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代经学融会百家而综其旨要于儒家　　

　　在先秦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由此共同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蒙文通认为,到了汉代,则是儒家经学融会百家之长而综其旨要于儒家,取代诸子百家而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他说:“战国诸子百家都各有其精深独到的理论,但百家争鸣的结果,到汉代是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儒家能战胜百家而取得独尊地位,当然绝不偶然,这应当到当时儒家———主要是今文学家的思想内容中去找原因。……儒家(今文学)之战胜百家,就在于它汲取了百家之长。”⑤认为汲取诸子百家的长处是汉代儒学之今文学战胜百家而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原因。由此他提出汉代经学融会百家而综其旨要于儒家的思想,这也是他经学思想的重要见解。

　　蒙文通是在倡鲁、齐、晋之学,以地域分今、古和破弃今、古家法而宗周秦儒学之旨的基础上,于1944年在其所作的《儒学五论》中提出汉代经学,尤其是“先汉经说”乃融会百家之学,出入“六经”,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这一思想。认为宗儒(家)之学取代宗道(家)之学是汉代学术发展的趋势,汉代新儒学不仅超越诸子学,于百家之学、“六艺”之文,弃驳而集其醇,从而集其大成,而且其学有优于孟、荀之处,发展了先秦儒学,给汉代新儒学以比较高的评价;并认为今文经学是东汉以下思想的根本,“先汉经说”不仅是子史之中心,而且亦是中国文化之中心,充分肯定西汉今文经学的历史地位。

　　在探讨儒家思想发展的轨迹和汉代“六艺”经传之学即汉代经学产生的原因时,蒙文通着眼于中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从不同思想文化流派的交流融会而产生新思想、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周秦、汉代各种不同思想文化间交流融会的重要意义。在《儒学五论题辞》里蒙文通历述先秦、汉代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之学,互为采获,以相融会而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指出《吕氏春秋》、《管子》书是“汇各派于一轨”,融会诸家思想的产物。至西汉初《淮南子》沿袭之,虽“以道黜儒”,而宗道家,但也杂取先秦诸家学说,并对儒家经典也多次称引。而司马迁则先受到黄老道家的影响,后又返之于儒学“六经”,这些都是不同思想文化流派之间交流融会的表现。正是在这种文化交流融通,相互取长补短的时代背景下,汉代经学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是“汇各家之学,而综其旨要于儒家”的产物。其时,西汉初黄老之学盛行,文、景帝及窦太后皆好黄老之言,尊其术,不任儒者。至后来,宗儒者亦综合吸取诸子之学而益加切于日月。使得宗儒家的经术继宗道家的黄老之学后而渐次兴盛,以至取代汉初黄老之学的地位而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于是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蒙文通认为,董仲舒的学说被汉武帝所采纳,不是偶然的。并指出,儒家“六艺”之文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存在着篇章盈缺、文句异同的现象,未必是经典的原貌,有可能出自后学所定。所以经书与传记可相依互补,西汉时儒家学者对于诸子百家之学和儒家“六经”之文,均作了研究整理,弃驳集醇,去短取长,把儒家学说加以发展,使之更为精妙,不仅超出诸子学,成为汉代的新儒学,而且其思想有优于孟、荀等先秦儒学代表人物之处,这岂是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所能比拟的。直把“先汉经说”,即西汉今文经学,说成是对诸子百家之学的总结,是融会了百家之学,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体现了殊途而同归的学术路向。蒙文通强调,这正是他立论之所在。由此他反对所谓先秦学术卓越,而到了汉代则暗淡无辉的说法。蒙文通认为,汉代经术乃学术之根底,而诸子百家之学则为其枝叶,西汉今文学虽源于先秦儒学,然又出入百氏,反求诸“六经”而得之,集先秦思想之大成。他说:“殆以诸子之义既萃于经术,则经术为根底,而百氏其柯条。支义奇词,胥就董理,诸子之于经术,倘正辩证法发展之谓欤!此则孟、荀儒者之术,入汉而为经生之业,以恢诡无方之诸子,转而为湛深纯一之经术,道之相承,固宜如此。……汉师之所论者亦约也,先秦之所究者则博也。不以今文之旨要探先秦之归宿,则诸子之术散漫无统宗;不以诸子之博衍,窥汉儒之宏肆,则今文之说终嫌于枯窘。故必经与子交相发,而后义可备也。纲条既张,枝叶自傅。举凡西汉之籍,其有事非释经,而陈义精卓者,莫不与纲条相通贯。其导源于诸子之迹,亦灼然可明。诚以今文之约,求诸子之约,以诸子之博,寻今文之博。究于嬗变之迹,立义之由,则本末兼该,而始终之故亦举。所谓出入于百氏,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者,亶其然乎!是先秦以往之思想,至汉而集其成。故后汉而下之思想,亦自西京而立其本。虽后来义有显晦,学有偏精,然其或出入者,为事亦仅。‘六经’之道立,而百世楷模以定。由是观之,先汉之业,顾不盛欤!”⑥

　　作为经学家的蒙文通,此时(作《儒学五论》时)确对汉代经学很看重,而与他以往超越两汉,向先秦讲论的思想有所不同。此时他认为诸子百家之义荟萃于经术,汉代经术为根本,而先秦诸子学仅为枝叶。先秦孟、荀之儒学,入汉后发展为经学。从先秦“恢诡无方”的诸子学演进到汉代“湛深纯一”的经学,是一“道之相承”、辩证发展的过程和“固宜如此”的趋向。蒙文通指出,汉代经学与先秦诸子学各有其学术特点,汉代经学为约,先秦诸子学为博,如果不以今文经学的旨要去探究先秦诸子学的归宿,那么诸子学就会散漫无所统宗;反之,如果不以诸子学的广博去反观汉儒的立意宏大,则今文之说就会枯竭贫乏。所以蒙文通主张经术与诸子交相互发,以经为纲,为本;以子为末,为枝叶。强调西汉经术出入于百氏,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是对先秦以往思想的总结发展而集其大成。并盛赞西汉今文经学,认为西汉今文经学为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立其根本,儒学“六经”之道立,定百世楷模,直为后世所效法。不仅如此,蒙文通还推崇西汉今文经学,把它视为子史之中心,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之中心。他说:“既以先汉经说为子史之中心,亦即中国文化之中心。”⑦对西汉今文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给予充分肯定。

　　以上可见,蒙文通探讨了汉代新儒学之所以战胜百家,而取得独尊地位的原因。认为今文经学汲取了百家之长是其原因。这体现了由先秦儒学到汉代经学发展的过程。强调西汉今文经学“汲取了百家之长”,它是融会百家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自有超出先秦诸子学之处。并结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对先秦儒学加以创新,使统治者逐步接受了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西汉新儒学。这就是蒙文通所分析的汉代儒学之所以战胜百家,而取得独尊地位的原因。蒙文通通过探讨儒家经学与诸子学的关系,来阐发经学既吸取诸子,又超越诸子;儒家经学既是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发展而集其大成,又开后来文化之先导,客观地肯定了经学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性。　　

　　注释:　　

　　①⑥⑦　 《儒学五论题辞》,《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巴蜀书社, 1987年版,第238页,第239—240页,第241页。

　　②　参见《论经学遗稿三篇·丙篇》,《蒙文通文集》第三卷,巴蜀书社, 1995年版,第151页。

　　③　参见《经学导言》,《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第36—41页。

　　④　 《论经学遗稿三篇·乙篇》,《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第149页。

　　⑤　 《治学杂语》,《蒙文通学记》,蒙默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年版,第16—17页。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