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大陆儒学的评述
杜维明评论说：儒家受到重大摧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跟其它的文明不同，没有创造出一个精神世界。在文明传统中受到极大批判的，只有儒家。五四运动的时候，学术精英对儒学是全面批判的，但批评得不够深入，因为当时的学者把儒学看得简单了。从近现代第一代研究儒学的人康有为开始，儒学经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西化过程，如对于个人尊严、平等、自由、人权和法制，都经过了痛苦的消化接受过程。现在学术界三大思潮的互动，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新马克思主义，再就是新儒家，这三者的互动关系非常复杂。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最强势的是自由主义，90 年代以来的情况比较复杂，不管你是哪一家哪一派，发掘传统资源已经成为共识。现在国内意识形态的情况令人感到失望，因为声音比较大的还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者的阵地完全不同，只在各自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没有一个相互交流和交锋的平台；而真正的辩论讨论，结果肯定是双赢的。一个自由主义和一个新左翼对谈，新左翼突出正义，自由主义突出自由，这两个当然是大问题。儒学在将来会成为两大阵营的资源。这其中，媒体要扮演一个重要的作用，要创造一个平台，让两者在平台上平心静气的交谈，慢慢地就能谈出问题来了。虽然在论点上，争锋激烈，但在下面都是很好的朋友，要在中国建立起这样一种风气；现在却没有，网上充满了谩骂。（杜维明：《当代中国儒学宗教新走向》，香港《凤凰周刊》2004 年第 26 期总 159 期）
冼岩文章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代表，儒学欲成为中国当代的主流话语，有其优势和可能。作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将文明延续数千年至今的国度，传统文化是中国的一大骄傲。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是与人们的国家认同、历史认同、自我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的，它深深浸刻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血液骨髓之中。这样一种天然血脉相承的东西，易于在观念层面上被普通人接受；时至今日，相对于西方意识形态，执政者也显然更愿意看到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
不仅如此，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认同已经超越国界，延伸到整个全球华人圈和东亚儒家文化圈。由于中国在历史和传统文化方面的积淀太厚重，因此至少在全球华人圈，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自我身份认同仍然息息相关。主张“亚洲价值观”的李光耀说，越南总理范文同曾对他疑忌重重，因为范认为“你们中国人无论出来多久，骨子里总还是中国人”。
中国可以依据传统文化搭设一个平台，以之整合全球华人，在全球化时代，展开全球性的文化竞争，建设一个超越国界的“文化中国”。这不但有利于中国及全球华人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全面参与全球竞争，而且这也可以成为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即中国文化拓广了世界文明的进路，丰富了未来的可能性。儒学虽然具有这种深广的可能性，但是直到今天，它在中国社会仍然居于边缘、沦为弱势，这是历史变迁的结果。
（冼岩：《儒学欲成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优势和难点》，《凤王周刊》2004 年 33 期总 166期）
刘若南指出，从取消祭孔，到政府主导下的民间祭祀，再到官方公祭，这中间的转变耐人寻味。官方公祭乃至出面推广儒学，可能有问题。但公祭本身标志着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态度，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儒家文化被积极纳入政统解读。2004 年 9 月，语言学家许嘉璐、科学家杨振宁、国学家季羡林、哲学家任继愈和文学家王蒙五人发起签署《甲申文化宣言》，他们主张：重新评估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下浮出水面，意义在于，它或许有助于实现观念市场上的均衡。学者当然要研究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和孟德斯鸠，研究希腊民主制度，英国普通法，美国司法审查，但他们似乎也应当研究周易、老子，研究西周的制度和中国古典判例法，研究古代的社会自治。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改变对于传统的心态。不需要人人都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尤其是那种原教旨主义的精神，更是非常不可取的。但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或者可以向我们演示另一种可能性：建设民主宪政制度的努力，并不妨碍我们同情、尊重和复兴传统。（刘若南：《大陆儒学复兴运动》，《凤凰周刊》2004 年 34 期总 167 期）
陈荣照强调，儒家推崇和倡导的政治文明形态、儒学所涉及的有关政治文明方面的思想理论大致包括：一、民主、民本思想；二、行仁政，重视民生，倡富民思想；三、道重于君，限制君权思想；四、德法结合，自律与他律并举。通过以上对儒学与政治文明关系之探讨，可知儒家推崇和倡导的政治文明形态、儒学所涉及的与政治文明相关的思想理论主要有民主、民本思想；行仁政，重视民生，富民思想；道重于君，限制君权思想；以及德法结合，自律与他律并举的思想等，这些政治文明的思想资源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陈荣照：《儒家政治文明理念的透视》“，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四、对儒学进行新诠释
艾皓德分析和评论儒家的情商，认为《礼记》对情的态度和现代情商思想很接近，有正反两种态度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先秦儒家的著作中都存在着。比如“性自命出”，一方面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甚至“礼作于情”，另一方面又说圣人需要“理其情”，君子也需要“美其情”。1400 多年之后，朱熹说“情有善恶，性则全善”，但宋明理学的趋势与先秦诸子不同。在哲学的范围当中，情的地位越来越薄弱了。王阳明虽然十分重视人的内心活动，可是他仍然对“任情恣意之害”、对“恣情纵欲”和“任情任意”都表示忧虑。情在文艺评论的地位一向很重要。《礼记?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孔子诗论》说“乐亡离情”，《大序》说“请动于中，而形于言”，《文赋》说“诗缘情”。（艾皓德《儒家的情商》，“纪念孔子诞生 255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安乐哲主张中国哲学是过程哲学，中国从生生不息的《易经》开始，就是一种过程哲学。我们看这样一段话来证明这个判断。我们看《论语》：“当仁，不让于师。”这个表示什么呢？如果看《论语》，弟子们每次问孔子“仁”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是什么意思？孔子每次回答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对象不一样，教人要注意他们的个体区别，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仁”是孔子自己创造的一个概念，虽然在孔子以前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概念，可是如果问孔子的中心概念的话，那就是“仁”。在《荀子?子道》篇里有一段非常妙的一段话，当第一个学生子路进来时，孔子考他，仁的含义是什么？子路的回答是“仁者使人爱己”。孔子说答对了百分之六十。第二个学生子贡进来的时候，孔子又问他这个问题，子贡回答“仁者爱人”。孔子说，好，对了百分之八十。第三个学生颜回进来，孔子再问到这个问题时，颜回的回答是“仁者自爱”，孔子说百分之百正确。为什么呢？因为“使人爱己”是单向的，“爱人”也是单向的，可是“自爱”是一串的，是爱你跟别人的关系，爱你跟你夫人的关系，爱你跟你的学生、你的朋友等等的关系，所以，这个“自爱”是爱你的关系，而不是爱一个个别性的自我。