到满族这些北方民族……最后被中国化了的原理是一样的”，“这次似乎要把共产主义中国化。然而中国化了的共产主义和中国化了的佛教一样，会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有很深的影响，并会使其有很大的改观。”[13] 凡成功实行“多源一脉，高势建构”的文明都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凡违背“多源一脉，高势建构”的文明都后果不良。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后来，都消亡了。其根本原因是在外来文明的沉重打击下被征服，发生了古老文化的“中断”和“中绝”。人类文明史证明，“回应挑战，多源一脉，高势建构”具有规律性。 

　　（三）中国文化变迁经验依据 

　　5000年中国文化变迁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在文化变迁中，最好的选择是“回应挑战，多源一脉，高势建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虽几经挫折和磨难却始终绵延不绝，至今仍生机勃发，走向伟大复兴，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始终坚持了文化的“回应挑战，多源一脉，高势建构”，并形成了优良传统。 

　　中国历史曾多次进行“回应挑战，多源一脉，高势建构”。最大规模的建构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周朝末年，王室衰微，群雄逐鹿，民不聊生，为挽救乱世，涌现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各自试图从不同角度扬弃和超越“夏商周”（包括“尧舜禹”）三代以来的既“多源”又一脉相承自我超越的文化传统，实现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跨越。胡适说：“从老子、孔子到荀卿、韩非，从前六世纪到前三世纪，……他们虽然称道尧舜，称述先王，终究遮不住他们的创造性，终究压不住他们的个性。其实尧舜先王便是他们创作的一部分，所以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孔氏有孔氏的尧舜，墨者有墨者的尧舜，其实都是创作的。……中国的思想界确然放了三百多年的异彩，建立了许多独立的学派，遂使中国古代思想成为世界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时代。”[14] 一般而言，以儒家文化最适合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多方面需要，并从汉代起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第二次，宋明时代。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黄老之学为核心的魏晋玄学占据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佛学开辟出了新的思想并广为传播，并出现“以释代儒”的文化现象。宋明时期，朱熹、程颢、程颐和王阳明、陆九渊等学者，以儒学文化为基本渊流，融合了“儒、释、道”诸家文化，实现了新一轮的“回应挑战，多源一脉，高势建构”，并使儒学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宋明理学”成为其后几百年间中国文化的主流，并深刻地影响了“东亚文明圈”的文化传统。第三次，近现代和当代。1840年以后，在民族危机面前，先进的中国人曾尝试“回应挑战，多源一脉，高势建构”。1840年以后开始了古今中西文化“体用”之争。1917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导，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展开了“马中西”文化发展道路大讨论，至今已持续了一百年。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三次伟大的“回应挑战，多源一脉，高势建构”。总之，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演进中，中国文化通过多次伟大的“回应挑战，多源一脉，高势建构”，创造了海纳百川、博大精深、一脉相承的巨型文化系统，不只为中国文明，也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四）百年中国文化建设成功经验依据 

　　1840年以后，在民族危机面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先后探索了两种文化发展道路。第一种，1840年以后开始的古今中西“体用”之争。这个文化发展道路讨论，虽然已争论了一百余年，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至今仍没有众所公认的结论。第二种，1917年以后开始的围绕“马、中、西”关系展开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导，至今已持续了一百年。讨论中观点纷呈，主张各异，参与者遍布海内外，包括党、政、学各界。一百年来，这场讨论呈现出越来越深入、清晰、理性和科学之势，并获得了伟大成功。在理论上，创造了两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有力地指导和支撑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多种视角综合分析，可以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概括为，“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可以这样说，在近百年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先进文化成果都与这条道路有关。今后建设高势位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立足中国，走向世界也应当继续实行“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 

　　（五）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依据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的结果，又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伟大实践，是中华文明历史实践的延续、延伸和伟大复兴。在这个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为借鉴资源，走“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文化发展道路。这个文化发展道路必将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又反过来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四、“马魂、中根、西鉴”文化发展道路的支撑性条件 

　　实行“马魂、中根、西鉴”文化发展道路必须有充足的支撑性条件。目前主要有： 

　　（一）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夙愿，是“三化”的基础和关键，是一项巨型知识创新系统工程。今天，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工作复杂，任务繁重，前期成果不足，而且研究队伍相对比较薄弱，真正有能力从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人则更少。要真正完成这项巨型知识创新系统工程，必须下功夫培养相关人才，做扎实细致的工作，长期攻坚克难，才有完成的可能。 

　　（二）进行“马中西”跨文化学科群建设 

　　建立“马中西”跨文化学科群是实现“马魂、中根、西鉴”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学科保障。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孤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倾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往往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研究国外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往往不研究马克思主义、不研究西方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的，往往不研究马克思主义、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倾向违背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和“后学科”时代的研究原则和研究方式，离开了“马中西”文化的融合之路，弱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能力。（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因此，有必要遵循“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的道路，自觉进行学科建设和调整，建立紧密的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科和研究西方思想文化的学科的“学科群”，调整有关学科的学科结构、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课程内容体系结构，实现跨文化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大发展打好坚实的学科基础。 

　　（三）培养“马中西通”式的世界一流专家队伍 

　　实行“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文化发展道路，是一项复杂的巨型文化建设系统工程，要完成这项工程必须有“马中西通”式的世界一流的专家队伍。他们既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也要深入了解西方文化，是兼通“马中西”文化的世界一流专家队伍。应发现、支持和培养这样的专家，逐步形成一支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堪称世界一流的专家队伍。可以这样说，只有形成这样一支稳定的专家队伍，这项伟大的历史性任务才可能完成。 

　　（四）警惕和反对两种倾向 

　　实行“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文化发展道路，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警惕和反对两种倾向——“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根基”地位和功能，企图中断中国传统文化。“国粹主义”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二重性——主流的积极因素和非主流的消极因素，企图回归儒家。“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违背人类文化演进的规律，背离中国文化建设的百年成功经验，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必须警惕和坚决反对。 

　　（五）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制度化 

　　实行“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文化发展道路，涉及的领域宽广、内容复杂、歧义众多，仅有科学的认识还不够，还必须有政策和制度保障。要逐步建立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提倡“马魂、中根、西鉴”的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肯定和支持文化融合，支持和鼓励创造，特别是支持和鼓励中国文化的原创和独创，使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增量无限地涌流出来，给中国和世界提供克服困难、走向未来的巨大精神力量。（责任编辑：王文静 李卓 校对：耿春晓） 

　　注释： 

　　[1][13][英]阿·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樑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89、292页. 

　　[2]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92页. 

　　[3]许倬云:《文明变局的关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页. 

　　[4]杨承训与方克立二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也有区别.杨承训的"中体"指"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方克立的"中体"主要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时也泛指中国文化. 

　　[5][8][9][10][11][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6]也有个别学者主张:①"一种文化资源论",如"西体西用"论.②有的虽然主张"两种文化资源",但指"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不是一般所指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上述两种看法均属个别,不是多数人的观点. 

　　[7]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6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 

　　[14]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第1页. 

　　[1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