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王弼易学的扬弃和发展
程颐从易学义理派的立场出发，对王弼易学尽黜象数，以义理解《易》的观点表示赞赏，并教人读王弼的 《周易注》，但却反对王弼以老庄的思想来解释易理。也就是说，虽然王弼与程颐同属易学中的义理学派，但程颐倡导的义理却与王弼主张的义理不同。程颐倡导的义理是新儒学的义理即理学的天理，而王弼主张的义理则是老庄、玄学的义理。就其都反对汉易之象数学而言，双方的易学同属于义理学派，具有相似性；就其各自主张的义理有别而言，双方的易学又具有差异性，各自代表了易学中不同的义理学派。
由此，程颐对王弼易学加以扬弃，既吸取其以义理解《易》的观点，又批评其以老庄思想说《易》的倾向。他说：“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二程集》第 ! 页，《程氏遗书》卷一）正因为王弼以老庄思想解《易》，所以程颐指责其“不见道”，即未见孔子之道，对孔子赞《易》时所阐明的天地之道未能掌握。这表明程颐所理解的道与王弼易学的指导思想——— 老庄之意相互区别。
程颐认为，在易学的传授过程中，在孔子之后，易道失传，不仅汉儒不知其意，未尽其道，而且王弼等也只是以老庄思想解《易》，未得其道。有鉴于此，他下工夫作 《易传》，企图明易道于孔子千年之后。他说：“自孔子赞《易》之后，更无人会读《易》。先儒不见于书者，有则不可知；见于书者，皆未尽。如王辅嗣、韩康伯，只以庄、老解之，是何道理？某于《易传》，杀曾下工夫。如学者见问，尽有可商量，书则未欲出之也。”（《二程集》第 374页，《程氏外书》卷五）指出汉儒易说不得孔子之道，固不待言，就是王弼和东晋玄学家韩康伯虽然以义理解 《易》，也只是以老庄的义理解之，仍与孔道不同。为了使圣人之道复明于后世，程颐力倡新儒学的易学义理之说，以排除老庄义理对易学的影响，这在易学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程颐对王弼以老庄解《易》倾向的批评，同时表明他与流于道教，以图解《易》的周敦颐的治《易》路数不同。二程兄弟均未直接提过从师于周敦颐，并且在要求学者所读的易说文字中，也不包括周敦颐的易说。而且，程颐不讲太极图式，并把周敦颐的易说归于“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之列。程颐对寻流逐末，流于术家的象数学如郭璞等的批评，应该说与周敦颐的易说相关。但后世朱震、朱熹等过分强调周敦颐对程易的影响，而忽视双方易说的差异；过分抬高周敦颐在易学史和理学史上的地位，恐与历史实际不尽符合。
程颐对王弼以老庄解《易》的批评，以及未认同周敦颐以图解《易》的方法，说明他力图消除老庄道家及道教对易学的影响，从而把易学的发展纳入以新儒学的义理解《易》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宋易义理学派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宋代理学的发展。
程颐对王弼易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程颐以理解 《易》，提出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二程集》第%!& 页，《易传序》之说，不但解决了自王弼以来易学中的体用问题，而且以理事关系言体用，为宋代理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王弼以义理解《易》排斥象数占算、阴阳灾变的成分，将《周易》视为一部明理之书。程颐以天理解之，进一步发扬了这个传统，视《周易》为穷理尽性之作，认为天地万物之道包含在其中。虽然王弼从体用的角度诠释了 《周易》，但并不十分成功，他以有无关系言体用，“无”为有形物之本，尚没有达到体用相即、即体即用的高度。宋代邵雍、张载等对此问题也作了探索，但最终由程颐明确提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较为完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就易学而言，是指理与象的关系，理是体，象是用，象在体中，所以叫 “一源”；象为显，理为微，理通过象来体现，理象结合，所以是“无间”。就哲学而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则是指理事关系，万事万物本备具于万理之中，事事皆有其理，但至微之理又通过至著之事、象来体现，尽管理为本，但体用无先后，体即用，用即体，体用相即，理事无碍。