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朱熹对二程洛学的发展

　　朱熹闽学对二程洛学既有继承吸取的一面,亦有创新发展的一面。因其发展创新,故闽学与洛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同时反映了程朱之学由洛学向闽学不断发展、日益完善的趋势。

　　1、对天理论和道统论的发展

　　以理为宇宙本体,将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统一于天理,这是程朱之学共同的本质特征。然而,朱熹又从思想主题上发展了二程的天理论哲学,把天理至上的原则贯彻到其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构筑起中国哲学史上最完备、最缜密的理本论哲学。朱熹对二程天理论哲学的发展表现在他吸取并改造了张载哲学的气论,否定其气本论,而吸收了其气化论。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理气关系为框架,对气及理与气的关系展开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以理为宇宙本体,以气为构成万物的材料的理本气末的思想。强调理气不离,理本气末,理气虽不分离,但理为本,气为末,二者是本质与从属的关系,而不是互相独立、平行的关系。因而朱熹的理气论不是所谓的理气二元论哲学,而是理一元论的理本论哲学。这是对二程天理论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此外,在理与太极的关系上,朱熹提出太极即理的思想。这既是对周敦颐濂学的吸取与改造,亦是对二程天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朱熹不仅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论,而且加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他推崇周敦颐,把周敦颐抬高为道学的创始人,认为他上继孔颜圣贤之道,下启二程兄弟,其传道之功为孟子以来所仅有。经朱熹宣扬,周敦颐在道统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朱熹继承二程道统论中关于超越时代的心传思想,并受到二程以天理人欲区分道心人心思想的影响,于《古文尚书·大禹谟》中,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个字详加阐发,以发明圣人传心之旨,把传心与传道结合起来。这为理学家所看重,被称之为“十六字心传”,经朱熹阐发而流行于世,并在道统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既在理论内涵上发展了二程的道统思想,又在形式上首创“道统”二字,把道与统二字连用。并推广道的传授谱系,将道统上溯至上古伏羲、神农、黄帝等中华文明的发祥者,经尧舜、孔孟等圣贤的相传授受,至汉唐中绝,而由北宋周敦颐、二程接千年不传之绪,将圣人之道弘扬开来。而朱熹又自称继二程之后而得其传,逐步形成完整系统的传道谱系。这是对二程道统论的系统化、体系化,密切了道统与道学的联系,从而发展了二程的道统思想。

　　2、对二程心性论的发展心性论是程朱之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重要理论。

　　在二程的心性论中,心是主体与本体合一的范畴,而提倡“心即性”(《遗书》卷十八)的心性一元说。朱熹则明确把心与性、主体与本体加以区分,认为心是认识论范畴,兼有伦理学的意义,而不是超越的宇宙本体。把二程的心性一元说向心性二元说方向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朱熹心性论的特点。在理本论的前提下,朱熹突出心的主观能动性和心对于性情的主宰,通过发挥人心的主观自觉,来强调平时的道德修养与临事按道德原则行事的一致性,把人的道德本性和情感情欲置于理智之心的把握和统御之下,既看到心性的密切联系,又强调心性的区别。朱熹先接受后放弃程颐心为已发的观点,提出性为未发,情为已发,而心兼未发已发,即心兼性情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内容,亦是对程颐思想的改造和发展。

　　3、对二程经学的发展

　　朱熹不仅是经学史上宋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中国最著名的经学家之一,为中国经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朱熹对二程经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除继承二程重视对经书义理的阐发外,又吸取了汉学训诂考据之长,把阐发义理建立在弄清经文本义的基础上。由此朱熹重考据训诂,以义理为标准从事经书辨伪工作,其目的在于通经以求理。朱熹以阐发义理作为治经学的最高目标,这与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家划清了界限;朱熹又重视训诂辨伪工作,这不仅开后世考据辨伪学之先声,而且是在宋学内部扬弃宋学讲义理而忽视经文本义的流弊,从而发展了宋学。

　　朱熹在组成其经学的各个领域,如易学、“四书”学、诗经学、尚书学、春秋学等都程度不同地发展了二程经学。由于朱熹在重视“四书”,以“四书”为主、为先的前提下,仍对“六经”等经典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不少方面发展了二程经学。即使在易学这一程颐重点研究的领域,朱熹也在吸取其义理易学的基础上,重视对《周易》本义的探讨,并把易学之义理、图书、象数、卜筮结合起来,分别吸取了邵雍的象数易学和程颐的义理易学,亦综合创新加以发展,从而集宋代易学之成。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程氏易学的丰富和发展。

　　朱熹对洛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由此把二程洛学发扬光大,确立了程朱之学。可以说,由洛学到闽学的发展过程,正是朱熹集宋代理学及宋学之大成,程朱理学思想体系日益丰富、成熟、完善,更为精致,更富于哲学思辨性的过程,亦是对中国儒学的发展,从而达到了中国儒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