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程朱对中国儒学的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进一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概括:

　　1、把儒家思想哲理化

　　黑格尔等西方学者用近代西方哲学的眼光来衡量,认为孔子思想没有多少哲学,《论语》所讲的只是一些常识道德。排除西方学者的偏见因素外,传统儒学在哲学思辨性上尚有欠缺,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而难以抵挡外来宗教文化的冲击。隋唐时期,佛教盛行,宗教冲击人文,一度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并造成社会危机和理论危机。

　　二程创天理论思想体系,朱熹加以发展,大大提高了中国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程朱在对理、气、道、器、物、心、性、阴阳、体用、本末、动静、已发未发、情、欲、知行、形神、变化、天、命、仁、诚、德等众多中国哲学范畴的内涵及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理论和独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思辨水平,体现了中国哲学鲜明的特点,而与西方哲学形成对照,并超过了同时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水平。

　　在哲学本体论上,朱熹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二程的天理论哲学,不仅在理论的完备性、精致性上有了新的提高,而且以太极论发展了天理论哲学。二程少有论太极,且对图书易学不予重视,朱熹则借鉴吸取道教以图解《易》的治学方法,将其与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之太极说相结合,对周敦颐借鉴道教之图所作的《太极图说》高度重视,作了深入的注解,以阐发自己的太极论哲学。朱熹把太极等同于天理,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即是太极;无极则是形容太极的无形状而言,“无极而太极”即指无形而有理,把宇宙本体之理提高到天下“极至”的高度。并由太极之“理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于万物”(《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即由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五行,五行而万物,推导出宇宙生成,万物演化的模式。将其与邵雍所继承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易传》之太极说统一起来,认为太极之理为一,发见万物则有详略,最终是以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这是在哲学本体论上,朱熹对儒家思想哲理化所作出的努力。

　　在哲学认识论上,程颐提出格物致知说,朱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强调以吾心之知去认识事物之理的“主宾之辨”。在吸取佛教临济宗“宾主颂”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内外结合,以己知彼,通过格物以致其知。这是对中国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朱熹等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强调并重视主体对客体、心对于事物及事物之理的认识。因此,那种贬低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哲学缺乏认识论,缺乏主客体对立的范畴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在认识论这个领域,程朱对提高儒家思想的哲学思辨水平作出了贡献。

　　此外,程朱在其哲学的道论、心性论等各个方面,都代表了当时哲学发展的水平。其深刻的理论、严密的逻辑,给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些方面体现了程朱对儒家思想哲理化的贡献,从而大大提高了传统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和理论思维能力。

　　2、把儒家经学义理化

　　儒家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体,而儒学离不开经学的形式。经学演变至唐代,士人往往在前代注疏的基础上来疏释经书和原有的旧注,普遍采取“疏不破注”和繁琐训诂释经的方法。这种汉唐经学的传统缺乏活力,表明旧的儒家经学已经僵化,已不适应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的需要。

　　于是,宋学学者对笺注经学提出非难,他们抛开传注疏释,直接从经书中发挥新儒学的义理,蔚然形成一代学术新风。学风的转变,标志着宋学的兴起,义理之学逐渐取代训诂之学,成为儒家经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

　　程颢、程颐在庆历以来疑经惑传思潮的基础上,把经学理学化,以义理说经,以天理论道,明确提出“经所以载道”的思想,把儒家经典置于服从于道即天理的位置;批评汉学考据,反对滞心于训诂章句之末而无所用;又在经学的形式和方法上加以革新,以“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作为经学的主体,取代以“六经”为标志的汉唐训诂注疏之学。二程对经学的变革,把儒家经典与理学之义理结合起来,开创了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宋学的崛起和确立。朱熹作为宋学的集大成者,在把儒家经学义理化的过程中,亦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朱熹在二程“四书”学的基础上,以毕生精力集注“四书”,把“四书”结集,集四十年之功,反复修改,逐字推敲,从中阐发义理,撰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把经学与理学相结合,使儒家经学义理化,从内容和形式上改变了经学发展的方向。《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使“四书”的影响超过“六经”,不仅确立了程朱“四书”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主导地位,而且标志着宋学的最终确立。此书亦成为宋以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经书。

　　此外,程朱亦通过注释其他儒家经典,来阐发他们的义理思想。尽管朱熹在治经学的过程中,亦重训诂考释,但其目的是为了明经文之本义,以发明义理,其治经学的最高目标仍在于阐发义理,这是程朱经学的一致处。由此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改变了汉学重考据,轻义理的治经路数,从而发展了儒家经学。

　　3、把儒家道统体系化

　　儒家道统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道统思想的发展,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儒家道统说发端于孔子,孔子提出仁礼之道,并重视“中”的原则。《论语·尧曰》追叙尧舜相传以“允执其中”,舜亦以“允执其中”传之于禹,即尧、舜、禹传之以中道。孟子则明确提出仁义之道,把仁义二字连用,并初步提出了圣人之道相传授受的谱系。董仲舒认为尧、舜、禹相传共守的是同一圣人之道。韩愈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著《原道》,明确提出儒家圣人之道传授的谱系,认为自孟子以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一脉相传的儒家圣人之道失传,而以自己为孟子继承人自居。这对宋代理学道统论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韩愈着重从形式上提出了道统说,而对道统哲学理论上的论述尚不足,也未把道统说体系化、系统化。这为后世发展儒学道统论,以对抗佛教的传法世系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程吸取韩愈的道统思想,以继孟子之后,得不传之绝学自居。其对道统之道的理解,比韩愈更深刻,道不仅是道统传授的内容,而且成为与天理等同的宇宙本体。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命题,变韩愈单纯伦理型的道统为理学哲理型的道统,从而确立了理学道统论。

　　朱熹继承二程,进一步把儒学道统体系化。从形式上讲,朱熹系统梳理了道的传授统绪,指出道统始于伏羲、神农、黄帝,而尧、舜、禹相传,其后成汤、文、武作为君王,皋陶、伊、傅、周、召作为大臣接续了道统之传。至孔子有德无位,而继往圣,开来学,有功于尧舜之道的传授。孔门弟子颜、曾亲得其传,又由曾氏传之子思。子思作《中庸》,体现了孔门传授心法,使道得以载之于此书而不泯。子思传孟子,孟子没而道统中断而失传。尽管在孟子死后一千多年时间里,汉唐诸儒未能接续圣人之道,但朱熹认为,由于道载之于《中庸》等儒家经典之中,二程兄弟以此为据,才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有时朱熹在二程之前加进周敦颐,将周作为道统的传人。朱熹本人也自命继承道统。自此,道统的传授,经朱熹详尽阐述,而成一完整的系统。朱熹并首创“道统”二字,从形式上完善了儒学道统说。

　　从内容上讲,朱熹亦丰富完善了道统的思想理论体系。他建构精致的道的哲学,以道为形上之天理,提出道兼体用的思想,由此提高了道统之道的哲学思辨性,这是从内容上对儒学道统论的发展。朱熹明确提出“十六字心传”的思想,以超越时代的心传体现道统的传授。在朱熹看来,《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传心诀与《中庸》体现的“孔门传授心法”是相通的,是以义理之心即道心为标准,随时而为中,通过心心相传、领悟,把圣人之道传授下来。朱熹并把道学与道统相结合,赋予道统论以时代精神的新义,这使道统思想广泛影响思想界和整个社会,得到广泛的流传。

　　二程朱熹在把儒学道统体系化的过程中,把帝王统道转变为儒者统道,其道统中没有周公以后历代帝王的地位,因而具有对抗君权的意义,发展了荀子“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