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对汉学训诂之习亦提出批评。“事师之严，至汉始，然彼不过章句训诂而已，胡为兢兢于此哉？若夫性命道德，其何以处之？然得之深，未若守之固也。”(40)认为章句训诂之学始于汉代之师传，而不必勤勉于此。如何处理性命道德与章句训诂的关系？叶适认为与其得到较深的认识，不如坚守笃行更为重要。从叶适的治学倾向看，他是比较明显地体现了宋学对汉学训诂的批评。“自经术讲于师传，而训诂之说行，《书》以义，《诗》以物，《周官》以名数，《易》以象，《春秋》以事以例，大抵训诂之类也。口授指画，以浅传浅，而《春秋》必欲因事明义，故其浮妄尤甚，害义实大。然则所谓‘口说流行’者乃是书之蠧也。至汉为学官，后世相师，空张虚义，虽有聪明之士终不能仿佛，而以科举腐余之说为圣人作经之极致矣，哀哉！”(41)把汉学归于训诂之类，指出汉学经术相传是“以浅传浅”，“空张虚义”，而不明义理，其腐余之说未能体现圣人作经之旨。
陈傅良也批评了汉学章句训诂之习。“夫学之为王者事，非若书生务多而求博，虽章句言语皆不忍舍也。”(42)即强调求学的目的是治理国家，而不是像汉代儒生那样陷于繁琐考据、章句训诂之中而不能自拔。
可见陈亮、叶适、陈傅良等南宋功利学者在重功利的同时也重视宋学义理，批评汉学章句训诂之习，体现出与理学家相近的一面。
2.理学家亦有重功利而与功利学相近的一面
尽管南宋理学家与功利学家相互批评，以此反映出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宇宙观，但二者并非绝对对立而不相容。他们之间除存有对立和思想差异的一面外，亦有相互影响、相互融通而相同相近的一面。这也是思想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认识这一点，对于了解南宋思想史上理学与功利学思想的实质、相互关系、发展演变及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过去认为理学比较重视道德自律、伦理约束，对道德理性比较强调，而忽视功利，或者说与功利学派有比较大的分歧；而功利学派则重功利和事功，轻视道义，与理学形成对立。一般来说，这种认识大体是有道理的，但还需补充和进一步说明。
受功利学和社会物质生活现实的影响，朱熹等理学家也并非不讲功利，在强调以道义为重的前提下，给功利也留下一定的位置。朱熹不仅强调义利的分辨，主张循天理之宜，去人之私利，而且提出“义未尝不利”的义利统一观。“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才说义，乃所以为利，固是义有大利存焉。”(43)认为义中包含了利，“义有大利存焉”，在行义之时，便有利在其中，甚至认为义所以为利，义最终是为了利，义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有大利存于其中。可见义利不离，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指出：“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44)指出一事当前，唯利是求而不知有仁义，只会有害；只有以仁义为心，不去求利，反而会客观地带来利益。可见理学家并不排斥功利，在批判人之私利的同时，主张义利双方在以义为先的基础上相互统一，相互结合。尤其在政治治理的实践中，朱熹、张栻等理学家重视客观物质利益，考虑民众生活和疾苦，把德治体现在重视民生和体恤民情上。
陆九渊在某种程度上亦存在着重视功利的一面。“来教谓，‘既非以此要官职，只是利国利民处随力为之，不敢必朝廷之从与事功之成。’此真长者之本心也，诚能廓而充之，推而广之，则高明广大，谁得而御？”(45)对于王顺伯所说的利国利民之事功甚为赞赏，认为只要把这种不为做官、只求利民之心推广开来，是任何人不能阻挡的。并云：“将输之利害不明，则费广于舟车之徭；储藏之利害不悉，则公困于腐蠧之弊。物苦道远，则寻以输尺，斛以输斗，吏污法弊，则私良公害，私盈公虚，此所谓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贵乘急而腾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贪胥旁公而侵渔。绳瓮不立，而连阡陌者犹未已也；糟糠不厌，而余刍豢者犹争侈也，此所谓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由是言之，有余不足之数可得而见，而取予之说可得而知也。然狃于常者，变之则骇；便于私者，夺之则争。党繁势厚，则扞格而难胜；谋工计深，则诡秘而不可察。图利而害愈繁，趋省而费益广，则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说果不易知也。”(46)从这里可以看出陆九渊深明利害关系，重视客观物质利益。在客观认识现实社会实情和经济运行现状的基础上，主张明利害，去兼并，防贪腐，立门户，足衣食，公私两便，去繁趋简，节省财用，选才任能，为我所用，如此使社会得到治理。
张栻重视事功，主张把事功与德统一起来。他说：“德者本也，事功者末也，而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颜子之德，则有禹稷之事功。’所谓事功在圣贤。”(47)虽然德为本，事功为末，但张栻认为应把二者结合起来，即使圣贤之德也体现在事功上。由此，张栻一方面肯定事功，同时又有所保留。他说：“事功固有所当为，若曰喜事功，则喜字上煞有病。”(48)反映了张栻事功当为又不过分追求的思想。张栻及其岳麓弟子在治理国家和抵御侵略的实践中，均有突出的事功修为和政绩，这正是其重躬行践履学风的表现。
吕祖谦亦重视客观利害关系。“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49)强调必须重视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假设自己身临其境，遇此等事，应当如何处置。显然比较重视客观的利害得失。吕祖谦对董仲舒的义利观未能完全认同。他说：“正其谊而不谋其利，观仲舒之言则义利不可并也，而《文言》则曰，义者利之和，将从仲舒乎？从孔子乎……以传废经，可乎？关讥而不征，固孟轲氏之言，而凡货不出于关，举其货，罚其人者，亦经之所载也。以子废经，可乎？”(50)认为董仲舒的观点与孔子所说的“义者利之和”的思想有别，故应从孔子之言。吕祖谦曾批评以传废经、以子废经的倾向。董仲舒的言论与孔子之言相比，应置于从属的地位。这体现了吕祖谦倾向于功利学的一面。
魏了翁作为南宋后继理学的代表人物既上疏表彰二程、张载等理学家，确立理学的正统地位，同时也专门到建康去拜谒叶适，称叶适是“道学正宗”。并没有把功利派的代表人物看成是理学的对立面。魏了翁除坚持理学立场外，他自己也讲要“趋事赴功”，在义理与事功的关系问题上，反对忽视功利，认为本之于义理的事功和客观利害关系，是必须要计较的。他说：“众寡强弱何可不计？然本诸义理之是非，则事功之利害从之。”(51)对于在义理指导下的功利，他是充分肯定的。并主张通过赏罚，“欲以振天下趋事赴功之心”(52)。明确提倡“趋事赴功”，可见其对事功的重视。并强调“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实效也，事半功倍，惟此时为然”(53)。表明他不仅重视功利和实效，而且认为功利须平时一点一滴地讲求，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也表明，理学与功利学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把功利包括在义理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