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视传记,经表传里
蒙文通与经学史上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朱熹经学思想的一个明显的不同是,朱熹强调经传相分,而以经为本,直求经文之本义,批评汉学只讲传注而不重经义的流弊,主张超越传注,不以传注之学和推说之理来取代对经典本文、本义的探求〔9〕。而蒙文通则在经传关系上,更重视传记,主张在以经为表,以传记为里的基础上,把经传结合起来。这种对传记的重视超过对经的重视的思想,表现出蒙氏经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公开讲明传记比经更为重要,这在经学史上也是少见的。
蒙文通提高传的地位,认为六经与传同为道之所系,如果《礼记》、《易传》等传之不存,那孔子的微言大义也将不存。由此他批评了汉武帝罢传记博士的作法。他说:
赵岐言:“其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则文景以来,固有传记博士,自武帝而始罢。大戴删二
百十四篇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九篇,而《礼记》缺也。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有三篇,戴圣
断取十一篇入《礼记》,司马迁断取十三篇入《乐书》,而《乐记》缺也。《五帝本纪》云:“孔子所
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此见汉儒弃置古记,而古传记因致绝灭之多,盖自
罢传记博士始也。于是古传之仅存者,惟《礼记》、《易传》稍不失旧观,而《中庸》、《系辞》诸
篇,能独存微言于一发。次则《乐记》、《书传》尚有梗概。而《乐记》曰“人生而静”诸章,《书
传》曰“心之精神是谓圣”之语,亦足以窥见圣道之蕴。而《春秋》古传则割弃于《公》、《谷》,
《诗》、《论语》之传更靡有孑遗,而孔氏微言乃略无可述。使非《礼记》、《易传》之存,则孔子
大义微言几乎息也。是六经古传乃至道所系,自传记博士之罢,古传遂缺而圣学之精微晦矣〔10〕。在这里,蒙文通所说的传记包括了《礼记》、《乐记》、《书传》、《易传》、《中庸》、《系辞》、《公》、《谷》等为儒家经典作注解的书,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论语》,以及古传记等,蒙文通把它们都称之为传记。由于汉武帝罢传记博士,仅立五经,汉儒也弃置古记,不仅使得《礼记》、《乐记》有缺,而且许多古传记也因此绝灭了。蒙文通认为,被武帝罢掉的这些传记与六经一样,均是道之所系,强调仅有六经是不够的,要经传结合,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如果缺了传记,就会导致儒学之道不存,圣学之精微晦而不明。以此肯定传记包括古传对于维系儒家圣人之道的重要性。
蒙文通之所以重视传记,还因为不仅六经之传记互取为书,而且在它之中还吸取了诸子百家之长,由此丰富了儒学思想体系。他说:
六经传记之互取为书,而又兼存诸子之篇者也。《公羊传》引子司马子、子北宫子、子女子、子
公羊子,《谷梁传》引尸子、鲁子、沈子、谷梁子,《毛传》有孟仲子、高子、仲良子,《书传》有子
龙子,则古传割弃后遗说之仅存者也。他若《诗》家之包丘、根牟、帛妙、薛仓,《易》家之商瞿、
桥庇、馯臂、周丑、孙虞,则名氏空存,而遣说无征者也。盖六经传记,既互取以为书,而孔氏徒人,又
或出入于九流之学,故又渐取之诸子以入记。……是孔子弟子散于九流,故传记又往往取诸子以为
书。自汉抑绌百家立学校之官,而六经囿于儒家,孔学遂失其广大也〔11〕。
