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把儒家学说大众化

　　二程朱熹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从时代需要出发,把儒学作为活的、流动的现实人生的体现,通过研究,以发掘、发挥和利用儒学的价值和功能,推陈出新,使之在整个社会得到推广,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程朱对儒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不是把儒学作为书斋里的死的经典,而是把儒学当作活的现实人生的指导,其“道在日用中”,不离政事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致用,发挥儒学经时济世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考据学家与程朱的区别就在于:考据学家从事训诂注疏,其目的是为了考释经书;程朱通经以求义理,目的在于把求得的义理落实到日用践履中去,并向大众推广儒家文化。由此二程把经学实学化,反对空言无实之弊。程颐说:“治经,实学也。”(《遗书》卷一)“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粹言》卷一)强调治经是一种实学,它要求通经以致用,达于政事。如果多学而不能运用于实际,授之政事而不能通达,出使四方而不能独对,那么即使记诵再多,也没有益处。以此反对滞心于章句之末而无所用,并将汉学学风视为学者之大患。这表明二程的实学是作为单纯追求训诂章句的汉学的对立面而产生的,以实学取代空言无实的汉学,是经学发展的必然,实开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之先河。

　　要把儒学落实到日用和社会生活的实处,在推广普及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取得好的社会效果,就须改造传统儒学,使儒学摆脱经学家繁琐释经的束缚,把儒家学说大众化,向民间和整个社会普及,尽可能地提高传播效果,使儒学成为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

　　为达到此目的,二程朱熹既在理论上发展儒学,又从形式上简化儒学,使其走出书斋,向大众民间普及。在这方面,程朱把儒家学说大众化,便于民众接受,做的较为成功。

　　首先,程朱一改治经学的重心,把以“六经”为主,转变为以“四书”为主。“六经”文字艰深,诘屈聱牙,晦涩难读,使初学者却步,尤其难以向民间普及。汉学学者为了弄懂“六经”原义,不得不下大功夫从事考据训诂,以致产生流弊,繁琐释经,白头到老,陷于文字训诂之末而失其本,这遭到了宋学学者的批评。而“四书”则文字易懂,说理明白,便于阐发义理,向民间普及。于是程朱推崇“四书”,把“四书”的重要性和地位置于“六经”之上,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汉唐经学唯“六经”是尊的格局,而且在经典的内容上为发明义理提供了依据,这便于把“四书”之义理推向民间。汉唐经学之所以难以抗衡佛教哲学的冲击,而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回应佛学的挑战,把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吸收改造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除理论建构的重心不同外,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唐经学所依据的经典难以普及大众,深入人心,佛教则乘虚而入,占领市场;而程朱理学所依据的经书则以“四书”为主,便于发挥传播效果,以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普遍的社会效应,这正是程朱把儒家学说大众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其次,除推行通俗的“四书”教育外,朱熹进而在教育领域注意推行普及儒学的小学教育。他在“四书”之《大学》之前,即“四书”教育之前,开设小学教育。朱熹与刘子澄合编了《小学》一书,作为小学教育的教材,进一步把儒学义理通俗化。其内容分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嘉言、善行等篇目,以浅近易懂的文字向学生推广儒家伦理的教育。朱熹又自编《童蒙须知》,增损《吕氏乡约》,注释《孝经》,作《孝经刊误》。这些都成为当时和后世学校教育的内容及教材,与其《四书集注》一起,为普及和推广儒学,使之大众化,发挥了卓有成效的重要作用。

　　如上所论,二程朱熹站在时代的高度,在建构新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把儒学道统体系化,把儒家学说大众化,在继承孔孟,把握儒学真精神,又不拘泥于原始古义和个别思想文字的前提下,结合社会和理论发展的需要,克服传统儒学之不足,吸取其他文化的长处,全面总结、创新、发展了中国儒学,使新儒学不仅成为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而且广泛流传民间,影响大众,成为中华民族全民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