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古文经学

　　在西汉末以前,并无所谓今古文之争的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东汉古文经学产生于西汉末年,其创始人为刘歆。他自称了解《古文尚书》、《逸礼》等古文经典的来历,即秘府所藏的古文经典出自孔壁,由孔安国献于朝廷,藏于秘府,而刘歆校书时发现了它们,将其传出,并了解它们在民间的传授情况。又整理《左传》,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奏请把《周官》列之于经,改为《周礼》。刘歆于西汉哀帝时,要求把《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等古文经立于学官,遭到太常博士即今文博士的反对,未被朝廷采纳。王莽执政时,古文经学得到支持,得立于学官,不久即废。但古文经学在不断流行发展,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杜林、卫宏、郑兴、郑众、贾逵、许慎、马融等,都是很有影响的古文经学大师。廖平认为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认为东汉初以前十四博士皆为今学,同祖《王制》,道一风同,并无古文经学可言;而古文经学所宗的《周礼》专条,全出刘歆之伪。刘歆作伪的目的,在学术上是为了报复经学博士,在政治上则是为迎合王莽篡汉[3](P118-119)。康有为亦以为古文经学的典籍《周礼》、《古文尚书》、《毛诗》、《左传》等均是刘歆作伪的伪经,刘歆作伪是为了用经义助王莽新朝篡汉,故将自己批评刘歆的著作名为《新学伪经考》。该书不守经师家法,而以考证、辨伪见长,其见解主要包括:一是认为所有古文经典,甚至古文本身,皆属伪作;二是认为无论古经、古字之伪,皆出于刘歆一人;三是认为刘歆伪学,首推《周官》,盖以“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四是认为刘歆伪作群经,《左传》开其先河,继之以《乐经》、《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费氏易》与《论语》、《孝经》为最晚出,又以古经出于古文,自必先伪造古文①。

　　蒙文通对其师廖平及康有为等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古文经决不会尽是刘歆伪造。他说:

　　近代的今文家都说古文是刘歆伪造的,何至如此!不过古文到了刘歆,他想把古文振兴起来,他借着王

　　莽的势力,把古文经传通通立在博士,征聘天下通知佚经古记的人,前后数千,让他们都住中央廷中去讨

　　论……古文与王莽、刘歆的关系不过是如此,决不会尽是刘歆伪造的。这一部分书,从汉武帝起,已经

　　在经师间讨论了,但是当时何以会完全排斥不用,其中也自有个原故。凡是《周官》、《左传》、

　　《毛诗》、《古文尚书》这部分书,都在河间献王那里……《佚书》、《佚礼》、《周官》、《左

　　氏》、《雅乐》等,献王一齐都向武帝进献去,武帝把这几种书訾议了一阵子,便一齐藏之内府,不要人

　　讲。[1](P15-16)

　　可见在古文经是否为伪的问题上,蒙文通与其师说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他不同意廖平、康有为等近代今文家关于古文经是刘歆为了迎合王莽篡汉,“饰经佐篡”而伪造的观点,认为古文与王莽、刘歆的关系不过是刘歆为了振兴古文,借助王莽的势力把古文经传立在博士,并前后征聘了数千知晓佚经古记的人集中起来讨论,亦依照石渠阁会议的作法来“正乖谬、壹异同”,其结果大概是古文家占了胜利,所以古文经决不会尽是刘歆伪造的。他认为这部分古文经书,从武帝起就已经在经师中讨论了,河间献王曾把所收藏的《佚书》、《佚礼》、《周官》、《左氏》、《雅乐》等古文经书进献给武帝,只不过武帝不喜欢这些书,将其一齐藏于内府,所以诸儒莫得其知。蒙文通并分析了古文经书之所以藏之秘府,而遭排斥的原因。他指出武帝忌刻献王,是古文经书遭排斥的原因,也是古文学被排斥的原因。他认为古文学的内容是在献王时由古史、孔壁的佚经、散在民间的经传结合而成的。因为献王把组成古文学的典籍一齐集合到河间来,后遭武帝排斥,献王收集的古文经书也遭排斥,一同失败。但古文派并没有消失,而是结合起来同博士反抗[1](P16)。这即是古文学结合的缘起。蒙文通强调,古学的结合,当然是起自献王,其目的在于认定古文学在献王时已有,其经书在献王时已献给武帝,所以不能说古文学到了刘歆、新莽时才有,而古文经典是由刘歆所伪造的。他以此否定了近代今文家关于古文经是为迎合王莽篡汉而由刘歆所伪造的观点。在这里,蒙文通关于古学派结合起来与博士抗争的观点,与他本人后来所言古学由刘歆所创立的观点有些出入。在《经学抉原》写作时,蒙文通说:“刘歆之创立古学,发端于《左氏》,归重于《周官》。方其初起,尚近今文,后乃益去而益远。”[1](P78)认为古学乃刘歆所创立,这与他在《经学导言》所讲的有所不同。

　　虽然蒙文通肯定刘歆创立古文学的贡献,但对刘歆所言古文经典出自孔壁,由孔安国献于朝廷并藏于秘府的说法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种说法是刘歆挟古文以自重:

　　至孔壁得《逸书》十六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兒宽受学于孔安国,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皆出于宽,