指出六经之传记在行文里互相引用,以成其书。而且,传记还引用了不少诸子的话,蒙文通举例说明之,如《公羊传》、《谷梁传》、《毛传》、《书传》,以及《诗》家、《易》家等,都引用了诸子的内容,以丰富自身,增强说服力。之所以传记对诸子百家多有征引,是因为当时的孔门后学,散在各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所在地儒学以外其他思想文化的影响,出入于九流之学。受其影响,自然要引诸子之言以入记,取诸子以为书。这反映了儒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化系统,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儒家也在吸取各家优长、不断丰富自身的过程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可见吸取诸子思想的儒家传记之学,在对经的解释过程中,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但由于汉武帝废传记博士,黜百家以立五经博士,使得“六经囿于儒家,孔学遂失其广大”,而六经传记也次第减削,这受到了蒙文通的批评,认为罢传记博士带来了学风的转向,其弊不可胜言。他说:“自罢传记博士而章句蔚起,委曲枝派,烦言碎辞,其弊遂至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12〕批评以章句训诂取代传记之学,导致繁琐释经,穿凿附会,破坏大体,而儒道难明,认为这是废传记引起的后果。
在肯定传记,认为经与传记同为道之所系而不可缺的基础上,蒙文通进而把传记提高到经之上的地位,以经为表,而传记为里,表里关系表明,传记比经更为重要。他说:“经学固百家言之结论,六经其根柢,而发展之精深卓绝乃在传记,经其表而传记为之里也。”〔13〕认为儒家经学融会百家,而以六经为根柢,但经学的发展则体现在传记上,所以经为其表而传记为里。传记之学是在六经之后产生的,它吸取诸子,融会贯通,在释经之中增添了新的思想,其精深卓绝体现了儒学的发展。他说:“儒家原为从周,故孔、孟皆偏于世族政治;而法家始主于扩张君权,墨家欲选天子,庶人议政,入于民治思想。自儒家兼取墨法之义,而理义之恢宏卓绝为不可企及;其人生哲学亦显有取于道家,而义亦益趋于精致。此皆求之传记而可见者。是知儒学之尊,其义皆系于传记。”〔14〕指出儒家吸取墨家、法家、道家等的思想,更趋于精致,而这些都体现在传记里,而不是体现在早先的六经里,所以儒学之尊,其义皆系于传记,而非系于六经。这体现出蒙文通重视对经的发挥,而不仅守经文的经学思想之特色。蒙文通此文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其时经学与经典的地位已降至低点,使他对儒家经典与传记的关系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和深入,所以他能说出传记重于经典,经为表、传记为里,儒学之尊皆系于传记的话来。如果放在自西汉以来经学独尊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是很难看到这类公开宣扬重传轻经的言论的,即使对传记有所肯定,也不至于在贬低经典的前提下提出。这充分体现了蒙文通经学思想具有时代特色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因经以明道,义理与证据不偏废
蒙文通治经学的目的在于明道,而不是为治经而治经。然明道须通过明注、明传、明经来完成,不以明道为目的的学问,算不上一个造诣高深的学问家。并主张义理与证据相结合,如无证据,徒言义理则不足以论学。从而把明道、讲义理建立在明传注、重证据的基础上,既批评汉学单纯重考据的流弊,又不否定从事考证的工夫,而是把义理与证据结合起来,这体现了蒙文通经学的另一个特点。
关于“因经以明道”,蒙文通是通过传记对经的发挥来立论的,他重视传记之书所记载的六经之微言,这是因经以明道的前提,经学之道因此而明。他说:
我们看《乐记》、《书传》、《系辞》、《中庸》里边,很有些又精又纯的理论,这些都是六经的
