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朱熹的文学与美学

　　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董金裕教授撰《从〈观书有感〉二首看朱熹的哲理诗》一文,指出朱熹除了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以外,更兼具诗人的身份,他的诗作数量较之一般以诗闻名的文人并不逊色,而且其内容也颇多可观者。认为朱熹以兼具理学家与诗人的身份,每每将其所体悟到的哲理寄托于吟咏之间,而流下了不少可供玩味的哲理诗。吾人在品鉴之际,既可欣赏到其辞藻之美,又可体会到义理之深,更可以感受到他亲切、活泼的一面。董教授指出,在朱子的诗篇中,说理议论与抒发情性之间究竟仍有距离,因此朱熹的哲理诗,如果说理意味较重,则不免失诸显露而少其趣。所幸,在此两难之间,朱熹仍能骋其笔力,而为我们留下有如《观书有感》二首般既具有理趣,又生动巧妙的佳篇,而为后人所争相传诵,并深受启迪之益。

　　政治大学哲学系教授曾春海通过论诗文与生命情性、和乐与生命情性的和谐感通之美、朱熹诗作中的情理生命美感等方面阐述了朱熹的生命美学。指出由于朱熹的学者性格及严肃的道德要求,留给世人道貌岸然的刻板形象,事实上,朱子写过文论、诗论、乐论(琴律说),雅好作诗、作画、弹琴,更喜欢游山玩水,亲近自然、崇尚纯真的无限美好风光,沉醉于自然美中。故曾春海教授由朱子的文论,对诗、礼、乐的意态及诗作来剖析朱子的美学思想、审美意识及可能的生命美学,期能开显朱子与朱学较鲜为人知的另一向度。

　　四、关于朱熹的经学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在他的《朱注〈论语〉的商榷》一文中,认为朱子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家擅长的是厘清概念、设定判断与建构系统。但是,哲学家在“注解”别人的思想时,往往容易受制于自己的观念架构,表现“六经皆我注脚”的反客为主的情况。朱子对《论语》的注解就有类似的问题。傅教授具体通过对“天”与“人性”这两个概念进行剖析,对朱注《论语》提出商榷,认为朱注《论语》在不少方面有违《论语》本义,有些“残不忍睹”。诚然,如站在理解《论语》的立场而言,应如傅教授所说。然如果你要理解朱熹本人“四书学”之关于《论语》的思想,则须以朱注《论语》即朱熹的注解为主。毕竟朱子经学在求经文本义与阐发义理产生矛盾时,是以阐发义理为主,而对经文本义有所不顾。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指出,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标志着以“四书”为主体的新经学体系的成型。朱熹之所以用毕生精力研治“四书”,完全是由于以他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为了复兴儒学、重振儒家人文信仰的根本任务所决定的。朱教授认为,朱熹所撰的《四书章句集注》所以能够代表着一种新经学形态,确实是由于这部书具有许多以往经学史上所不曾有的新的范畴、新的观念、新的解释方法。朱熹将他的理学思想体系与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注疏成功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借助于“四书”中的许多思想资源才得以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四书”在经过新的诠释后,获得了新的知识学意义。这样,能够使理学思想与“四书”经学相得益彰地发展起来。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蔡方鹿认为,以往学术界对朱熹经学的研究,虽也取得了一些具体的成果,以至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但比较而言,对朱熹经学作分门别类的具体研究多,把诸经融会贯通成一个整体的综合性研究少。由于朱熹经学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其他思想往往是在对经学的研究和阐发中提出来的,故研究朱熹而不及经学,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有一些学者对朱熹经学的某一经或某一部分虽作过个案研究,也不乏深刻的见解,但没有把诸经学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故未能揭示朱熹经学之特征及其在朱熹整个学术思想中的地位,这影响到对朱熹其他思想乃至对朱熹整个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也有少数学者对朱熹经学作了综合性的研究,并提出一些灼见,但真正对朱熹经学作出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的只是个别,尚有进一步深入发展的余地。

　　五、关于朱子学的流传与演变

　　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林安梧作《儒学的转折———从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说起》论文,认为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是阳明所成的定论,但这样的定论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他一方面根据朱子的话语系统,一方面则随顺朱子学的发展而有了一个新的转折,而更重要的,则是他自家对于儒学的体会与转向。林教授并指出,朱子学乃是一“横摄归纵”的系统。相对于此,阳明则为一“纵贯横推”之系统。朱子之“横摄归纵”,指向一根源之总体的确立;阳明之“纵贯横推”,则重在一个人主体的确立。前者重在客观法则性的确立,而后者重在道德主体动源的开发。朱子与阳明代表着儒学的两个大转折。

　　东吴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永在他的《清代朱子学的历史处境及其发展》学术报告中指出,从中国近代思想史之脉络中观察,有清一朝朱子的学术思想依然是传统文化的主干。无论是尊朱阐朱或是反朱诤朱,朱子学耸立其间,集尊崇与毁谤于一身,朱子学皆是旧传统的汇归,新思维的源头。有清一代的重大思潮,如理学批判思潮、经世实学思潮、乾嘉汉学思潮、自然主义思潮;由此而衍生的道统之辨、朱陆之辨、汉宋之辨、虚实之辨,乃至于新辟蹊径而成立的新义利观、新理欲观、新情理观。从康雍之世到乾嘉之际,下及于嘉道、咸同以至光宣,百家争鸣,诸儒辈出,一一皆以拥朱反朱为终始。针对朱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知识论,黜骘臧否以定取舍。无论是拥朱或反朱,皆内蕴一套新世界观、新价值观,在急遽变化的新时代之生存环境的刺激下,逼显出新思想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