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义利观的不同

　　朱熹认为：“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别，此大可骇……窃以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15)主张分别义理与利害，二者不可混同，而主张崇义绌利。与义利说相关，朱熹强调“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16)。持理欲不共存的观点，认为功利学所提倡的“功利”助长了人欲，由此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17)。陆九渊站在理学立场，提出“功利之意笃，而概之以道义则疏……而亦不能不使人叹息也”(18)。认为功利笃则道义疏，而使人叹息。并指出“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如果陷溺于功利，就会失却本心。张栻在义利关系上，亦主张“去利就义，以求夫为学之方”(19)，强调“天下有道，则道义明而功利之说息……若夫无道之世，则功利胜而道义微，徒以势力相雄长而已，此所由乱也。虽然强弱小大之不可侔，亦岂得而强哉？”(20)虽然也考虑大小强弱之功利，但明显把道义原则放在功利之上。吕祖谦肯定孟子的仁义之说对利的包含，而不必专门言利。“人皆说仁义便是利，然不必如此说。只看孟子言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以仁义为天下，何利之足言。当时举天下皆没于利，看孟子此章剖判如此明白，指示如此端的，扫荡如此洁净，警策如此亲切，当时之病固大，孟子之药剂量亦大矣。”(21)吕祖谦论义利关系，盛赞孟子之说，表现出对仁义的重视，而把利置于仁义的主导之下。魏了翁在义利观上以道义为本，以功利为末。“安于功利而不知本于道谊，玩于文采而不知约于义理，凡此者岂但可器而已”，(22)把道义放在比功利更为根本的位置，而功利和文采与道义和义理相比，不过如器而已。以上反映了理学家在义利观上重视道义和义理、轻视功利的观念，但也不完全否定功利。

　　相比之下，功利学派在义利观上则比较务实，注重功利。陈亮认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23)即通过肯定禹之功和乾之利来强调功利。并云：“当草昧之时，欲以礼义律之，智勇齐之，而不能与天下共其利，则其势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24)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如果仅讲礼义和智勇而不讲功利，那么只会导致天下四分五裂，而不可治理，可见功利的重要性而不可或缺。叶适在义利观上，主张“崇义以养利”，指出：“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25)表现出功利学派重视功利、反对以义抑利的思想倾向。

　　3.理学对功利学的批评

　　在价值观上，南宋理学诸派以道义、义理为重，而功利学者则以功利、事功为重。故理学与功利学之间存在着客观差异。与南宋功利学者同时的理学大家主要有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人，稍后的有魏了翁等。就同属理学而言，朱学与当时的陆氏心学、张栻之湖湘学、吕祖谦之婺学等虽在本体论、方法论、心性论等方面有所不同，由此分为不同的理学流派，但理学各派却具有相同的价值观。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席，盛赞其“以义利判君子小人”之训，并充分肯定张栻严于义利之辩，无一毫功利之杂的思想。然而对理学之外的功利之学却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认为“今永嘉又自说一种学问，更没头没尾，又不及金溪”(26)。尽管对陆氏心学，朱熹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却肯定陆学是教人去做个人，比起功利之学来，明显高出一筹。

　　朱熹对功利之学的批评，集中在其重功利的价值观上。“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27)指出功利之学过分计较利害得失，其流弊在于为了得利，而无所不为。“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28)朱熹对功利之学的流行深感担忧，反映了理学与浙东功利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陆九渊批评功利之说云：“义理所在，人心同然……自战国以降，权谋功利之说盛行者，先王之泽竭，此心放失陷溺而然也。当今圣明天子在上，所愿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义，成大业，则吾人可以灌畦耕田，为唐虞成周之民，不亦乐乎！”(29)强调义理即是本心，而功利之说盛行使得本心丧失，由此他要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均不失其本心之义理，以成就大业，而不汲汲于功利。

　　张栻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指出：“今日大患是不悦儒学，争驰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严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为迂阔迟钝之说。向来对时亦尝论及此。上聪明，所恨无人朝夕讲道至理，以开广圣心，此实今日兴衰之本也。”(30)批评当时争驰于功利的风气，主张讲道明理，将其视为治理社会之本。虽然张栻并不完全否定功利，但也批评了当时流于功利之说。这反映了理学家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