微言,都是因经以明道的,尤其是孟子发挥得透彻无遗。孟子是邹鲁的嫡派,他说的礼制都是和鲁学相
发明的,《孟子》和《谷梁传》这两部书,真要算是鲁学的根本了。《孟子》这部书的精奥,一直到了
宋代方发明出来。……经学这门学问,明注是一步,明传是一步,明经是一步,明道是一步,若只在前三
步里边才做得一步,不能做明道的学问,那还算不得一个造诣高深的学问家〔15〕。
蒙文通这里提到的《乐记》、《书传》、《系辞》、《中庸》等书,均是解释经典的传记。如《乐记》是解释《乐经》的,《书传》是解释《尚书》的,《系辞》是《易传》的一种,是解释《易经》的,而《中庸》是《礼记》的一篇,是对作为礼经的《仪礼》的阐发。他认为,在这些传记中,有一些精到的理论,它们都是六经之微言,是通过解经来明道。尤其是孟子对经典之道发挥的透彻无遗。蒙文通对孟子甚为尊崇,认为他是邹鲁的嫡派,亦是鲁学的代表人物,《孟子》一书与《谷梁传》构成鲁学的根本。尽管《孟子》十分重要,但在宋以前,仍属子而非经,亦是传记的范围。到宋代,理学家将《孟子》列为“四书”之一,由子入经,阐发其心性哲学的意蕴,这得到蒙文通的认同。并强调,治经学这门学问,其宗旨在于明道,而明道则需要按照由明注、明传、明经,到明道的步骤,一步步进行,最后达到明道的目的。如果只是停留在前三步的阶段,即只明注、明传、明经,而不能明道,那就不能做到造诣高深的学问,仅仅是一个一般的经师而已。
从“因经以明道”出发,蒙文通对由明注到明传、由明传到明经、由明经到明道的步骤,作了具体的阐发。他说:
经学由散漫无纪的考订名物训诂,进到刘逢禄、张惠言这一般人,能够专明一家,有的讲虞氏《易》,
有的讲何氏《公羊》,有的讲马、郑《尚书》,有的讲贾、服《春秋》、《齐诗》翼氏、郑京氏
《易》、毛氏《诗》、郑氏《礼》、今文《尚书》,这真是进一步了。但是这一层只是讲明训注罢
了。到了后来胡培翬疏《仪礼》,注有错处,还是一一辩证。讲何氏《公羊》,有人据《传》来破
《注》,能够专明一家,又不墨守,明《注》又能破《注》,这真是又进一步了。这一层算是明《传》
了。传记既已经明了,那便自然要进一步去明经,这便是井研廖先生的独到处。所以刘申叔称他“魏
晋以来无此识力。”廖先生是先讲明各传家法后,再通讲各家、折衷三传,只拿《春秋》作主来讲。
我们看到前代也有许多只讲《春秋》的,却何尝明通三传,也有明通一传的,却不能据《经》正
《传》。廖先生折衷三传来讲《春秋》,这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快事了,岂不是到这里要算更进一步吗!
但是,经里边究竟说的是什么?究竟为的是什么?只是区区明家法、通条例便算成功了吗?这便不能不
更进一步,由明经进而明道〔16〕。
指出治经学由散漫无纪的考订名物训诂,进到明训注的一层,这是进了一步;由明训注再到据传破注,专明一家,又不墨守,明注又能破注,这又进了一步,达到明传的一层;由明传再到明经,即在传记明的基础上去明经,据经正传,如廖平先讲明各传家法,再折衷三传以明《春秋》,这就是由传明经;由明经出发,探究经里边究竟说的是什么?其宗旨如何?不能仅仅停留在弄清经文的家法、条例,还必须更进一步,探讨经文中蕴藏着的道,“由明经进而明道”,这才是治经学的宗旨和最高目标。
与此相关,在义理与证据的关系上,蒙文通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义理与证据不偏废。他说:“徒言义理不足以振其颓,必以证据济之,以引文明者为高说。”〔17〕重视以证据来论证所言的义理,强调说理要有充分的依据,以引文明为立论的基础,即作为论据的引文要有明白的出处,为所论证的义理提供可靠的事实材料的依据和保证,并以此为“高说”。虽然蒙文通重视证据以说理,但如果仅有考据,而不言义理,也是蒙文通所反对的。他说:“义理与证据不偏废,于宋亦然。学至清世,然后有纯工考据之汉学,此学术之衰也。”〔18〕蒙文通所主张的是义理与证据相结合而不偏废,但单纯去从事考据之学,而不讲义理,如清代乾嘉汉学那样,也是他所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