程颐的这种体用相即的思想是对王弼易说的发展，使儒家学说进一步思辨化，对理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参见杨东：《王弼易学与程颐易学的比较研究》，四川省社科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2002年 )5月）“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不仅对宋代易学影响甚大，而且对宋代理学和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体用、显微区分理象，又将二者融为一体的哲学意义在于，整个宇宙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都可用易学的体用显微关系来概括。体用一源的前提是体用二分，以理为本。在程颐的哲学体系里，体代表理的世界，用代表现象世界，引申为气即物的世界，这就构成程颐理论哲学的基本筐架。其理气关系说是对中国古代本体论哲学的发展，亦是对王弼易学体用论哲学的发展。朱熹哲学正是沿着程颐的这一路子走下去，建立起逻辑严密的理本气末论哲学体系，从而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 确立了宋易之义理学派
有宋代易学，大抵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亦有心理易学和以吏解 《易》者），其象数派又衍出图书之学。象数派渊源于汉易；义理派深受《易传》以哲理注《易》的影响，而起于魏王弼。《四库提要易类》对宋代易学有所评论：
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礻幾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
指出宋易之象数派发端于汉代，由京房、焦延寿和宋代的陈抟、邵雍传其说。皮锡瑞认为，这一派是“《易》之别传”*《经学历史》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2 月版，《经学变古时代》，第 228页,。而宋易之义理学派发端于魏世王弼，宋代的胡瑗、程颐传其说，再变为李光、杨万里之易说。皮锡瑞认为，“程子不信邵子之数，其识甚卓。《易传》!程传" 言理，比王弼之近老氏者，为最纯正。”!《经学历史》八，《经学变古时代》，第 229页" 即认为宋易之程颐义理一派言理不信数，既比象数一派所见卓识，又比言义理而说以老庄的王弼为纯正。可见宋易之象数和义理两派的渊源与划分，由来已久。
所谓易学之象数派，起源于汉代。汉人解《易》，离不开象和数。象指卦象 !包括卦位" 和爻象 !包括爻位"，即 《周易》之六十四卦和每卦之六爻所象之事物及其位置关系。数指阴阳数和爻数，即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六爻之阳位当阳爻，阴位当阴爻，这是“当位”，或曰“得立”，否则是“不当位”。《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象、爻象与阴阳奇偶之数的合称便是象数。汉代之今文易学，偏重于象数，西汉初周王孙、丁宽等承习先秦卦变、互体等旧例以讲象数；其后焦延寿、京房等讲阴阳灾异，使象数学流于礻幾祥吉凶之术；至宋代陈抟、邵雍又发展为先天象数之学。刘牧推崇《河图》、《洛书》，以讲河洛之学闻名；李之才讲卦变说，属图书学派；至周敦颐讲象，以图解易，作《太极图说》；邵雍则讲先天象数学，精于数学，著《皇极经世》，以《周易》六十四卦的推衍，说明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即已存在的先天图式，以先天学来源于先天图，为心法，认为 “心为太极”，万化万事生于心，把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归结为象、数的演化过程。
所谓易学之义理派，虽起于三国魏名士王弼，然《易传》以哲理注《易》，以及汉代古文费氏《易》对义理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易》本为卜筮之书，王弼注 《易》，独宗义理，一扫术数，倡 《周易》之义理学。但王弼尚玄学，其义理杂有老庄思想。义理学发展至北宋，胡瑗作《周易口义》，孙复作《易说》，石介作《徂徕易解》，李觏作《易论》，推阐义理；后程颐著《易传》，阐发义理，成为宋易义理派的代表。程氏易学重理而轻视数，他虽与邵雍同里巷居多年，世间事无所不论，然未尝言及数。但程颐也不完全排斥象数，只是把象数作为 “末”和 “流”，纳入义理的包容之中，不得离义理而专言象数。程颐在《答张闳中书》中批评了 “义起于数”、“理源于数”的象数学观点，他将象数作为“末”和“流”，从属于义理之 “本”、“源”之中。以义理为本，以象数为末，这是以程颐为代表的宋易之义理学派的基本观点。
程颐继胡瑗之后，确立了宋易之义理学派。在扬弃王弼易学的基础上，发展了易学之义理学，使儒理取代玄理，成为易学之义理发展的主流。并把易学与理学紧密结合，大大丰富了易学哲学的内涵。程颐通过对《周易》的解说诠释，以思辨性的哲学论证新儒家伦理，促使当时的学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