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慎到的“因道全法”,《韩非子·大体》中有较详细的表述:
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故曰:利莫长于简,福莫长于安。这段话据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大体》注说,出于《慎子》外篇。从文义来看,可以代表慎到的思想。这段话表述了“道法自然”,又表述了“因道全法”。
和法的思想相联系,慎到还有势的思想。《韩非子·难势》引慎到的话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屈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这段话与上引《慎子·威德》之文意思一致,代表慎到势的思想。
此外,慎到还有“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他说:“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善尽被下,则不赡矣。若使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而复返于人,不赡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矣。”(《慎子·民杂》)这也是道家“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的原则在政治上的运用。
四、法治和术、势
稷下齐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其政治思想是为巩固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他们的政治思想,中心是法治思想,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叫做稷下齐法家的缘由;还有礼治思想,这是来自儒家的思想。
稷下齐法家的法治思想与慎到等法家不尽一致,他们对慎到等人的“君道无为”加以改造,使其有了较为积极的内容。
稷下齐法家重视法治,积极为法治建立理论根据。他们说:“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有体谓之礼,简物小大一道、杀戮禁诛谓之法”(《管子·心术上》)。在稷下齐法家看来,法就同道、德、义、礼那样,是不能缺少的。他们更着重说明,法是与道直接相合的,所以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他们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同上)。法就像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一样,是不能因人而改变的,因而明君和圣人不能改变法。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为一物枉其法”(《管子·白心》)。所以,法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尊崇它。稷下齐法家还谈到“术”和“势”的问题。他们说:“夫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物利之谓也。”(《管子·霸言》)他们认为,统治者是离不开术的。他们也强调势的重要,说:“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管子·法法》)
稷下齐法家的法、术、势思想,成为后来的韩非子法、术、势思想的滥觞。
稷下齐法家不仅讲“法”,而且讲“礼”。不过他们的“礼”,与儒家的“礼”不尽相同。他们的“礼”是从“道”引申出来的。他们说:“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道者也”(《管子·心术上》)。他们把儒家的“礼”改造成为维护上下贵贱之分的封建等级制,进而又把“礼”与“法”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工具。
稷下齐法家还对慎到等人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加以改造,使其具有了更为充实的内容。他们主张的“君道无为”并不是要君主无所作为,而是要求国君操赏罚大权,以静制动,以虚制实。他们说:“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管子·心术上》)就是说,君主的“静”并不是绝对不动,毫无作为,而是平心静气地观察事物,以发现事物的规律。这是以静制动。他们还要求统治者以虚制实。他们说:“不出于口,不见于色,言无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则,言深囿也”(同上)。统治者无形,就可以装出神秘的样子,就可以吓唬被统治者,使他们感到统治者是高深莫测的,从而可以不费力气地进行统治。这是以虚制实。他们的“臣道有为”是对臣下循名责实,要臣下按自己的职分去行动。
稷下齐法家的政治思想,其目的是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进取意义,因而得到荀子的继承和发展。
五、礼、法和王、霸相结合
荀子继承了稷下齐法家的礼法思想,同时又有所改造。他认为,要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既要靠法,也要靠礼。荀子说:“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荀子·大略》)“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王制》)他认为礼就像自然规律那样,是永恒存在的。他说:“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荀子·礼论》)这样,礼就成了至高无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永恒的原则了。不能够执行这种原则的,就下放当老百姓。他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
荀子礼治兼法治的思想是稷下齐法家礼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荀子也强调中央集权,他主张一国之内,君主必须实行集权,但这种集权要靠“君道无为”才能实现。他说:“国者,君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这是在强调集权。他又说:“天子也者,势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屈,形无所劳,尊无上矣”(《君子》)。天子必须“形至佚,心至愈”,才能“尊无上”、“势至重”。这就是要求天子把权力交给臣下,自己坐享安富尊荣。这是强调“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与稷下齐法家的思想是一致的。
荀子把齐法家的王道、霸道思想也加以发展,提出了重王道兼采霸道的思想。稷下齐法家对王道、霸道论述不多,但基本倾向是王道、霸道并重的。他们说:“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管子·幼官》)。又说:“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贵显而子孙被其泽。”(《管子·形势解》)荀子对此加以充实。荀子认为,王道可以取得天下,因为王道政治以德服人,通过尚贤使能、节用裕民等措施,可以赢得民心,从而逐渐统一天下。这一点与孟子的王道政治有相似之处。荀子还认为,霸道也可以使国家强盛,因为霸道强调以武力服人,但其中也有一些爱民、惠民的措施。但霸道在荀子的思想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主张以王道为主,不得已才采用霸道,霸道政治是次于王道政治的。
稷下学者的政治思想,其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和稷下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致的,充分体现了对立斗争和融合统一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