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功利学家亦有重义理而与理学相近的倾向

　　南宋功利学派也属于宋学，浙东的永康、永嘉之学等都属于宋学的这个大范畴之中。宋学在经学史上与汉学相区别，以讲义理为重。宋学所讲义理，包括了儒家伦理和道德性命之说。可以说，理学诸派、功利学诸家都属宋学。既然是宋学，那么在讲义理上，它们就具有一定的相同性，这在陈亮、叶适、陈傅良等人的思想里得到体现。当然，陈亮、叶适肯定是对功利更加强调和重视。陈亮在其淳熙十一年(1184)复朱熹的《又甲辰秋书》中，不同意朱熹把自己的观点归结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并表示自己也是反对“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还是认为“义”和“王”更重要，这个“利”和“霸”应该从属于或者服从于“义”和“王”。也就是说，陈亮重视功利，也并非不讲义理，他反对的只是脱离功利而空谈道德性命的那种义理，而主张把仁义道德与事功结合起来，以事功体现道德义理。对此，浙东永嘉功利学者陈傅良概括陈亮的思想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说也。”(54)指出德、理通过事功表现出来，但不是只讲事功不讲德、理和道义。表明功利学派是在重功利、讲事功的基础上，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而不是完全排斥道义。这与受时代思潮发展的主流——理学和宋学的影响相关。

　　叶适亦肯定义理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古人君臣之相与言也，以义理远贪欲，而治道立。”(55)强调以义理来反对贪欲。可见叶适把人的物质欲望与贪欲区别开来。叶适也看到只讲功利不讲义理的副作用。“王成诏称：‘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后世论治道，无所统一，只以刑赏为极至，遂以私意扳执古人。此等语言，传诵既熟，极害义理。”(56)作为功利学者的叶适也不同意只讲功利刑赏而不讲义理的做法，他认为，只以刑赏为极至是极害义理而有违治道的。

　　理学家讲事功和功利学派讲事功可能有一定的区别。或者说功利学派更加明白地讲事功，理学家则更多地强调道德理性，以此来纠正人欲横流的局面，把事功置于道义的统辖之内。但南宋理学与功利学还是有一定的融通之处，过去我们对此重视得不够，看双方思想的差异比较多。今天我们通过整理研究南宋时期理学与功利学之异同来探讨南宋理学与功利学的相互关系，挖掘其时代意义。可以在这个方面予以关注，即理学重道义、功利学派重功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相互融通的。双方各有所侧重，但又是相互影响和融通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陈亮不承认自己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为什么叶适也被打入“伪学逆党籍”，即在禁理学的统治者看来，叶适与理学类似。为什么理学家魏了翁称叶适是“道学正宗”，为什么一些理学家明确提出类似功利学派的“趋事赴功”的观点，为什么陈傅良收尽张栻门人等这样一些现象。正因为湖湘学派具有这些与功利学的相通之处，所以张栻之后，其弟子大多追随了永嘉事功学派的陈傅良。朱熹说：“今永嘉又自说一种学问，更没头没尾……君举(陈傅良)到湘中一收，收尽南轩门人。”(57)湖湘学者大多在张栻身后归于陈傅良，这说明湖湘学派重躬行践履和留心经济之学的特点与永嘉学派重实事实功的思想相吻合，这也是南宋理学与功利学相互融通，而非绝对对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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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吕祖谦：《子鱼宋公围曹》，载《左氏博议》卷12，《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2册，第422-423页。

　　(32)吕乔年编：《门人集录孟子说》，载《丽泽论说集录》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3册，第391页。

　　(33)魏了翁：《简州见思堂记》，载《鹤山集》卷42，《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72册，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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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陈亮：《勉强行道大有功》，载《陈亮集》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2页。

　　(36)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载《陈亮集》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1页。

　　(37)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载《陈亮集》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1页。

　　(38)叶适：《礼记》，载《习学记言序目》卷8，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页。

　　(39)陈亮：《六经发题·诗》，载《陈亮集》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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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战国策·齐策》，载《习学记言序目》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53-254页。

　　(56)《汉书一》，《习学记言序目》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00页。

　　(5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61页。

　　作者简介：蔡方鹿，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政治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宋明理学与经学。邓洁，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四川省朱熹研究会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宋明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