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对功利学亦提出批评。“功利之说兴，变诈之风起，弃本徇末，忘内事外，竞欲收富强之效于立谈之余，反顾王道岂不甚迟而可厌哉！”(31)指出功利之说、变诈之风的兴起，使得人们弃本逐末，追求外在的功效，而忽视了王道义理。吕祖谦把子路之学与管仲的功利学作了比较：“子路所学乃圣门根本之学，若使其成就岂管仲之所能及。管仲之功虽成，不过是功利之学。盖管仲如已熟之荑稗，子路如未熟之五谷。五谷未熟时固不如荑稗，然或至于熟，岂荑稗之比哉！”(32)认为子路的圣门之学如五谷，而管仲的功利学如野草，其褒贬扬弃，一目了然。

　　魏了翁批评当时的功利之习盛行，使得社会治理无所依靠。“惟功利可以奔走斯世，而义理所不计也；智术可以排难解纷，而诚信非所先也。呜呼！今无一可恃矣。”(33)批判以功利欺世，以智术解难，而不计义理、不讲诚信的社会习尚，导致俗流世坏，人们莫适其归，而人心涣散。

　　理学家从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出发，强调以仁义、道义的原则治天下，充分看到单纯讲求功利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弊端。

　　4.功利学对理学的批评

　　陈亮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认为自然之性是人身本能，主张加以调节，并批评了理学的理本论思想和空谈心性的流弊。陈亮强调人身和人性不得离开客观事物而存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之事是为了满足人身及人性的客观需要。“天下岂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百骸九窍具而为人，然而不可以赤立也。必有衣焉以衣之，则衣非外物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则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处也，必有室庐以居之，则室庐非外物也。”(34)这表明陈亮对人性的论述，着眼于与人性相关的日常生活之事，是从人身的自然本能和物质需求出发，具有实事实功的客观态度。这与朱熹追求形上的宇宙本体，忽视具体的人生日用对人性的影响的思想旨趣各异。

　　从性为人身本能、性理不得脱离这个基础出发，陈亮批评了理学的理本论和道德性命之说的流弊。“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35)认为理表现在事物之中，通过事物而见理。如果认为理可以脱离事物而存在，那只是“迂阔”之学。他指出：“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36)其“以端悫静深为体”，即指理学家以理为宇宙本体；其“以徐行缓语为用”，即批评理本论哲学不切人生日用，只求上达而不务下学。指出理学流行的结果是造成“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37)。批评理学的兴起，导致人们把注意力转向空谈心性，而废弃天下实有之事，最终陷入“百事不理”的流弊。陈亮对理学流弊的批评，在南宋道德性命之说方兴未艾之时，不失为一种清醒的认识，成为理学批判的肇端。

　　叶适对理学家推崇的《礼记·乐记》的观点提出批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但不生耳，生即动，何有于静？以性为静，以物为欲，尊性而贱欲，相去几何？”(38)认为人生即为动，而非静。以主动哲学代替主静哲学。指出《乐记》以性为静，以物为欲的观点是片面的，其要旨是“尊性而贱欲”。在叶适看来，理学的理论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叶适主张把性命道德与客观事物结合起来，所谓道德性命之道义不能脱离客观事物之功利而存在。“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指出理学家继承董仲舒的思想，讲道义而脱离功利，其道义便是无用的“虚语”。陈亮、叶适对理学的批评，表现出功利学派与理学思想的差异。

　　理学与功利学之同

　　尽管南宋理学与功利学在宇宙观、心性论、义利观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并通过双方的相互批评表现出来，但双方亦存在着相同或近似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

　　1.同属于宋学

　　在中国经学史上，南宋理学与功利学均属于以讲义理为主的宋学，均对以训诂考据为主的汉学之流弊提出了批评，这是双方的相近处。由于理学乃宋学之一脉为人们所熟知，这里专就功利学的宋学属性作一阐述。

　　功利学者陈亮站在宋学义理的立场，对章句训诂之学提出批评。“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圣人之于诗，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乃区区于章句训诂之末，岂圣人之心也哉？孔子曰：兴于诗。章句训诂亦足以兴乎？愿与诸君求其所以兴者。”(39)认为道在天下，圣人之旨载于经，而不可在章句训诂之末中去寻求。这体现了其重义理轻训诂的宋学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