　　则 壁中《尚书》、《礼经》,古文家见之,今文家固亦见之也。刘歆必曰:“天汉之后,安国献之,遭巫

　　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藏于秘府,伏而未发。”然《史记》终于太初元年,而《儒林传》已言“安国至

　　临淮太守,早卒”,是安国已卒于太初之前,乌得天汉之后,巫蛊祸起,而安国尚于时献书,此刘歆曲为博

　　士不见壁书全经之说,而挟古文以自重也。[1](P70-71)

　　即是说,孔安国得到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时在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逸书》十六篇等古文经书,以今文读之,兒宽曾受学于孔安国,其后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书》学皆出于兒宽,如此,蒙文通认为壁中经书,古文家和今文家均见之。但他认为刘歆所说的武帝天汉之后,孔安国将壁中书献给朝廷,遇巫蛊之难,未及施行,将其藏于秘府的说法却不可信。这是因为,《史记》所记,终于太初元年,而孔安国在太初之前已卒,不可能在天汉之后的巫蛊祸起之时还能献书。蒙文通认为,这是刘歆以博士未见壁中书,而挟古文经书以自重而已。然鲁恭王得孔壁古文的记载见于《汉书》,而不见于《史记》本传,故引起后来学者的怀疑。对此,蒙文通称,古文之学以有壁中佚经而兴,但他对孔壁古文佚经不甚看重,原因在于佚经并未被古文学者所传,而古文学大异于今文学的地方,正是在于其独宗《周官》和《左氏传》,然而这两部书却不出于壁中。壁中古文据《汉书·艺文志》所言,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如果说孔壁佚经真有足以为古学之根据的经书,古文家难道不传它吗?既然孔壁中没有最具古文学学派特色的《周官》和《左氏传》两书,那么就可知孔壁古文实非贾、郑等古学家之所本,虽然在汉魏之交,其壁中古文犹存,但刘歆以后的古文经学,其所据以立义的经书,自然不是壁中古文佚经,而是《周官》、《左氏传》等其他经书了[1](P72)。结合上面蒙文通所说的河间献王搜集古史、孔壁佚经、散在民间的经传,并把所收藏的《佚书》、《佚礼》、《周官》、《左氏》、《雅乐》等古文经书进献给武帝,武帝将其藏于内府。河间献王所收藏的古文经书倒是包括了古文学所独宗的经典《周官》和《左氏》,这倒可以弥补壁中古文佚经之不足。

　　除肯定古文经学为两汉经学之一脉,反对将古文经说成是伪造的外,蒙文通也对古文经学的流弊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从史学言之,古文学并无大错,但如果站在儒学发展的角度看,则古文经学立而儒道衰。他指出其师廖平的“以今文为哲学,古文为史学”的见解乃为不易之论,如果以史学的角度看,贾逵、马融等古文经师亦无大的过失;然以儒学发展的眼光看,则今文经学已远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又何况古文经学呢[1](P147)!由此,蒙文通直把儒学微丧的原因归咎于汉代经学,认为西汉今文经学起,使得儒学衰微;至东汉古文经学立,更使儒道丧。在蒙文通看来,先秦孔孟之学,乃是儒学;而今文章句之学,则为经生之术;至于古文训诂之事,只能算史学。如此“破碎大道,孟、荀以来之绪殆几乎息矣……自儒学渐变而为经学,洙泗之业,由发展变而为停滞”[1](P146)。为了纠正汉学这种儒道丧、微言绝、大义乖的流弊,蒙文通主张超越两汉,上溯周秦以广其学,而不能以章句经训自限。

　　在对汉学流弊的批评中,蒙文通既指出先秦儒学与汉代经生之学的差异,更于两汉经学中,集中批评了东汉古文经学,正因为古文经学惟以训诂考证为学,才使得孔氏儒学晦而不明。他说:“晚周之儒学,入秦汉为经生,道相承而迹不相接。孟、荀之术若与伏生、申公之业迥殊……而古文家因之以兴,刊落精要,反于索寞,惟以训诂考证为学,然后孔氏之学于以大晦。道之敝,东京以来之过也,贾、马、二郑之俦之责也。”[1](P148-149)认为学晦、道敝是东汉古文经学的过错,亦是贾逵、马融、郑兴、郑众等古文经学家的责任。

　　在对古文经学的批评中,蒙文通还揭示了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缺乏理想。他说:“古文之学,缘隙奋兴。舍传记之博、师说之奥,专事经文,视如旧法世传之史。刊落精要,反于悃?,徒以考证训诂为学。复以《周官》之俦,旧法之史为主,而义以特异。然后儒者之学,于是再变,而道以大晦。故东京之学,不为宏言卓论,谨固之风足尚,而恢宏之致顿消。士敦于笃行,而暗于思究。”[4](P240)客观地指出了古文经学的长处和短处。专心致志于经文的训诂考证,用力至诚,脚踏实地,严谨固守,而敦于笃行,是其长处;但由此以对经书的考证训诂代替对儒道的探究,使得“道以大晦”,而暗于思究,这是其短处。而且,古文学缺乏哲学思辨和政治理想:“自古文之学盛而经术晦、哲学绝,乱师儒之微言于姬周之史迹,凡经训所陈'革政'之义,其为建国宏观、政治理想,体大而思精者,说且不明,安望见之于行事?”[4](P194-195)这些都反映了古文经学的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