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学与政治紧密联系
蒙文通在经学研究中着力甚多的两部著述是发表于中年(1940年)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和发表于晚年(1961年)的《孔子和今文学》。两文具有内在的联系,后者是对前者的丰富和进一步展开,然亦有所变化和不同。其中《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从标题上看好像是单讲儒家政治思想的,而实际上是通过经学来论政治,是以今人的眼光,在儒家经学思想体系,尤其是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内,透过对在经学体系内所反映出来的政治思想的探讨来剖析儒家的政治理论。这种治经与政治紧密联系,以经学的形式来阐发儒家之革命论、平等说等政治思想,体现了蒙文通经学的又一特色。
关于儒家经学中的革命思想,蒙文通加以阐发。他认为,清代今文学家如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魏源等人未能明今文经学的“革命”之旨,独推崇“三科”、“九旨”之说,而忽视“五际”、“三期”之说,片面以董仲舒、何休之浮文来概括“六艺”之义,孤树《公羊传》,而招致非常可怪之讥,表面上是尊今文之说,而实际上违背了今文之旨。于是蒙文通通过考经证史,旁及诸子,从史说和诸子中来勘比经义,并引纬书,来探究今文之绝学,即追寻儒家“革命”之义。他说:
世之争今古文学者何纷纷也,盖古以史质胜,今以理想高,混之不辨,未解今文之所谓也,而漫曰“王
鲁”、曰“新周”,说益诡而益晦,庄、刘、宋、魏之俦,殆亦有责焉。不慧遍涉《齐诗》、《京
易》、伏生之《书》、戴氏之《礼》,而后知“一王大法”者,自有其经纬万端,在制而不在义,在行事
而不在空言。制备也,则“继周损益”、“素王受命”非复徒言。苟不省礼家之新制已大异周人之
旧规,独张皇于“三科”、“九旨”,而昧忽于“五际”、“三期”,抗董、何之浮文,以概六艺之宏
义,孤树《公羊》,欲张赤帜,以召非常可怪之讥,是欲尊之,适以窒之,斯皆不解儒家“革命”之旨,不求
历史蜕变之迹,正厚儒而不以其道者之罪,而岂侮经毁孔者之过哉?爰搜讨史证,旁稽诸子,勘比经义,以
探绝学〔19〕。
蒙文通通过考察今文学的典籍《齐诗》、《京易》、伏生之《书》、戴氏之《礼》,知晓了汉代今文学所说的“一王大法”,即认为,《春秋》是为新兴王者立法,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其“在制而不在义,在行事而不在空言”。而清代今文学家却不省察其时之礼家新制已不同于周礼,结果导致片面推崇“三科”、“九旨”,而不讲“五际”、“三期”说,致使今文经学的“革命”说不彰,儒道晦而不明。对此,蒙文通考察了西汉今文学的“革命”说,并上溯其来源及其变迁,以批评晚清今文学家的“改制”说。
西汉今文《齐诗》学以善说阴阳灾异、推论时政著称,其创始人辕固生坚持“汤武革命”说,在汉景帝面前与黄老学派的学者黄生辩论汤武革命之是非。黄生认为汤武革桀纣之命,乃弑也。辕固生则认为,桀纣虐乱,失去天下人心,汤武顺天应人而诛桀纣,正是受命之举。而黄生从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出发,强调即使桀纣失道,也不可君臣易位。辕固生反驳说,那如此说来,汉高祖刘邦代秦以即天子之位,那也是非法的了。景帝处于两难境地,赞成哪一方,都很为难。如反对汤武革命,那汉家的天下就属逆篡,得之不正;如果赞成汤武革命,那以后汉家的天下也可以同样的理由被异姓革命夺去。景帝作为执政者,从维护汉王朝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的现实考虑出发,还是倾向于反对汤武革命。他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20〕因马肝有毒,不吃马肝不能说不知味。把汤武革命比作马肝,学者不讲汤武革命也不为愚。于是结束了这场辩论,“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21〕。使得后来的学者都不敢明言汤武受命而诛杀桀纣之事,即对汤武革命不再讲了,否则,将遭至祸害。蒙文通在经学研究中,把经学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以阐发今文《齐诗》、《京易》学之“革命”说,这体现了蒙文通经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的特点。
除此之外,蒙文通还通过论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等政治思想,来阐述今文学“万民一律平等”的思想。这也是蒙文通经学与政治紧密联系思想特色的表现。他说:
我们认为今文学的理想是一个万民一律平等的思想,井田制度是在经济基础上的平等,全国普遍建
立学校是在受教育和作官吏机会上的平等,封禅是在出任国家首脑上的权利的平等,大射巡狩是在封
国爵土上的平等,明堂议政是在议论政治上的平等。在这一律平等的基础上,而后再以才德的高下来
判分其地位,才德最高的人可以受命而为天子,其次可以为诸侯、卿、大夫、士,其不称职者可以黜免,
同时又还有辅助政府的议政机构。从形式上看,应当说这是一个气魄雄伟、规模宏大的有理论根据
有具体办法的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历史对他们的局限。……同时也还由于
儒家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不敢进行尖锐的斗争。但是,今文学家的思想虽然是带有幻想性的、不彻底
的、软弱的、迷信气氛浓厚的学术体系,然而却不能因此而抹煞了在专制统治时代提出“革命”的
进步性,不能因此而抹煞了在阶级对抗异常尖锐的时代提出“一律平等”的进步性。
认为无论在井 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等政治领域,都体现了今文学万民平等的思想。井田制体现了经济上的平等;辟雍体现了在受教育和作官机会上的平等,使有才德的人可以得到适当的官职,但对不称职的人也可罢免;封禅体现了在出任国家首脑上的权利之平等,使才德最高的人可以受命而成为天子;巡狩体现了在封国爵土上的平等,有功者升迁,有过者则削地绌爵;明堂议政体现了在议论政治上的平等,明堂作为议政机构,儒者讲禅让、封建、选举学校、皆归本于明堂,这都体现了对平等的提倡和重视。
针对周代的贵贱悬殊和秦代的贫富分化,蒙文通指出今文家所论井田,纠正周、秦之弊,讲“通国皆助”,以削平周人贵贱之殊,超越秦人贫富之隔,而泯灭君子、小人之分,体现了等贵贱、均贫富,君子与野人共处的思想,这也是蒙文通万民一律平等思想的体现。他说:“夫周则贵贱之悬殊,秦则贫富之迥绝,……今文家所论井田,通国皆助,通国皆出兵出车,亦通国立学,而君子、野人之隔泯矣。则今文家之论井田,既以夷周人贵贱之殊,亦以绝秦人贫富之隔,所谓‘一王大法’者,岂非鉴于二代之弊,而特拟一理想之治哉!”〔23〕即在经学研究中,揭示今文学均贫富、等贵贱的平等思想。认为今文学倡言的井田制,讲平等互助,在权利和义务上,人人机会均等,这是针对周秦二代贵贱悬殊、贫富分化之弊而提出的理想之治,是“以平等之治代贵贱悬殊之治”〔24〕。认为周代之治为贵族、封建之治,严贵贱等级;秦代之治为君权、专制统治,急于贫富之辨。而秦汉以来,鉴于周、秦之败,而起“素王革命”之说,则倡为民治、平等之说。
以上蒙文通在经学研究中,以治经的形式来阐发儒家之革命论、平等说,把经学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这体现了蒙文通经学的一个突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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